李何林（鲁迅研究奠基者）

简介

全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等。

人物生平

鲁迅博物馆

首任馆长

——李何林

白泰华

1904年1月，李何林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城一个贫民家庭，学名李延寿。李何林是他闻名于世的笔名。他是一个靠老师资助才上完小学和师范的穷孩子，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考上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上了两年之后，1926年秋，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国民革命军。主持口试的是沈雁冰。考取后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兵团，在“学兵日报”做编辑。他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受到领导赞许，调到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25师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硕勋，73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周士第，这个团是叶挺独立团改编的。1927年7月，他经李硕勋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之后，他潜回故乡霍邱，和王冶秋等人参与建立了霍邱县地下共产党组织，同时担任霍邱县高等小学校长的职务，秘密做着发展党员的工作。1928年7月，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举行“文字暴动”，贴标语撒传单，全城震惊。身份暴露之后，他不得不避居北平。在北平，他找到了情逾骨肉的好友李霁野。不久，一起参加霍邱暴动的王青士、王冶秋弟兄也来到这里。当时，李霁野和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在鲁迅的组织和扶持下成立了未名社，找到未名社就是投入了鲁迅的世界。这时，一个新的领域引起他的注意——“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他开始潜心搜集和研究“革命文学”论战的资料，辛勤地剪贴抄录，分类编排，终于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那一年他29岁。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是一部和鲁迅有关的书，作者署名李何林。从此，他终生使用这个笔名。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受到鼓舞，他开始全面研究鲁迅，收集这方面的书刊文章。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编著成“鲁迅论”，那一年他30岁。虽然李何林没见过鲁迅，鲁迅却记得这本书，曾几次提起。

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1939年编著成“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思潮论”赞誉“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唯一导师”。邹韬奋接受了这部书稿，并在上海出版。

和闻一多一见如故。

李何林奔波在各地教书，用鲁迅的书做课本，受到学生欢迎。“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7月，李何林来到昆明，这里也是黑云压城，但他没有停止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出任了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

闻一多和光未然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9月，李何林收到老舍一封信，希望文协昆明分会响应总会号召展开募捐活动，救济贫病作家。李何林办事认真，开展了紧张有效的募捐活动。闻一多虽然贵为教授，一家人却难以度日，当李何林接受到闻一多的捐款时，极为感动。闻一多豪放、爽朗的性格使李何林觉得一见如故。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常举办各种集会，李何林与闻一多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演讲。闻一多疾言厉色，有时声泪俱下:“……真正力量在人民。”“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说:“鲁迅对，我们错了……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李何林曾深情地回忆闻一多，“他那目光炯炯、五绺长髯的严肃可敬的英姿，他那简劲有力带有情感的语言，表现了令人信服的内容，鼓舞了千万名群众行动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下充满白色恐怖。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被特务暗杀。15日李何林与闻一多出席李公朴追悼会，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向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闻一多被枪杀。李何林夫妇也被列入黑名单。他回忆说:“有人建议我也进领事馆暂避，我没有进去……我两次冒了危险到美国领事馆和民盟同志们联系，冒着特务的跟踪和逮捕的危险。我一直把闻李二烈士的善后工作办完才离开昆明。”

后来他到了南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请李何林夫妇已完成的目录数少于预期值；出席“南京各界李闻追悼会筹备会议”。他在会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特务暗杀李、闻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行。会议之后，周恩来与李何林夫妇谈话时热烈握手。

宣传鲁迅是何林先生的生活支柱。在岁月跌宕的生活变迁中，他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景仰：磊落博大的胸怀、坚持正义的勇气、耿直慷慨的性格、教书育人的倾心、严己宽人的品德、衣食住行的俭朴。“文革”中，何林先生受到了冲击，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条件研究鲁迅著作。1973年“鲁迅《野草》注解”“内部发行”，两年后公开发行。这是何林先生具有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鲁迅的生平及杂文”也在这一年出版。

1975年，鲁迅之子周海婴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毛主席对关于成立鲁迅研究机构的来信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随后，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对李何林的任命。

1976年2月27日，他成为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这一年，他73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对周海婴说:“我想来想去，让李何林当研究室主任最合适。”周海婴回忆:“王冶秋关于由何林先生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建议，我是十分赞同的。何林先生的为人以及他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我也是历来十分敬佩的。”

何林先生每天准时上下班。他总是说:“工作太多，做不完。”“不能等，不能耽搁。”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事无巨细一抓到底。百务丛集之中，何林先生还兼任着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领域，他是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对学生说:“博士生导师的‘导’是次要的，关键在你们独立钻研。”在病重的情况下，他仍在家里听取博士生汇报学习情况。为了完成鲁迅研究室“八大任务”这个宏大目标，何林先生不顾年迈和眼疾的困扰，逐字逐条审阅文章，就连错误的标点符号也指出来。

他领导和主编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还组织编撰了“鲁迅大词典”，设立了“鲁迅日记”注释组，扩建了鲁迅博物馆，革新了“鲁迅生平展览”。所有这一切，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事实。

何林先生说:“除了想想个人的生活外，还不要太自私，要多为人民着想，多为国家着想，多为人民和国家做些事情，决不做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溜粪的人。”

何林先生堂堂正正，一生清廉，自己的信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和邮资，寄书也是亲自包装之后到邮局排队。

他曾把得了肺病的学生叫到家里开小灶；为出身贫寒的学生订牛奶；把剪下的材料送给学生；他为鲁迅爱好者提出的问题回信解答；为青年作者撰文介绍。“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这一永恒的名言是何林先生终生奉行的座右铭。

国家文物局批准他的请求，准予辞去鲁迅博物馆馆长职务。1987年8月1日，入院第四天，他自知沉疴不起，亲制悼词:“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并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研究用。”

何林先生坦然地面对死亡，在病痛之中开始编选第三本文集“关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他笑着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本文集，整理好了，我就是去见马克思也不怕了。”

如今，他离去已二十年了，而最好的纪念是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延续。

历史贡献

今年是杰出的教育家、学者李何林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首都学界于4月17日在鲁迅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4月17日下午，由鲁迅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南开大学中文系三家联合举办的纪念李何林先生百年诞辰的“李何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

学术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现代文学专家、学者、李何林先生生前的学生100余人对李何林的学术思想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鲁迅研究的贡献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李何林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避居北平，在鲁迅扶持的未名社投身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李何林先生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热情服膺鲁迅思想，学习鲁迅思想，宣传鲁迅思想，历半个多世纪忠贞不渝。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辗转到重庆，在困难的条件下著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总结新文艺的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中国新文艺运动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上个世纪40年代，他一度在云南、台湾等省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业余从事革命文艺运动，后到过解放区，曾担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华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49年3月随校进入北平。7月参加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艺界协会候补理事。后调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参与制定《中国新文学教学大纲》，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立，贡献了智慧和心力。1952年出任南开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是全国高等院校开设鲁迅研究课的先行者。著作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1975年，李何林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创办我国第一所鲁迅研究机构。他领导和主编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和《鲁迅研究动态》等，还组织编撰了《鲁迅大辞典》，扩建了鲁迅博物馆，革新了“鲁迅生平展览”，为恢复鲁迅的历史面貌，坚持鲁迅方向做了大量工作。这其间，李何林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博士，也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何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