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河（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

京杭大运河

元朝初年的漕运基本上是利用隋炀帝时所开凿的那条南北大运河。

它由杭州至镇江，过江北上入淮，西逆黄河到中滦(今河南封丘)，然后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淇县)，入御河(今卫河)，经直沽(今天津)转入白河，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再陆运至大都。

这条路线，不仅河道迂回曲折，而且水陆并用，很不方便。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即山东运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安山西南，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二百五十多里，建闸门31道，计役人工二百五十多万工。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又从郭守敬建议，役使一万九千多名兵士、五百四十多名工匠、三百多名水手、一百七十多名“没官囚奴”，共用二百八十多万工，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

这样，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

重开会通河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

改进分水枢纽。元朝的济州河，以汶、泗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结果，济州河的北段，河道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

分水枢纽选址失当，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礼这次治运河，对它作了初步改进。

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彻底改进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南流三分，南会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

改道到湖东，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

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说，要将它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

这样，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顺利通过。

南旺湖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①。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

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七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料②，提高到明朝的400料；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

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

内河航运的开通，促使运河城镇进一步繁荣。每当漕运季节，就会看到运河上舳舻相接、樯桅高耸、白帆点点、百里不绝，十分壮观。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上的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枣等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说：“舟楫万里，振古所无。”这一时期新兴的商业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运河沿岸。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有酒肆、茶馆、公廨、寺观等。街道中乘骑、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随着济州河、会通河的相继开通，岸边的济宁、东平、东昌、临清等城市逐渐崛起为元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宛若一串镶嵌在济州河、会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临清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会通河开通后，临清因为位于运河岸边而逐渐发展起来。公元1369年，临清迁到会通河、卫河交汇处——临清闸，另建新城。临清很快发展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到万历年间（1573—1619），临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纸店24家，典当铺100多家，粮店100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在临清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商人——史称“徽商”，其次是“晋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山西、陕西商人的“联络处”。

随着运河沿岸商业经济的繁荣，运河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大贯通，在地理上把华北、中原与江淮等几个文化重心区域联为一体，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使这里成为人才荟萃、文风昌盛之区。会通河岸的东平，便成为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东平因杂剧家、散曲家辈出，而形成了典型的“东平杂剧”，深深影响了元代的杂剧创作，使元代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运河沿岸的城镇构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这道文化带成为齐鲁文化的重心。例如，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名状元，其中有6名出自运河文化带，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

其他信息

① 上述数据录自《明史·河渠书》。关于会通河的南北落差，据近代测量，济宁旧船闸底高微山湖南端的蔺家坝底不到二米，高临清旧闸底不到八米。新数据似乎还须重新核实。这样长的河道，如果落差仅有几米，历史上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么多的坝闸了。

② 料为古代计量单位。或以一石粮食为一料；或以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