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670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战役）

战争概况

高句丽

战争爆发

影视作品中的安舜

百济

新罗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669 年，新罗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但是第二年1 月唐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新罗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这样新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西北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高句丽的兵力与吐蕃开战。《新唐书·吐蕃传》记载，670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由此与之相邻的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万出击吐蕃。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 年底就离开了高句丽，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唐高宗

675年，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三国史记》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

4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影视作品中的金法敏

关于新罗遣使谢罪的时间，中朝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

《资治通鉴》把新罗谢罪的时间大致归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但又指出，新罗谢罪发生在李谨行三战皆捷之后。

而《三国史记》则说，675年，新罗两次遣使入唐，前一次与中国史书相同，后一次记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综合中朝双方的史书来看，675年新罗遣使谢罪只有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唐朝很难再派出主力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至此，唐与新罗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武装冲突并未就此终结，676年，薛仁贵领兵渡过黄海支援熊津都督府，与新罗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锋，唐军先胜後败，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但也有学者根据新罗王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内容认为所谓唐军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并不存在。金法敏在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比较紧张。报德国不久后被新罗废除；唐朝方面，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故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后，唐朝又在平壤设置安东都督府维持其对高句丽故地的统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宝藏回平壤让其担任唐安东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朝鲜王。681年高宝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四川。高宝藏被唐朝俘虏回长安后与武则天的侄女所生的儿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究其原因是因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长安出生及长大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容易控制也不会背叛中国。高句丽和百济王族通过唐朝或新罗的力量复国的预想彻底失败。685年，新罗“始备九州”，将国土扩张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玄宗诏令新罗出兵进攻渤海国，新罗奉诏出兵，但在途中新罗军队却因雪灾而被冻死大半，之后玄宗一方面为了补偿新罗，一方面出于制衡渤海国，就把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土赐给新罗，唐朝从二品的鸡林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上《赐土地谢表》称：“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至此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包括平壤在内的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统治。

唐罗战争后，百济故地被新罗控制。一些历史学家称唐安东都督高德武在安史之乱后建立了小高句丽，控制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的地区，但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因为他们根据的只是《新唐书》的这句话“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 ，属孤证（《三国史记》只是照抄此句，再没有其他史料证明所谓小高句丽的存在）。金毓黻的《东北通史》认为“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的高丽，应该是渤海国，而《新唐书》应该是误抄《册府元龟》导致的失误。而《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记载了在高德武之后仍然有高定傅和高文简担任唐安东都督管理大同江以北高句丽故地的事实。

唐罗战争为后来高丽占据朝鲜半岛打下基础。战争结束后，新罗与唐朝双方睦邻友好。公元993年王氏高丽在通过与契丹的战争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地区。

历史

新罗一面扶植和利用高句丽残余势力与唐朝对抗，一面大肆夺取百济故地。670年，新罗接纳高句丽遗臣安胜，将其安置于金马渚，封高句丽王，以此来招纳高句丽遗民与唐安东都护府抗衡。与此同时，新罗还攻取了百济故地众多城池。

670年7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新罗将军“品日、文忠、众臣、义官、天官等取城六十三，徙其人于内地；天存、竹旨等取城七，斩首二千；军官、文颖取城十二，击狄兵，斩首七千级，获战马兵械甚多”，共取城82座，几乎占了百济原有城的一半。

671年1月，新罗发兵攻打百济，战于熊津南，6月兵临百济加林城，与唐兵战于石门，取得了“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战绩。不过被新罗所俘虏的六名唐果毅其实都是百济人，唐军灭亡百济后，一方面，在百济设置都督府，任命当地的百济人担任各种官职，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另一方面，又从百济迁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例如，据《三国史记》记载，显庆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军灭亡百济后，“（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 百姓一万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资治通鉴》仪凤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济人迁到徐州和兖州等地。

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百济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唐军制服被俘的时候，新罗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由此新罗已控制了百济故地大部分地区，逼近了位于熊津、泗沘等唐朝在百济的统治中心地区。

百济局势的日益紧迫，使唐朝再次起用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来讨新罗。新罗王金法敏一面致书薛仁贵申述其伐百济理由，一面置所夫里州，表明了不放弃夺取百济故地的态度。9月，唐将高侃率蕃兵4万到平壤，新罗则于10月击唐漕船70余艘，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从而延缓了唐军的行动。利用此间隙新罗则继续攻击百济古省城、加林城等地，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退回唐朝，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在672年的所谓唐罗战争实际上就是新罗与唐朝扶持的百济人得战争

672年7月，唐将高侃与李谨行屯兵4万于平壤，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

9月，新罗王遣使谢罪，同时释放所有俘虏，“遣级餐原川、奈麻边山及所留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烈州长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曾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并献上金、银、铜、牛黄等贡品。唐朝接受了新罗的谢罪，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新罗很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时，它常常会为自己入侵高句丽、百济旧地向唐上表请罪，还主动遣送俘虏的唐朝将领，这些举动似乎暗含有通好罢兵的意味，可是实际当中又不断地攻城略地，扩张势力。

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靺鞨、契丹兵攻打新罗北边，并攻入新罗腹地的买肖城。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到大总管，衙尉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朝鲜半岛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年2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庆州西)，大破新罗兵于七重城(金城北)，其后又以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随后，刘仁轨撤军回朝，唐又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于买肖城(今仁川附近)并三胜新罗军。

此时，新罗考虑到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金仁问回国可能导致的内部混乱”，文武王再次遣使入贡，并请罪。而唐朝遂诏“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并承认了新罗“多取百济故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的事实。

两府内迁

买肖城战斗

《三国史记》 曾两次提到他们二人的兵力情况：“（671）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③；（672）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④ 而根据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2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基本可以判定，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力4万左右，这也是唐军在新罗北线的主力部队。此后，上元元年（674），唐廷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讨伐新罗，似乎是增加了一些兵力，但新增唐兵七重城之战后，便跟随刘仁轨班师回朝，转赴西线对吐蕃作战。待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时候，可用之唐兵充其量也就在4万人左右。

《三国史记》记李谨行率兵20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力。在《三国史记》中，浮夸性的描述不限于此例，如记述百济复国战争时，载：“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⑤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孙仁师所部只有7千人。据 《通典·食货七》 载，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全国户数为380万户。以10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除去各地驻防，以及此刻西北战场的大量兵力，非唐王朝核心地带的海东地区显然不会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部队，《三国史记》的记载殊不可信。

《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缴获战马30380 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知，李谨行只有4万军队，如果真损失了这么多战马，李谨行部则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了。但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李谨行大约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时候被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防备吐蕃去了。试问，如果李谨行真与新罗作战全军覆没，唐廷还会将他调到西线，与当时最为强劲的对手吐蕃作战吗？《新唐书》对唐军的多次败绩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役均有详实记载，若买肖城之战果有如此大败，不可能不见记载。此战过后，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⑥ 查《三国史记》对公元 675 年战事的记载，发生在新罗北线的交战共有 5 次，分别是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是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的时候发生的，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则是由李谨行指挥的。

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因此战进爵为公。⑦在刘仁轨引兵还朝后，唐朝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负责继续讨伐新罗，才有了“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⑧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新占领的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所以新罗王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⑨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朝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记述的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李谨行所部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亦或已经接到唐的赦令。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入唐使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在唐廷关于新罗请罪问题正式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及新罗政权前，唐军与新罗军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又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也就是《资治通鉴》所载之“三战皆捷”。

676年2月，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

)

至此，唐与新罗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双方以大同江作为分界线划分了各自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经过这场战争，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特别是辽东地区的统治，并得以体面的从朝鲜半岛适度抽身，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吐蕃去了。

政策

唐朝新罗战争后统一新罗的疆域

唐朝为何不能巩固灭高句丽、百济的胜利成果，作为弱者的新罗又为何能独霸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为史家所关注，其中西北吐蕃崛起对唐朝东线的战略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唐罗战争时期，唐朝因吐蕃崛起而不得不分兵西北，曾经在朝鲜半岛建功立业的契苾何力、薛仁贵、高侃、李谨行等都曾被调往西北战场，说明当时唐高宗朝对吐蕃扰边的重视程度。670 年7 月，唐军在大非川败北后，吐谷浑等地为吐蕃所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对峙的缓冲地带。但此后唐朝并没有放弃恢复西域统治的努力，接连派出了姜恪、萧嗣业继续征讨吐蕃，取得了一定战果。673年至674年，弓月、疏勒、于阗等重新入朝，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了疏勒都督府和毗沙都督府。675年1月，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唐与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676年，吐蕃“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二王不克行。吐蕃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吐蕃对鄯州、叠州等地的进攻直指陇右和剑南地区，进而对唐都城长安也直接构成了威胁。当时吐蕃已是“东与凉、松、茂、隽等州上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刘仁轨为洮河军镇守使，十二月，募关内、河东猛士，以伐吐蕃。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678年，唐高宗“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轨。下诏募勇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发剑南、山南士”。唐朝进行的大规模募兵反映了西北局势的危急，也反映了唐朝在与吐蕃的战争中的力不从心，以后西突厥的崛起也成为祸患，更使唐朝西北局势雪上加霜。

不过，从唐朝与新罗战争的进程来看，其对西北战场的重视并不表明对朝鲜半岛战场的无作为。670年4月，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时，唐朝也很快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这支军队与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编成的。以后唐朝在西线先后以姜恪、萧嗣业为统帅讨伐吐蕃，在东线则先后任命薛仁贵、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与新罗作战。这表明唐朝实行的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策略，但这样做的结果使唐朝陷入了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的困境。

因此，唐朝东线与新罗的战争必然对用兵西线有所影响。新罗欲把唐朝苦心获得的胜利成果拒为己有，这是唐朝所无法容忍的。但是唐朝的处境又使其不能对新罗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而新罗则抓住唐朝难以在朝鲜半岛扩大战果的弱点，继续攻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当战争局势于己不利时，新罗便又反复使出遣使入贡的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场战争胶着持续7 年之久，既与唐朝为西北局势所困无法集中打击新罗有关，也与新罗致力夺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与唐朝进行斗争有关。

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同年，吐蕃攻打唐朝鄯州、叠州等地，威胁唐朝内地安危，加之新罗已夺取百济全境以及高句丽以南地区，唐朝难以实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只能退而求其一，全力应对西北局势。因此，可以说唐朝从朝鲜半岛退守的根本原因是吐蕃崛起而导致的西北局势危急，而其直接原因则是与新罗战争所导致的其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由此，唐朝放弃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为灭高句丽而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新罗则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后灭夙敌百济、高句丽，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统一，不仅以崭新的统一国家形象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而且也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政治格局

战争结束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由相对冷淡到逐步缓和的过程。678年，虽然唐高宗一度曾想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侍中张文认为:“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只好作罢。可见，由于唐朝为吐蕃所累，对朝鲜半岛已是有心无力。新罗也停止了攻城略地的行为，转而致力于整顿内政。此后在文武王在位时期，不见有两国使臣来往的记载，这说明两国战后关系的冷淡。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并未因此断绝。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入唐宿卫的新罗王子金仁问依然还留在唐朝，甚至调露元年(679年) 还被封为镇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大将军。这表明两国还保持着官方来往。

此外，以往入唐的求法僧、留学生留在唐朝的人数也应不少。如唐罗战争期间，入唐宿卫的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新罗此后改用新历法。这些人对唐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新罗还依然使用唐朝的年号。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刻有“调露二年”字样的砖铭，在月城附近的望星里瓦窑遗址发现了“仪凤四年皆土”的铭文板瓦，在庆尚南道蔚山郡的川前里“摩崖石刻”周围发现了“上元二年铭”和“上元四年铭”，高宗朝年号变更频繁，新罗却能及时采取唐年号，可见“双方关系已经恢复，来往已趋频繁”。681年，新罗文武王驾崩，唐朝虽然没有为之举哀，但还是遣使册立继位的神文王。而神文王时期为了稳固政权实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如682年立国学，687年赐官僚田，689年罢内外官禄邑改逐年赐租，而这些举措都可见到唐制的影响。 686年，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也是新罗吸收唐制的明证。此后至孝昭、圣德之世，新罗遣使入唐不断，揭开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序幕。

可见，唐罗关系的改善，其基础在于唐朝对朝鲜半岛所实行的退守政策，以及新罗对唐朝作为东北亚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因此两国能够在朝贡册封体制下恢复国交。而从新罗方面来看，为加强国内体制整备，也需要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另外，两国以往关系密切，人员交流往来频繁，这些也是战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新罗在与唐朝改善关系的同时，7世纪中后期与日本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日本书纪》记载，668年“秋九月壬午朔癸巳，新罗遣沙椽级餐金东严等进调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于新罗”。这是新罗自657 年与日本断交以来的首次遣使。对于新罗的来访，日本也表现出了积极回应的态度，不仅赐物给新罗文武王及其权臣金庾信，还旋即派使节回访，由此两国关系迅速得以恢复。当时东北亚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唐罗联军打击下，高句丽的灭亡已成定局。围绕着对百济故地的统治权，唐罗同盟裂痕本已存在，高句丽的灭亡则使两国丧失合作的基础，其矛盾冲突势成必然。新罗为了避免在未来与唐朝的战争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就迫切需要改变与日本的关系。唐罗战争期间新罗也不断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持续地向日本派出使臣。

675年2月，新罗“遣王子忠元、大监级餐金比苏、大监奈末金天冲、第监大麻朴武摩、第监大舍金洛水等进调”，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日本，表现出新罗对与日本关系的重视。同年7月，日本遣大伴连国麻吕为大使、三宅吉士入石为副使回访新罗，两国关系密切可见一斑。

新罗在7世纪中后期不仅实现了与唐朝、日本的关系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关系断绝时期还起到了沟通两国人员、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日本在白江之战中惨败，为防止唐朝的进攻还曾在其西部设立了重重防线，戒备之心甚重。但是唐朝为了在接下来的对高句丽战争却切断了日本与高句丽的联系，664 年熊津都督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 出使日本，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刘德高在郭务的陪同下率领254人的使团前往日本，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两国关系实现了从紧张对峙到互通使节的转变。唐罗战争时期，唐朝与新罗争夺百济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新罗拦截，671年唐朝还派郭务r 到日本，一面巩固与日本的关系，一面采购甲胄、弓矢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百济故地为新罗所占，唐朝与日本来往的通路也被掐断，674年以后唐朝与日本断绝了使节来往。而此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新罗就成了两国交往的中介者。683 年12 月，日本“大唐学生土师宿弥甥、白猪史宝然及百济役时末于大唐者猪使连子首、筑紫三宅连得许，传新罗至。则新罗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于筑紫”。690年9月，“大唐学问僧智宗、义德、净愿、军丁从新罗送使大奈末金高训等还至筑紫。”同年11月，日本便采用了新的历法元嘉历和仪凤历。这样，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通过新罗的中介作用，就把7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朝鲜半岛长期战乱的结束，此后新罗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7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力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唐朝、新罗、日本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新罗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在与唐朝结束战争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奉其正朔，用其年号，积极吸收唐朝文化，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最终实现了正常化，为此后东北亚政局200余年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