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汉代到清代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

概念

自汉代以来，中国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内儒外法”的治国方式。所谓“内”即是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内儒”即是以儒家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所谓“外”，则是外在变现，具体的措施。“外法”，即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

随着网络咨询的发达和书本价格下降，许多人接触到“内儒外法”的说法，错误地将“内”、“外”理解成“实际内容”跟“表皮”。从而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外儒内法”，即示之以儒家仁义，而以法家思想为根本。这是文言理解能力不足导致的错误。实际上，法家的“法治”与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理解的法治不同。法家是以君主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说出的话即为法，法治的本质是服从君主指令（这一点从“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按近现代的法治观念，应该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事例

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影响

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从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为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就很能说明问题。时至今日，在受西方影响，法制观念不断强化的时代，法制难以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任人唯亲等，都还时有出现，在某些落后的地区，宗法思想的残余还相当严重，甚至发展到与国家法律作对的地步，都不能不说是封建外儒内法文化的残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