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的父亲是政治理论家和作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著有《政治正义性的研究》(Political Justice,1793),《卡里勃·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等;她的母亲是著名的女作家和女权运动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著有《替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等;她的丈夫是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玛丽的母亲在她出生时不幸离世,而父亲也没有给她足够的关爱,但是在父亲以及他身边的知识分子的熏陶和引导下,她依然博览群书,研读许多当时的理论著作。对社会革命和民主运动的认识让她倾向于同情弱势群体,反对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
根据雪莱夫妇和波里道利的日记以及玛丽·雪莱为1831年第三版《弗兰肯斯坦》所写序言,一般认为几人相约写作的聚会始于1816年6月或更早的时间段,小说则于次年5月在几经删改后定稿。1818年1月1日,拉辛顿出版社(Lackington)正式发行了作者匿名的500册《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的首版本,该版于1821年被译为法文。1823年,公开作者玛丽·雪莱身份的第二版《弗兰肯斯坦》面世。1831年,第三版的发行则奠定了今日版本的基础,玛丽在序言中讲述了成书背景并对小说情节进行了修改。在初版到第三版的十余年中,玛丽先后丧子,丈夫珀西·雪莱遭遇船难,好友拜伦病逝,一连串变故让修改后的小说情节更加悲观,自然有时更显残酷,而角色自由意志对命运的反抗也更显无力。
20世纪70年代,伴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构建,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挑战对《弗兰肯斯坦》的传统解读,这让这部小说从通俗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研究视野。艾伦·默尔斯(Ellen Moers)在了解玛丽·雪莱及其母的生育经历之后,在《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中将小说视为一种全新的“女性哥特”,认为它蕴含着女性“生育神话”,体现了作者对出生与死亡的恐惧与思考。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中颠覆性地高度了赞扬玛丽·雪莱的个性并将该小说视作探索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书写技巧的重要文本加以阐释:《弗兰肯斯坦》既成为对弥尔顿《失乐园》中父权诗歌质疑女性的有力回应,也暗含了玛丽·雪莱对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
M.A.戈德堡(M. A. Goldberg)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都赞扬了小说在“美学和道德”层面的意义,称“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讽刺性的对比,即作为可怜守护神的自我认同的加深和作为弗兰肯斯坦的个人意志的缩小。在玛丽·雪莱的这部充满激情的小说中,没有胜利者:成为守护神和弗兰肯斯坦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守护神有一种悲剧性的光辉,而弗兰肯斯坦最多只是一个悲情人物。”
电影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认为书中怪人的遭遇与许多青少年的处境有相似性,将其看作“典型的青少年书籍”,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被那些不关心你的人带到这个世界上,你被扔进一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世界,还有眼泪和饥饿。这是一本由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写的了不起的书。它令人心潮澎湃。”
小说在出版后不久便得到了戏剧家的改编,首部由理查德·布林斯莱·皮克( Richard Brinsley Peake)改编的戏剧《推想;或弗兰肯斯坦的命运》(Presumption, or, The Fate of Frankenstein)于1823年上演于英格兰歌剧院,并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到场肯定。此后,有关这部小说情节内容的剧本改编与戏剧实践一直没有中断,尤其是20世纪后电影技术的发展让《弗兰肯斯坦》得到更多的影视化改编机会,书中的科学家和怪物形象逐渐成为西方恐怖电影艺术中的经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