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元方（隋代医家）

人物简介

巢元方约生活于隋唐年间，籍贯、生卒年均不详，一说为西华人。巢元方在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5年)医事活动频繁，任太医博士，业绩卓著。然而《隋书》无巢氏传记，仅宋代传奇小说《开河记》有一段关于巢氏的记载。说隋大业五年八月，开凿运河总管患风逆症，隋炀帝命太医令巢元方往视得疗。虽然巢元方的生平事迹缺乏史料记载而混没于历史的尘封中，但巢元方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贡献，却以他殚精竭虑主持编纂整理的中医病因学巨著《诸病源候论》为载，而永垂史册。^[1]

医学成果

寄生虫病因证候的新发展《诸病起源论》对寄生虫病发病原因、不同病的发病区域、各疾病的证候表现及对寄生虫性状、生活习性和侵入途径等一系列进行观察记载，至今仍然具有大的领先意义。巢元方在论述血吸虫病（古名为射工、溪毒、水毒等）时指出：血吸虫病发病具有地域特殊性，参吴（江浙一带）以东、江南一带的山洞溪水、水泽沼地为该病流行区域。血吸虫的生活习性发病季节，巢元方认为血吸虫冬月蛰服土内，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时易患病；雨水过大，便随水流入人家。

发病季节多为春秋两季，患者有疫区水域接触的经历。关于血吸虫病的征候表现，在水毒、射工、溪毒、中水、溪温等病名下均有描述，主要表现为初起寒热恶冷、头微痛、目眶痛、腹痛、心烦、洞泄、齿龈溢血，继则饮食不入，神志错乱恍惚等等。并在当时可能实施的条件下提出一独特的诊断方法：以大蒜数升捣碎放入温水中，令患者自浴，浴后遍身赤色斑纹出现者，即为血吸虫感染。这方法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早已落后不足一提，然而对一千多年前的医学及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是一大胆的探索和可行的措施。关于沙虱（恙虫病）感染人，巢元方指出系由于在疫区的山洞水泽中洗浴，或阴雨天行涉于草丛中，细不可见的沙虱便“着于人身”，“钻入皮里”。关于预防发病的方法，巢氏指出应以微火熏燎有可疑接史者全身，以期沙虱畏热而自行堕地。在关于沙虱病的记载中，古老的以毒攻毒思想具有免疫学意义上的萌芽作用，巢氏提出在冬季将沙虱研为细屑，合麝香末涂于周身，以期预防日后发病。

关于疥疮病，经过详尽地临证观察，巢氏对疥疮的好发部位为手足之间，以后渐及身；致病原因为状如水内疥虫感染；疥疮发病部位溃烂处可用尖细物挑出疥虫；而治愈该病的关键在于虫死病除等等，均有较为准的论述。他指出感染途径为身接；愈后善恶在于疥虫侵入体内的数量及深浅程度；治疗时可采用艾灸疮面的简便易行方法以杀灭疥虫。肠道寄生虫的记载关于绦虫病，巢元方指出是由于食入不熟的牛肉导致发病。命名为“寸白虫”，为九虫之一，每节长一寸而形扁色白。或因食生鱼饮乳酪而致使寸白虫入侵内。关于蛔虫，书中称为“蛇瘕”，因蛔虫形状似蛇，发病时多缠绕成团而似瘕，成因在于饮污井之水、吃不之食、吞蛇鼠之精等不饮食习惯。巢元方在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观察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大量精细入微的临床观察和天才猜测，对于各寄生虫病的论述大都比较切合实际，以至在千余年后我们在了解了《诸病源候论》的这部分有关内容时，仍然深刻地感受到巢元方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灭的理性光辉。

对于过敏性疾患的认识：过敏性疾患，属于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导致的各变态反应性疾病。在隋代，人们认识人免疫系统状态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而《诸病源候论》中关于“漆疮”的描述，弥补了病因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巢元方观察到同样接触到漆，有人立即面痒，继之胸、臂、腿及身各部均搔痒肿起，凡以手搔之，红肿迅速蔓延；重者通身疮毒如豆或大如杏枣，脓肿热疼痛；再次接，依然发病如初，这类人便是“禀性畏漆”者；而另有许多人终日烧煮漆，却反不为之所害。巢氏认为这是在于人本性中对漆耐不耐之别的禀赋差，人无论男女大小，皆有耐漆不耐漆者。这对接触过敏性病变的认识，尤其是对个差的认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联想到19世纪前后青霉素问世，而许多患者因未经过敏试验便注射，以至引起过敏，甚至死亡的那段历史，巢元方这一观察之精和分析之深刻便更令我们肃然起敬。关于生殖系统疾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突出强调了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在于精冷精稀导致不育、精不射出导致不育，指明无嗣并非女方单方患病所致，这一论述的意义远远不限于医学治疗领域。另外，关于妇女不孕，巢元方详细列述病因，有风冷入胞、月经不利、腹部肿瘤、子宫脱垂等，以便医家临证详审细分，对证治之。关于新生儿破伤风（脐疮）和小儿先天性癫痫。《诸病源候论》中都予以具有进步性的阐述。对于各种临床最为常见的内科杂病，巢元方也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如对“真心病”病因的介绍，巢氏指出：心之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更进一步区别发病之愈后不同的原因，巢氏强调根本原因在于伤正经者速死，伤支别络脉者乍间乍甚，故成疹不死---原因在于伤损动脉的大小主次之别。《诸病源候论》作为一部研究诸病原因及证候的专著，自然不会忽略占病痛中相当部分的外科、伤科疾病。因而，书中大量有关外科手术、作科治疗的记载，充分反映了隋代及其前期的中医外科、伤科医疗水平。如书中记载对于开放性创伤创面异物去除必要性的认识：“金伤筋骨候”中强调只有清除异物，才能促进创口愈合；如碎骨或其他异物未除，便令人脓血不绝，痛烦不安；若箭镞入内则必先拔出，而后敷药方可合伤愈。这与当代创伤外科的清创原则是一致的。

另外，《诸病源候论》还令人惊叹地论述到肠吻合术的实施方法步骤、术后注意事项等。肠吻合术应和于腹部创伤肠管断裂者，取断肠两端可见者，迅速以针缕如法，边续断肠，后取鸡血涂于缝口上，勿令气泄，推入腹内。术后护理重点在于二十日内研米粥饮服，不可饱食，术后百日方可正常进食。虽然我们不可能了解到这种肠吻合术如何消毒，如何抗感染等以及它的成功率有多高，只要想到这是公元7世纪的外科手术记载，便足以感慨不已了。更为惊人的是，《诸病源候论》还记载了大网膜的切除术，包坏死的大网膜部分的血管结扎和大网膜部分切除术。采用生丝线将腹部外伤中受损的大网膜动脉结扎一夜，造成供血区域的扇形坏死，次日将其坏死部分一并切除；切除术后不可立即缝合腹腔，须将腹腔内血汁导出(引流)；缝合部有严格的纵横、阴阳、逆顺、缓急等层次区别，使腠理皮肤，复愈如常。这一记录证明了《诸病源候论》所介绍的外科腹部水平是公元7世纪人类外科医学的最高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