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中国训诂学家）

简介

陆宗达图集

生平

陆宗达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封建皇朝已近崩溃，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新旧文化处于交替、斗争而又并存的矛盾之中，陆先生幼年时所受的便是一种半新半旧的教育。他6岁附学于伯父的干亲杨家成立的学馆，上午学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部大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下午讲报，用当时宣传革新的《启蒙画报》作教材，主要讲每日时事。可谓子曰诗云、武训办学、辛亥革命兼学并蓄。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忠于职守又讲究气节的文人，对他的童年有很深的影响。9岁时，杨家辞退了老师，他便也离开了学馆。

1914年，陆先生投考当时的新学校师大附小，考的是二年级，学校特准他上三年级。那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由于成绩优异，五年级时他又提前考入四中。四中最早叫顺天中学，此时已改称国立四中，招住校生，开德文课。主课有国文、数学，第三年还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同时开设体育课。在这里，陆先生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影响。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年仅13岁的他参加了街头宣传，并在护国寺演讲时被捕，不久被释放。从“五四”运动起，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陆宗达

1926年，陆宗达通过吴检斋先生认识了黄侃（季刚）先生，当即为季刚先生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于是拜季刚先生为师。1927年冬天，在季刚先生的提议下，他随同季刚先生到了沈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到了南京，和季刚先生的侄子黄焯一同住在教习房。在此期间，他路过上海，两次亲见章太炎先生，得到太炎先生的指导。在南京，他跟季刚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深深体会了治学之甘苦。他在东北，就跟着季刚先生作了整整半年的《集韵》表，夜以继日地伏案填格子，一百来天过了音韵关。到了南京，季刚先生便开始指导他研治《说文》。季刚先生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连点三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对陆先生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陆先生再买一部来点。这样三遍下来，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自然而然懂了。之后，才开始看大徐本白文《说文解字》，学习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就是把《说文解字》里有关一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的头儿上。这种系联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还需要对《说文》十分熟悉。这项工作作下来，陆先生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发生了质变。经过季刚先生严格的而又方法独特的训练，加上他的刻苦用功，使陆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这段时间，他随季刚先生学习经史子集，在诗词歌赋上也受到很多熏陶。季刚先生是一位性格浪漫的人，但在读书上却是一个难得的苦行者。每天白天，他让陆先生陪着他遍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午晚饭时边吃边论学，晚上燃灯畅谈，夜阑方休，之后陆先生回教习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到季刚先生那里，发现季刚先生的桌上已经又有了几卷书，全都密密麻麻批点过了。季刚先生督促学生读书也很严格。除《说文》之外，还让陆先生点《文选》、十三经和诸子，限期极短。记得有一次让陆先生点《盐铁论》，只给了他两天的时间。季刚先生必得等学生点完了，才拿出自己点校注过的书来，让学生过录。他一定等学生读过了书，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后才谈他的看法；时机不成熟时，你问他，他也不开口。季刚先生的学问、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指导学生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方法，都对陆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1年，王玉堂、钱超尘、杨逢春、余国庆、谢栋元、黄宝生、张凤瑞、傅毓钤、王宁等九个学生作陆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就深得这种方法的益处。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使他们一开始就养成了重视第一手材料、勤奋读书和善于继承的良好习惯，打好了通过古人的注疏理解古代文献的比较坚实的基本功。

陆宗达

1931年－1937年，陆宗达先生在北大本科开设训诂学课程，同时跟罗庸先生讲汉魏六朝诗，还先后被聘请为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1932年，黄季刚先生到北京讲学，陆宗达先生为他组织了兴艺社，业余讲授《易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南下，马玉藻、沈兼士都没有走，陆宗达先生也留在北京。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便只在进步势力很强的中国大学和德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任教。吴检斋先生去世后，他把吴在中国大学担任的课都接过来，每周十二节课。当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还有郭绍虞、张弓、俞平伯等教授。

中国大学由吴检斋先生主持工作。1946年后，斗争十分尖锐，社会极不安定。陆宗达先生仍坚持治学，除了在各大学授课之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从1947年起，他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他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已经取消，使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只能教现代汉语。50年代，他和俞敏一起研究北京口语，写了《现代汉语语法》。陆宗达先生是在学术界呼唤训诂学复生的第一人。50年代末期，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谈一谈训诂学》。60年代初，应吴晗同志的邀请，担任了由他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撰写了《训诂浅淡》。直到1956年，高校才设古代汉语课，他开始在北师大中文系讲授《说文解字通论》。1961年，他开始带第一届古代汉语研究生。这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是一件大事。陆先生的学术专长有了得以发挥的机会，他以昂扬的热情，饱满的精力，全力投入到培养学术传人的工作中。他亲自教授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开设了《毛诗》选、《左传》选、《论语》《孟子》选、汉魏六朝诗选、唐宋诗词选……他每周给十位研究生上两次课，还给个别学生亲自辅导。在教学过程中，他把季刚先生当初教授《说文》和古韵的方法传播给自己的研究生，使他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他们后来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这届研究生大都在各地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和工作，很多已是著名的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为继承我国丰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作出了贡献。

学术研究

陆先生在著述问题上，一直受着季刚先生的影响。季刚先生生前常对学生们说，他在50岁以前要认真积累资料，50岁以后才写书。不幸的是季刚先生在49岁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大量的札记、批注和短文。尽管如此，陆先生始终认为，季刚先生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实不要写书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材料，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不从具体的文献语言出发或者对语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凭几个例子，其实心中无“数”，是很难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来的。他目睹季刚先生的渊博和敏锐，自叹相去极远，所以50岁前，迟迟不愿提笔著述。1955年陆先生整满50岁，但那时考据学正遭受批判，陆先生还在教现代汉语，于是，他把自己著述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十年。没想到，这十年其实就是二十年。从1965年开始，陆先生正准备写几部书的时候，十年浩劫到来了。所以，从1977年起，陆先生才得以开始他的专门的著述阶段。

陆先生早期的专业学习涉及古代文学、经学和“小学”（即以古代文献的书面语言为主要材料的文字、声韵、训诂学，亦即传统语言文字学），而他跟从季刚先生学习的主要是“小学”。“小学”在今天属语言文字学范畴，总起来说，陆宗达先生的研究工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对古代文献语言材料的解读、辨认、分析和归纳为研究工作的基点，从文献语 言中提出课题。在研究中，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不事空谈，不作空泛的推论。

（二）传统语言学分成音韵、文字、训诂三个部门。陆宗达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是从音韵学起步，以文字学为桥梁，在训诂学上落脚。也就是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这是因为，从文献阅读的实用目的来说，意义是它探讨的终点；从发展语言科学理论的目的来说，中国语言学最薄弱的环节是语义学。

（三）开展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训诂学研究。《说文解字》贮存了系统的文献词义，并且在汉字一形多用、数形互用的纷繁情况下牢牢地抓住了本字；又在一词多义、义随字移的复杂关系中牢牢地抓住了本义，为通过字形与词音探讨词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加之自汉代以来将近两千年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清代乾嘉学者的大力发展，《说文》之学是“小学”中成果极其丰富的一个部门。以《说文》为中心进行训诂研究，就是抓住了训诂学研究的根本。

（四）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从中发展适合汉语情况的语言科学。当代语言学以引进为主，传统语言学只被看作历史，很多人以为不再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了。陆先生认为，要研究汉语的现在，首先要研究它的过去；要研究古代汉语，必须同时研究汉字。汉语的特点加上记录它的汉字的特点，都决定了汉语的研究必须吸取传统的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借鉴不是搬用，而要在考虑到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进行，要把是否适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作为标准来加以取舍。重要的是把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发展为更先进的语言学科学，以丰富世界语言学的宝库；而不是切断历史、抛弃和排斥传统的东西而沿着从别种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来为汉语的研究另辟蹊径。

（五）在训诂学研究中，注重理论建设，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陆先生认为，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释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运用中的诸多问题。研究古代汉语的人，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献语言中的实际问题。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今天，这种研究不应当只进入科学的殿堂，而应当同时面向社会，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由于材料较古、方法与理论比较陈旧，因而不易普及。因此，陆先生非常注意提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写一些应用的文章，为训诂学的普及作了大量工作。

陆宗达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陆先生写出了《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以后又指导王宁、与王宁合写了《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训诂与训诂学》。他8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是以总结文献语言的规律、探讨古代汉语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宣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普及和应用为主要宗旨的。

同一思想指导下，陆先生还进行了汉语同源字的研究。他为季刚先生的《〈说文〉同文》作出考证，还准备以批判继承的精神对第一部系统研究《说文》同源专著——章太炎先生的《文始》进行疏证。1983年王宁调作陆宗达先生的助手后，并且还打算同他的学生一起，写一部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的《说文解字研究》。只可惜天不假年，这些工作未及完成，陆先生便于1988年去世。

贡献

陆宗达先生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第一、他在《说文》研究上独树一帜，他的《说文解字通论》是当代我国第一部《说文》研究的通论性著作，他的《说文》研究极有特色，是当之无愧的《说文》学大师。

第二，他对训诂学的复生和在当代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50年代，他写了《谈一谈训诂学》，在语言学界第一个呼唤训诂学的复生，这在当时沉寂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训诂学会成立以后，他出任第一届会长，为训诂学的复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80年代以后，在先生学术思想的指引下，由王宁执笔所写的一系列论著，都是关系到训诂学的理论建设的。《训诂方法论》是以王宁在作陆先生研究生时每两周向陆先生请教问题后所作的札记为基础写成的。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被认为是理论训诂学的第一部专著。他们所建构的理论框架至今为大多数学者所遵循。

第三，他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时期的继往开来的一位学者。他全面地继承了章黄之学，是传统语言学的重要学术传人。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为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复兴培养了一代学人，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得以在新时期焕发旺盛的生命力。他所开创的以《说文》为中心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至今已经成为我国训诂学的重镇。

在陆宗达先生诞生90周年的纪念会上，周祖谟先生为陆宗达先生所赠的题词是：“训诂学大师”。

逝者如斯——怀念我的祖父陆宗达

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一生精研训诂，考证名物，是“章（太炎）黄（侃）”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今年9月3日，北师大隆重举行了“纪念陆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各界各地及港台来宾共三百余人，深切缅怀了我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并以出版《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正、续两编作为纪念。

听祖父说，我家祖籍浙江省慈溪县，但从六、七代人之前便定居北京。祖上经商，有一个药铺和一个帽铺，还有几处房产。但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有钱而无地位，所以家里培养祖父念书，希望他光耀门庭。

祖父天资颖悟，聪明过人。上小学时，投考著名的师大附小（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又由于成绩优异，校方特准从三年级读起。祖父的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课时画的地图，曾被地理老师用作样图教学生。上到五年级时，有一位张老师认为祖父不必上六年级，支持他提前一年考中学，结果祖父考入著名的顺天中学（即今北京第四中学的前身）。中学时，祖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因此老师一遇到难题，总要他站起来回答，常让他上前在黑板上给同学们演算示范。

中学毕业后，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他到北大一问，才知道报考北大理科科目，必须参加英文考试，而他在四中学的是德文。于是只好选择北京大学国文系，先上预科，不久转入本科。那时国文系的课程分文学、语言、文献三个专业，祖父选择语言专业，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当时教授文学课的有两位教授对祖父很赏识，一位是教词学的刘毓盘先生，另一位是教汉魏六朝诗的黄节先生，他们都认为祖父在作诗填词上很有天赋。黄节对祖父说：“你就跟我学汉魏诗吧。”而祖父的兴趣却在语言学上。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听了黄侃几次课后，祖父深为他的学问及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某日，祖父午后三时去拜访，黄侃犹高卧未起。祖父便在东廊下站立等候。谁想黄侃一觉睡到将近六时，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黄侃大为感动。从此师生关系更加亲密。

祖父从小就关注时局，留心国家大事。还是在他上中学的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祖父很快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14岁的小孩子。祖父被捕后，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当局认为他们这些中学生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不久便把他们释放了。祖父从这时开始更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考上北大不久，祖父便受同宿舍同学胡廷芳、王兰生影响，于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当时北大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点，学生中入党者甚多。1927年“四一二”后，张作霖也在北平抓捕共产党人。党的组织被破坏，祖父与大多数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看到当时北平的文化教育机构被日本人接管，于是来到不受日本人治理，由罗马教廷所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书。由于此时祖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声望，因此有些日本的汉学家来找他切磋学问，祖父一概婉言谢绝。他秘密阅读宣传抗战的刊物，帮助学生逃离北平到后方参加抗战，为此担当了极大的风险，好几次险些出事。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由于他的社会交际面广，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中有许多同学、朋友、学生等，地下党希望祖父借此机会做一些工作。不久，祖父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又过些时，祖父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教他的儿子念书，地下党要祖父答应下来。祖父讲，陈的儿子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标志的汽车同祖父满城闲逛，祖父便趁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

那时我家的住所很大，有里外两个四合院，旁边还有三个呈条形的小院。于是当时地下党城工部选中我家作联络点，经常碰头、开会、联络、住宿。由北平到解放区去的地下党员，有不少先由地下党送去我家住几天，等准备妥当后，再从我家出发。我曾祖母不明底细，常常埋怨祖父说：“你哪儿招来这么多人，成天三口、五口地来了走，走了来，还连吃带住！”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祖父剃了头，化了装，拿了假身份证，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同我祖母和我五姑准备过封锁线，去解放区开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本来祖父有一个在临近解放区的县里当县长的学生说，他可以保护祖父过境。没想到他临时变卦，说风声太紧，不敢保证安全。于是祖父又想从静海县绕道，一天正在县城里走，迎面撞上一个人，祖父一看，心想坏了。这人也不说话，跟在祖父身后，一直跟进客栈。一瞧四周没人，声音压得低低地说：“老师，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劝您一句，您赶快打道回府。前两天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化了装要过去，被认出来，当时就活埋了。您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提醒您。您再往前走，我可不敢保安全。”原来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在静海县党部任职，祖父认识他。祖父又几次绕道，终未能成行，只好回到城里。不久以后，北平和平解放，那年，祖父44岁。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尤好昆曲，会百来出。三十年代初他于北大任教时，曾有段时间寄居什刹海边的某座寺庙里，为的离北大近，来去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与同好此道的朋友们雅集。当时的一番情形，赵元方先生（银行家、藏书家）曾作文忆道：“陆子……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按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即朱家济，书法家）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

这些往事我也依稀从祖父那里断续听说过。那时友人们来庙中寻祖父游玩，大家总先在寺庙山门前相聚。这里有一片空地，正对着后海湖面，且有几株绿叶蔽天的古槐。夏日，凉风习习，清荫复地；冬日，枝干虬曲，古意盎然。祖父与友人们吹笛的吹笛，唱曲的唱曲，一曲终了，余音未绝复腾喧笑，直至灯火阑珊万籁俱静才踏月归去。祖父又曾说，也有时他一人拿了箫或笛，在星稀月朗的夜晚或细雨迷离的黄昏，独坐在庙门附近或古槐下，面对茫茫烟水，将箫慢慢地吹，其声深远，可达一种幽渺的境界。如果吹笛呢？其声清越，又自有一种飘逸的妙趣。若值春秋佳日，更是呼朋唤侣，画船载酒，灯影浆声，则当是另一番情景。朱家？先生回首当年时说：“……你爷爷后来干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院落里租了两间房子，挺宽敞豁亮的，这些喜好昆剧的人常到他那儿聚，有我大哥、二哥、三哥、赵元方、周复以及北大的几个人和我。后来大家又去东绒线胡同国剧学会，齐如山在那儿主持。因为齐如山和韩复榘有点亲戚关系，这房子原是韩的公馆，韩走了，齐就用它约会朋友。常去的还有那些昆剧名演员，如侯益隆、韩世昌、马祥林等等。你爷爷和他们很好，对他们时常有些周济。比如侯益隆得春瘟，住院治病，全是你爷爷掏钱。韩世昌、白云生他们都受过你爷爷的接济。天津发大水那年，侯玉山到北京，就住在你们家，你爷爷就是那时候跟侯玉山学会了‘黑头’。常去的昆曲爱好者有傅惜华、谭其骧、张谷若等等。你爷爷上台演过几次戏，我都清楚。头一回是给你老祖过生日，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单刀会》里的‘训子’，他演关公；二回是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弹词’，他演李龟年，我演李慕；末一次是为庆祝中国大学成立昆剧学会，在吉祥剧院，还是《长生殿》，他还是李龟年，我也还是李慕。”

祖父经历曲折，性格浪漫，情感丰富，但他做学问相当艰苦，肯下“死功夫”。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出门，他每日总是四五点钟起床，随即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作。至七时家人起后，再开始洗脸、吃早饭。八点开始写作，十一时左右吃午饭。饭后，抽一只烟睡午觉，睡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两点开始写作至下午六点吃晚饭。饭后约看一小时左右电视即上床休息。

祖父的作息时间准得可比钟表，只要没有来客和外出，从不打乱。而且他有两个很好的习惯，第一是从不“偎被窝儿。”黎明即起，睁眼即下床，没有拖泥带水的时候。第二是只要不是睡觉，从不在床上躺着、靠着、“偎裹”着。累了，也只是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十来分钟后，继续读书写作。祖父备课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讲课，不管多熟的课，也要备。”每逢第二天有课时，他头天晚上准睡不踏实，第二天早早起来，把课再备上一遍，等着天亮。他不仅自己备课认真，而且要求学生们上课前也先要熟悉课文。他曾对学生们说：“一篇课文，不管你讲多少遍，哪怕倒背如流，也要备。我每次备课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受到新启发。”他传授教学方法时。说：“我的教学方法是从季刚先生所得。季刚先生讲课，犹如剥老玉米，结论是玉米心，外面一层层包着玉米皮。撕去一层，深入一步，再撕去一层，又深入一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后豁然开朗，既吸引人又启发人！”祖父的课也讲的由浅入深，活泼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效仿。

光阴如箭。祖父下世至今已近二十载。几年前，有老街坊告诉我，我们原来住的平房整片儿拆迁，问我是不是还想回去看看。于是，我回了趟旧居。

老屋的院墙已被拆除，北房、南房的墙壁也已拆掉，但顶子和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已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杏花依然盛开怒放，摇曳着高远的蓝天。

我坐在树下的断砖上，思潮如水，时光倒转，祖父的一生一幕幕涌上心间。我觉得，祖父是位理想主义者，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人。记得前些年师大集会庆祝祖父九十冥寿，政界和学界去了很多人。当市委的领导讲了祖父当年的革命功绩后，一位学者发言说：“我和陆老相交几十年，常去陆老家与陆老喝酒闲聊，听陆老谈往事说旧人，可是刚听发言才知道陆老原来还为革命做出这么多贡献。这真让我惊讶，因为陆老在世时自己一句没提过！”终祖父一生，没住过公家的房子，没为自己的工资、职称以及种种待遇张过口，伸过手，并对光荣的革命历史再不提起，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优秀知识分子。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之时，他们自感重任在肩，为民族奋斗。天下已定，人民乐业，功成身退，归隐林泉，重新沉浸于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爱好。如果以昔日的光荣而换取今日之实惠，便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也违背了儒家文化立身做人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去想，也不会去做。

但是这和今日的价值观与世俗观念相差得何等之远。我不由忆起我在东北当知青时，当地的头儿从档案中了解到我家的历史后，让我忆苦思甜。当我告诉他，我家解放前没受过苦时，他那双因吃惊而瞪大的双眼令我一生不忘。那时人们的思想就这样简单，你不苦大仇深，出来干哪门子革命？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是理想、是信念，所以它才无私、才廉洁。可是我将来把这一切告诉给我的孩子，他能理解吗？

我坐着，想着。我明白，我只能努力影响，却无法预测、更无法改变我的下一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他们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是非善恶的观念。然而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就是人类社会不论如何发展，它的终极目标还是无私和廉洁。假定如此，那么社会的支柱也将依然是理想和信念。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十分欣慰，于是起身离去。时已黄昏，暮色深沉。晚风起处，白色杏花悠然飘散，洒落在静静的墙边、檐下、阶前……

人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