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声（淮军开明派代表人物）

人物生平

张树声题

张荫榖学业勤勉，但科场却始终不顺，三应秋试皆未能中式。由于家口众多，食指浩繁，生计日渐蹙迫。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举业，为生计衣食奔忙。每晚便教诸子读书，授解课文，剖析意旨，讲解不倦。同时还要他们临帖习字，众子在严父训导下，不敢懈怠，也能旦夕勉励，学识皆日渐精进，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张树声兄弟九人，他排行居长，二弟树珊、三弟树槐、五弟树屏，后来皆为淮军将领。树声受到家学薰陶，志向高远。少年时期，他刻苦用功，绩学励行，除重点攻读“四书”“五经”外，于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同时学友中甚为杰出，深得学界耆宿的赞赏，预言此子日后必成大器。不久，树声即以博学冠群，录取为县学廪膳生员（简称为廪生），就是可以获得朝廷钱粮资助的优秀生员。正常途径一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考中者可以依次升为国子监学生（贡生）、举人、进士，取得功名，然后进入仕途，平步青云。

张树声平日凭窗苦读，但却无意于功名。每有客至，爱谈天下形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深植在他的心中。离家不远就是周公山，传说为三国风云人物周瑜年轻时读书的地方，张树声幼时就特别崇拜周瑜，常和伙伴们登山游玩，来到山顶周公庙、周公洗砚池等处，凭吊这位古代文武兼备的英雄。他曾写有一首《过周公瑾墓》的诗中，就有“鼎足功收一炬红”，“半壁江山效死忠”之句，抒发了立志报国的情思。

清代咸丰年间，社会矛盾激烈，内忧外患，天下大乱。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在淮河流域与之遥相相应，江淮地区到处土匪、盗贼猖獗横行。合肥西乡民众惶恐不安，父老乡亲经常聚集在士绅张荫榖家中，磋商应对之策。当时，各地有办理团练以自保之举，曾国藩就是在籍办理团练而创建湘军的。于是，张荫榖挺身而出，率先捐出家中存粮数百石，并动员富裕人家出资，贫穷之户合力，招募青年壮勇，亲率树声、树珊、树屏、树槐数子，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垒寨（后扩建为张老圩），创办团练，以图自保。团练初成，张荫榖便制定了条约纪律，定期集训，使得乡民同心，西乡局势得以基本稳定。他们还与周围不远处的大潜山刘铭传、紫蓬山周盛波、周盛传等部团练互相呼应，号为“三山”团练，声势较大。

当时西乡团练声势之盛，“百里之内，互为声援；贼来则战，去则耕；贼近则守，远则出击。”不但地方官奉为上宾，时相招请出战；团练之间则是“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据说，叶志超为谢先亮团练练勇时，途遇一女，强行抢夺过来。后来，却知此女竟是张氏兄弟的中表妹。其中有实力者如刘铭传，更思“乘时纠集团众，独树一帜，为异军之突起”。据说，肥西几路团练一度准备加入太平军，会盟定议时，忽然大风刮断旗杆，刘铭传军师刘盛藻以为“天不助也”，遂未成行。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汉后，沿江而下，很快席卷皖省。攻占安庆后，继续北进，所到之处，清军望风而逃，不战弃城。曾先后数围庐州，咸丰八年（1858年）还取得著名的“三河大捷”。在此期间，张家团练多次受清朝官府之命，受道员李元华指挥，在本县及六安、霍山、无为等地参与抵抗太平军的战斗。后来，又为李鸿章父刑部郎中李文安所招，在庐州一带围攻太平军。李文安去世后，张树声率部又回到李元华部下，曾外出至无为、巢县、潜山、太湖等地作战，累功被保荐为同知。由于他和李文安、李鸿章父子相互过从的关系，为以后随召集组建淮军打下基础。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统帅曾国藩由于“三河之战”湘军大败，主力被歼七千余众，无力分兵援沪，命当时为其幕僚的李鸿章招募两淮营勇，组建“淮军”，以补湘军力量的不足。李鸿章受命后，正踯躅间接到曾虽其父办团练、抵御太平军的张树声派人送来的一道禀帖。帖中张树声洞陈安徽形势，表示了愿意投效的意图，还谈了合肥西乡团练的一些情况。于是，李鸿章即将此信转呈曾国藩，并附信写到：

张生血性忠义，历年办团带勇，现居庐六交界，结乡民筑数十寨以自卫。肥、舒贼不敢近，可谓疾风劲草矣。所陈皖事亦有体要，谨将原件附呈钧阅。

曾国藩阅信后，对张树声大加称赞：“独立江北，真祖生也！”于是，李鸿章给张树声复函，要其带刘铭传、周氏兄弟、潘鼎新、吴长庆等人来安庆建面。张树声接信后，立即奔走联络各家团练首领，凭籍李氏父子在乡办团练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各团练头目踊跃响应，过程比较顺利。同治元年（1862年）新年一过，首批招募的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陆续开到安庆集中。曾国藩对这批新招淮勇十分关注。各路团练来不久，曾国藩就在府中亲自召见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等新任营官，以及准备充当营官的李鹤章、吴毓芬、吴毓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十余名将领。以张树声领头，刘铭传等人排班而入：

靖达体修硕，而刘公短小精悍，文正迎至廊下。蹀躞往来，独步至两小时之久，未出一语相谘询。自靖达以次，肃穆寅恪，鹤立鹄候，莫敢声咳。时壮肃气最盛，以文正之侮已也，挥袖磨拳，势将用武。在此间不容发，文正遂笑迎之曰：“诸君均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已饬麾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欢。”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

曾国藩推重“相人术”，常常先凭对手下相面（即所谓第一印象）作出考评。观察下来，发现张树声最为沉着耐心，而刘铭传则性格暴烈，二人尤得曾国藩之赏识。未过几日，李鸿章正式移驻北门外新营盘，建立起独立的指挥部，标志“淮军”正式建立。曾国藩亲自“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训练之”。在淮军组建过程中，主帅李鸿章始终身在安庆，淮军初创时的主体部分——庐州团练，基本上都是由张树声联络邀约的；“树声为言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才武，左提右挚，各建旗鼓，淮军之兴实树声之倡也。”由于李鸿章在庐州团练的各种关系和基础，也由于张树声的奔波劝说和积极倡导，淮军的组建、招募才得以比较顺利。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张树声是淮军的实际组建者或联络召集者。

淮军成军后不久，就在李鸿章带领下，自安庆乘轮沿江直赴上海。张树声带所部“树”字营，与刘铭传“铭”字营、潘鼎新“鼎”字营等13营，共约6500人一道前往攻打太平军。刚到上海时，当地官绅看到这些来自江淮乡间的士卒布巾裹头，衣衫褴缕，兵器形制杂陈、简陋不堪，“皆笑指为丐”。李鸿章则激励大家：“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待吾破敌慑之，笑未晚也。”不久，淮军果然打了几场恶战，成功守沪，顿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在和太平军对垒中，张树声所率“树”字营，先后参加多次激战，虽多次损失惨重，但也立下不少军功，受到褒奖。其中如四江口之战、无锡荡口之战、攻克江阴之战、苏州之战，等等，或为主攻，或为伏援，或为突袭。其弟张树珊更是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其他如董凤高、王孝祺等都是树军猛将。在苏州之战中，李鸿章用招降之计，骗得太平军守军八王投降献城，得手后又背信弃义杀掉八王，导致牵线招降的洋人常胜军首领戈登与之翻脸。但城池已得，其奈我何！

随后，在李鸿章的率领下，张树声与刘铭传、周盛波等人率部又参加围攻常州之役，攻占常州，擒杀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等，刘铭传还在护王府中无意得到国宝“虢季子白盘”。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曾国荃攻破天京，太平天国终被镇压。此间，张树声前后数十战，因功从道员升至以按察使记名，获卓勇巴图鲁名号。

毋庸讳言，淮军在历次作战中，也是大肆杀戮、掠夺。初期，淮军本无军饷，全靠掠夺维持。据记载天京被曾国荃湘军攻破后，湘军入城多大肆抢掠，“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担负相属于道。”湘军将领萧某“抢天王府金银，举火一焚以灭迹。”曾国藩向称治军严正，尚且这样，可知淮军也大体相似。淮军将领战后个个发财，家资巨万，难说与此无关。

不久，捻军又起，张树声再次率“树”军随从曾国藩剿捻。次年，受曾上奏保荐，实授直隶按察使，“树”军将交由其弟树珊统领。在湖北德安一次剿捻战斗中，张树珊因轻敌冒进，被大批捻军马队围困被杀。据说当时受伤倒地未死，捻军在查看时，发现他外着军服，内衬湖绸短袄，知非普通士兵，于是补上一刀身亡的。张树声得到弟弟死讯后，迅即赶来收拢残部，继续参加剿捻作战。后来，在李鸿章的指挥下，用刘铭传的“设围追剿”之策，终于同治七年（1868年）将捻军东、西两部先后镇压下去。捻军既灭，淮军各部处“铭”、“盛”等部外，其他大部裁革。树军也相应裁撤，后来，五弟张树屏就任太原镇总兵后，曾奉命招募6营，称为“树”字新军。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张树声的才干十分赏识，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即上奏任命他为徐海道，协助其处理地方事务，在本地几位同为团练出身、同时走出的淮军将领中，相对来说是较早的。吴汝纶后来评价：“树声以诸生值世乱，受知国藩，在军、在官决事有程，暇辄不废记览，于淮军中最为儒将，其从行间入官及擢任疆吏，亦于淮军诸将最为先达。”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于同治八年（1869年）奏调张树声担任直隶按察使，这是一个专管司法、监察、刑名的职务，也简称“臬司”。张树声到任后，立即着手清理积案。由于连年战乱，直隶一省的诉讼案件积压万余件。各级官吏为之疲于奔命，民生之困均由于此。曾国藩与张树声首先筹划清理办法，形成《清讼事宜限期功过章程》。然后，张树声实力奉行，不长时间将积案全数处理完毕。由于政绩卓著，张树声于调补山西按察使、布政使，不久再升至署理山西巡抚。同治十年（1870年），张树声升为漕运总督，此后又担任过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等职。

张树声在淮军诸将中，是除李鸿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抚一品大员要职的，一直官运亨通。清代官制以文制武，非文途出身者难至督抚，武途出身积功一般只至提镇，难以再往上升至节制一方的总督、巡抚之位。刘铭传军功卓著，但因武将出身，官至提督后一直未能上升，最后清廷因迫于其保卫台湾，且逢台湾建省，才得以授其台湾巡抚之职的，这已是光绪十年（1884年）了。淮军将领中进士出身的刘秉璋、潘鼎新后来均出任督抚。有清一代，武员而至督抚者寥寥无几。

张树声任官期间能够勤奋努力、廉洁奉公，也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例如：漕运总督时根据实际情况，上奏朝廷，提出改河运为海运。原先漕运经由运河，但由于年久失修，节节浅阻，加之“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愈形淤塞，水落砂停，几成平陆。”因此，他力请将长江以北河运改为海运，保证了漕运畅通；在担任江苏巡抚及署两江总督时，张树声积极组织进行太湖流域水利兴修。太湖流域历经战乱之后，水道淤塞，洪灾不断。上奏朝廷后，他组织人员疏浚河港、修建桥梁水窦（涵洞）等等，“使入湖之水分出各港，畅流达海，不致下壅上溢。”并以苏、沪二厘局厘捐银二十九万五千余两，用于开支，不加重地方负担，当地百姓得到受益。

张树声还针对吏治腐败加以整治。当时为了筹饷，允许人员捐资补缺，江苏一省“各班捐省人员，分发到省道、府以至未入流，现计不下二千余员”，实在无缺可补。这些捐资者大多是抱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想法，任职之后难保不贪腐。因此，需要加以改正。但是，捐资补缺的做法“事关筹饷全局，何敢率议更张”，只能奏请朝廷，暂停江苏分拨，对吏治加以整治。

光绪元年（1875年），张树声丁母忧去职回乡。在故乡期间，他曾联合刘铭传等人在离故居张老圩不远处，创办“聚星书院”，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题写匾额、门联，培养故乡人才；还曾应主持修复巢湖姥山文峰塔的吴毓芬之请，题写“势如涌出”四字高悬塔中。光绪四年（1878年）起复后，张树声历任贵州巡抚、广西巡抚。其间，着力剿平黔、桂等地李扬才、蒙老忿等匪乱。光绪四年（1878年）进京觐见，受到当政的慈禧太后召见。召见中，慈禧询问了一些办理洋务、国家自强之策及地方民情的问题，张树声一一作答，并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光绪五年（1879年），张树声升任两广总督，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任上，张树声重视办理南疆海防、陆防，也顺应洋务自强的时势，开办了一些造船、办学、架筑电线、修建炮台等洋务，收到一些成效。值得称道的还有“禁闱姓”、“洋药土烟税釐”等项。所谓“闱姓”，实为一种类似彩票的赌博方式，当地虽然屡经申禁，仍是愈演愈烈，“赌日盛而民日贫”。因此，他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开禁抽捐”之议，从严加以禁止。洋药、土烟实即鸦片。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吸食鸦片实已无法禁止，但鸦片毒害尤深。张树声上奏朝廷，采取加徵税釐的办法加以控制，以期逐步减少民众吸食，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无奈之举。

张树声画像（为其第五代孙张以永绘）

数日后，在中国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禀报事实真相，请求宗主国出兵靖难。朝鲜古有“箕子之国”称谓，明清以来，向为中国的宗藩国。张树声接到报告后，一面上报总理衙门请示办法，一面致电李鸿章磋商意见。由于担心日本借机介入，而军机不可延误，张树声立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持自己亲笔信函，去山东登州见到“庆”军主将、官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吴长庆，并约吴长庆至天津面商对策。吴长庆接信后闻变即行，立即赶赴天津。刚住进事前安排好的公馆后，张树声即带着一名随员，“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因为知道当时“日本在北京、天津都有间谍”，非得如此才能保密。

张、吴商定对日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方针后，吴长庆立即赶回军营，发出紧急命令，预备开拔。数日内，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威远”军舰，及招商局“镇东”、“日新”、“拱北”等轮船，将吴长庆部五营近三千人马东渡朝鲜。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以及随行马建忠、袁世凯等人查明情况，采取迅速果断措施，缉拿主要凶手，设计扣押肇事主谋大院君李罡应并立即乘军舰解付中国，使事态迅速平息下来。日本领事花房义质搬兵来迟一步，刚到朝鲜港口，已见多艘中国军船停泊，“日本大将海军卿屯兵海口，相顾错愕，狡谋不敢发。”最后被迫接受签约撤兵。这次军事行动运筹得非常成功，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交涉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朝鲜转危为安，也使中国避免了唇亡齿寒的不利局面。

正是由于张树声能够及时果断、迅速调派淮军吴长庆部自山东渡海入朝，平息朝鲜内乱，杜绝日人觊觎，才较为顺利地使事件基本圆满解决。这次事件，是晚清时期中日三次纠葛中，第二次取得胜利。事后，有人评价这一次如果还是李鸿章的话，以他一贯优柔寡断的作风，断不至如此迅速。张树声果断指挥成功处置事变后，清廷下旨：“此次朝鲜乱军生变，张树声相机调度，督率有方，著赏加太子少保衔”。

张树声前后两次任职两广总督。作为守护中国南疆的镇守大员，竭尽全力办理南疆海防、陆防，虽因时势所限、朝廷战和不定、官员相互掣肘，经历战败，饮恨终身。但其加强南疆海防、陆防思想的种种举措，还是取得重要作用，为后来中法越南战争“镇南关大捷”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张树声就任两广总督不久，就对南疆海陆防问题作了实地察看和部署。两广东接福建，西连云南，有着千里海疆和越南边境。当时，法国已侵入越南南部，时时准备北侵。越南原为中国藩属之国，越南不保则中国边境不宁。对于法国蓄谋侵占越南、进谋两广的战略意图，张树声早有察觉和防备。当其还在广西巡抚任上，就命令统领左江防营的记名提督黄桂兰以出境剿匪名义，进入越南境内的谅山、高甲等地安插勇营，择要驻防，一边剿匪，一边加强防守准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南海边防日渐废弛。张树声看到原有虎门、长洲等处炮台或年久失修，或无人值守，一旦作战不堪一击；轮船一项更是空白。

光绪九年（1883）秋，法国开始侵略越南北方，越南国王请援，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张树声正在病休，闻讯立即奏请督师抗击，朝廷犹观望不决，来允。不久，战事转紧，清廷于是令其回任备战，张树声闻令即行，购带枪炮，奏调吴宏洛淮勇五营同往。同时，购带了部分当时较为先进的哈乞开司、毛瑟各兵枪和克虏伯过山炮。到粤后，立即派遣将领募兵训练，分布驻守各处要塞；并致电国外，订购克虏伯大炮二十余尊、毛瑟精枪数千杆，及水雷、电线、炸药、棉药等战备物资，刻期运到。

1884年（光绪十年）二月，中法越南战争正式爆发。驻越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陈得贵、徐延旭、黄桂兰等部不敌败退；不久，又失守重镇北宁。清军未能及时组织反攻，提督黄桂兰竟然因败感愤自杀。与此同时，驻扎越南的黑旗军刘永福率部英勇抗法，却数战皆捷。四月，朝廷以战败并应张树声自请，开其两广总督之缺，专门治军；不久又予革职留任处分，仍办理广东防务。五月初，清军潘鼎新、王德榜部在观音桥击败法军进攻，取得胜利。但此时朝廷却战和不定，忽而谈判，忽而开战，寄空想于外交调停。不久，法军转向进攻台湾，挑起第二阶段战争，突袭福建马尾船厂，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时，清廷才被迫正式下诏对法宣战。

虽然张树声一心抗击法军入侵，但他此时已经重病缠身，“肝风旋动”，卧床不起了。只能依靠淮军旧将潘鼎新、吴宏洛，以及原属树字营的将领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在前线指挥作战了。后来，清军老将冯子材率苏元春、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取得“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收复凉山，终于打退了法军侵略的嚣张气焰。广西战场上的胜利，有力支持了刘铭传的抗法保台。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张树声因病请开去总督缺后，专治军事。他亲驻黄埔行营，督率诸将备战。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势，布置安排“拦河、阻船、安雷、发电、截击、援应”等各项军事准备措施。由于“炎暑郁蒸，海风尤厉，病体不支。终以积劳过甚，受病已深，服药亦不效。”此时，张树声已经“萧然布被，伏枕支离，流涕呜咽，昏瞀谵语，率皆部勒防劳，语或大呼开炮击贼。”最后，张树声因病势加剧，于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病逝于军中。

张树声是淮军将官中很有政治卓识的人。他临终前，冒着遭受谴责的风险，以“鸟死鸣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谨伏枕口授《遗折》”，委托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代为转呈清廷。他在《遗折》中痛陈国事，请及时变法以奠国家长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大清王朝面临的国际形势：

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怪状，日益难制。

当时，西方列强自北向南，有俄罗斯、日本、英、法各国环伺左右，但是，“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断自宸衷，通筹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这是自己“终夜感愤，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这是一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张树声看清楚西洋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为其体，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为其用。今中国遗其体面而求其用，必无功效。所以他奏请清帝宸衷立断，毅然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变法维新，方足以图自强。李鸿章等人所徘徊瞻顾不敢奏陈的意见，都由张树声以临死的哀鸣，披沥痛陈于清帝之前。其言虽未被采纳，而后来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张树声已树其先声了。

张树声病逝后，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谕旨：“张树声才识优长，勤能练达，战功卓著，由道员洊擢封圻，于吏治、营伍、驭远、筹防诸务，均能实心规画。留办广东防务，正资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总督例赐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同时予谥“靖达”。

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县，安葬于周公山西麓。张树声的遗著有《张靖达公奏议》八卷，为其幕僚何嗣焜将其历年奏疏143篇，编为八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书。此书记载张树声从政后的一些决策举措，及其自强维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另外，还有收录张树声书信、奏对等篇的《张靖达公杂著》一卷传世。

主要成就

张树声秉性“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在率部与太平军作战中，就较早地接触西方兵器、制度；担任地方大员的时间较早，多次参与朝廷内政外交重大决策讨论，因此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政外务都有全面的接触领会，并具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趋新、敢干”的特质，洋务思想和举措在当时亦为超前。其思想独立性和批判性很强，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张树声的洋务思想，初期表现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张树声不断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及闻所未闻的训练方法和战术，由此对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很快就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所倡导的练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自强思想的追随者。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两广总督以后，在这片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地方，张树声的思想发展很快，较为超前，主要包括“培养人才，改革科举”、“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等方面。

他莅任仅两个月，就认识到海防建设和自强大计中的培养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指出洋务自强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购船买炮，同时更要着重人材的培养，“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张树声认为自强之计，根本在于人材和人的意识，在于教育。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择黄埔地方之于仁船澳”建成西学馆。又鉴于旧学“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为“实学馆”。对于旧的科举制度，张树声认为已经时时起了阻碍制约的负作用。只有彻底改革这种旧体制，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建议朝廷改革科举旧制，增设新科目，建为六科：“其有文武兼资，洞达时务，堪任将帅者为一科；其有经学湛深，文章尔雅，堪备著作者为一科；其有志节坚贞，论辩敏达，堪使绝域者为一科；其有讲求吏治，居心恺悌，堪膺抚宁者为一科；其有操守廉洁，条理精密，堪治财赋者为一科；其有精通图算，深明机器，堪胜营造者为一科。”分别负责选拨军事、传统文化学术、外交、政治、经济、科技等不同范畴内的人材，从而大大拓展了科举育人的途径，细化了科举的科目，突出了新科举制度育人以应用为主的宗旨，相较于科举旧制，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在外交思想方面，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一味畏惧外敌，不敢言战的言和派；有只知言战，以和为耻的清议派；也有游离于两者的中间派。但是，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对现实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他亲手处理朝鲜“壬午事变”、布置海防陆防以备中法越南战争。日本吞并琉球、俄国谋夺伊犁要求改约的“球案、改约”，张树声认为“球案”、“改约”并不相干，反对相互牵扯，更反对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议改条约。

张树声还较早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的思想。1884年，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

他在这封临终《遗折》中指明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及“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张。显然，张树声生前不敢公开提出议院问题，也不敢激烈批评。只在技术和经济的层次学西方的自强新政，而直至临死时才敢上这样一个遗折，说明当时在官员和朝廷中，主张设议院还是很难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当时能够赞同张树声主张的，只有少数人物，因此张树声的《遗折》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

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如“展接电线”、督造“蚊子船”等洋务实业举措。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务自强思想和举措没有得到朝廷采纳，更难得到推广普及。但他的这些冷静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一定作用的。

其他作品

著有《张靖达公奏议》8卷，《张靖达公杂著》1卷，《庐阳三贤集》16卷。

轶事典故

张家四姐妹

后世纪念

祠堂有公祠和家祠之分。所谓公祠，就是由当时朝廷和当地政府所兴建的。过去合肥城里公祠堂很多，李鸿章祠堂、刘铭传祠堂、张树声祠堂等更是显赫一时。有趣的是这些祠堂供奉的几乎都是著名的淮军领袖，其中，张树声特别值得一提。

了无踪影的张公祠堂

古庐州城内的蔡公祠堂、龚家祠堂等，位置还算好找。但张公祠堂具体在哪？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合肥人只说得清在合肥市益民街与桐城路交界一带。然而，张树声第四代孙张昭先生却对此了如指掌，他从如今的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大门口，指着对面的那一大片场地说，如今的合肥市消防队和新华书店这一块，过去都是张公祠堂的地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人占领合肥的时候，张先生还只有两岁，他哥哥曾经对他说，张公祠堂是没有大门的，前面是一面照壁，照壁前即如今合肥的益民街，当时是一条河沟，名叫二里河，一直流到九狮桥附近注入金斗河。当年合肥城里出了几个汉奸混混，其中，邓五、邓六是兄弟俩，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枪毙了。他们把照壁后面驮着石碑的乌龟给砸了，房子也给烧了。到张先生记事的时候，那里已经是荒草一片。

张先生分析，那个驮着石碑的乌龟，其实应该是在许多名胜古迹都可以看到的赑屃，传说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形似龟，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也叫霸下。

看来，张公祠堂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被毁，经过岁月的冲刷，早就荡然无存。在如今合肥市新华书店大院长大的束晓英女士，这位出生于1962年的土生土长的合肥人惊讶地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那里曾是张公祠堂。她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记忆中东北方向的地方是父亲他们的办公区，合肥市华仑瑞雅酒店的位置昔日是一排平房，她的家当时就在那里，后来才搬到南面的二层小楼里的。当时，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大院里食堂、澡堂应有尽有。听提到张公祠，她只说知道张树声，但不知道张公祠，可能是太久远了。

张公祠堂并不止一处

张公祠堂原址

其实，当年在淮军将领中，张树声的名气很大，仅次于李鸿章。《辞海》中“淮军”条目下，一共列了9个将领，李鸿章为首，张树声位居第二。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博士在《张树声画传·序》里评价说：“他在历届任内，均能做到务实勤政，清理讼狱，减轻民负，正己率属，察吏更严，所到之处，群情翕然。”

正因为张树声在位的时候，不论是军事还是行政，都功绩显赫，所以不光是他的家乡合肥，全国多个地方都曾经建有张公祠。天津地名工作者谭汝为教授曾经撰文介绍，天津的张公祠位于天津红桥区博物馆街附近，如今有条街还叫张公祠前街。据说天津设立张公祠，主要是纪念张树声在直隶总督任上之功绩。后张公祠旧址先后改为玻璃仪器仓库、铝品厂和烟酒批发部。

张昭先生也介绍说，还不止合肥、天津这两处，他所知道的广州、南京等地都曾经建有张公祠堂。上述诸地未能亲往考证，但史料记载，张树声曾经任过两广总督，他逝世之后，朝廷著照总督例赐恤祭葬，灵柩是从广东黄埔送回合肥西乡的，如此推理，广东黄埔建有张公祠也是极有可能的。

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于周公山西麓龙颈子祖坟，墓碑高大，螭首龟趺，气势凛然。但于民国年间被主政安徽的桂系军阀李品仙所毁，今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