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现代散文作家）

人物生平

钟敬文7岁随家迁入公平镇鱼街75号房屋居住并开始上学。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2]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写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间文艺论集。先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就酷爱民间文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等。后到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就着手整理了《粤风》专集。

1929年，钟敬文与妻子陈秋帆在杭州合影

1934年，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并继续民间文学研究，在当地《民族学研究》《民俗学》和国内的《艺风》发表论文。

1936年夏回杭州，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后到桂林，在迁至桂林的无锡教育学院任教。

钟敬文

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与何家槐共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了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他被聘为副教授，后为教授。

1941年到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倾思想被中大当局解聘。旋转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7年夏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文学系教授，被选为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和写了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的文章，出版了新诗集《未来的春》，还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

钟敬文

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

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同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个人生活

2002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获得荣誉

作品

治学作风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上世纪70年代，钟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间文学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从1979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经历的时间将近一年。据曾经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段时期，大家通过学习、讨论、试写（草稿）、试讲、改写（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终于完成了这部暂时可以付印的稿子。尽管如此，钟敬文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严谨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钟敬文先生学问深厚、品行高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长达8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教育原则，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他将教育看作是人格学识提升的过程，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十分看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他根据民俗学学生来源不同学科、程度各异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确定不同的培养要求，力求使学生按阶段性目标不断进步，有效地促成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钟敬文先生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教学、研究资料与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让学生去完成一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看到学生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奖，他感到由衷的喜悦。^[3]

主要成就

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4]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

民间文艺学家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

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

诗人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嗜好诗艺，读诗、作诗、评诗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精神内容。幼年开始学习古典诗词，青年时代对新诗发生兴趣，比较起来，他尤爱古体诗词。清人王渔洋、近人黄节的诗集是他随身必带的书籍。他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一生创作了大量动人诗篇，发表了精美的诗论。他的新、旧诗集仅单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滨的二月》（1929）、《东南草》（1939）、《未来的春》（1940）、《天风海涛诗词抄》（1982）等7部。他对诗歌创作理论十分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论，如《盲人摸象式的诗谈》（1928）、《天风海涛诗话》（1941）、《诗心》（1942）、《蜗庐诗谈》（1947）等，后来这些诗学理论著作汇集成《兰窗诗论集》一书（1993）。这些诗歌与诗论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体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事业的抱负。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风貌。钟敬文先生有着诗人的本色，曾说：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谦虚，对关乎性情、表达志向的诗艺颇为自得。

人物评价

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5]

钟先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人民的伟大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人类文化的建设而奋斗的最高理想，无私忘我地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他创立和发展了中国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高级专业人才，是中国民俗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声播海内外。他为人忠厚仁爱，公而忘私，高风亮节，世所称颂。他率先垂范、殚精竭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