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由儒、法、墨组成的哲学流派）

哲学含义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由“爱”和“智慧”两个单词组成。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后来，哲学一词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

中国哲学

”哲学“是研究人类的思想和对社会、万物、宇宙的认知的社会意识形态注重启迪智慧，引起人思维上的升华。

西方注重实践，因此产生了近代物理学，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注重思想，因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

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深远。近代引入并发展了西方哲学，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陆被中共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则力图让中国传统哲学得以创新和发展。

中国人的宇宙观方面以易经与老庄为代表﹐伦理社会观是以孔孟之说为代表的儒道相辅相成。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儒家的价值观影响古代中国大多数公开场合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优先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人际关系以五伦为依归，有一定的规范。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对于其他人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重视追求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时候，就倾爱父母；年轻的时候有了女友（恋人），就倾爱恋人；婚后有了妻儿（配偶爱人和儿女），就倾爱爱人和儿女；当官员、公务员（广义地说是职员），就倾爱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以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直至达到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才，或者多才多艺而不仅仅是一才一艺，或者在一才一艺基础上能触类旁通，也即专才和通才的结合。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场经济规律，反对违背破坏市场规律，同时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提出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原则，并发展出了实学，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学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儒家相当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

道家思想是中国重要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是道德家的简称。道家起源有一说是有出于史官。道家还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他们驱使人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又名《道德经》），与《庄子》（又名《南华经》）为主要思想典籍。

道家崇尚自然相处之道，以天为道并顺天而行事，就可消灾解祸。认人类社会中的难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皆是因为干预行为过多，故提倡行为上要以无所作为就可以达到无为养息。道家也向往著反璞归真的朴实社会，认为人类对事物不妄加任何人为的作用，回归原来朴素、无知、无虑的境界，人类的纷争和烦恼即可真正的解脱。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由人生观和社会观扩展至宇宙论，提出“道”、“气”、“自然”等哲学概念。道家之一切理论无不是围绕道而展开的。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万物之根本，亦是天地万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亦为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道家强调“游心”，并推崇自由，道家强调“虚心”，并推崇自然。主张要联系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区别。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突出者为人之先天性之因素；心是指人之内在精神，突出者为人之为人之主体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观情感，突出者为我之为我之情绪感受。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对人之命运，持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一切，来保守心灵之宁静、淡泊与自由。道家对于生死，持一种纯自然的态度。与（今之所谓）道教（传统中国并不区分“道家”与“道教”）之追求长生不老有所不同，道家并不追求长生，道家只追求自由而自在地活着。道家修养论之主旨是致虚守静。老子首倡致虚守静，庄子则将致虚守静具体化为“心斋”与“坐忘”，并进而将致虚守静提升为本体论的高度，而标举“齐物”。

道家哲学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个客体，人们是在其中生存的主体，所以应该要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默认立场，并更加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道家相当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并以修身达观的生活功夫来处理世界事务。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

韩非子提倡的“学本黄老”，将“理”与“道”连结再一起，认为“道”是成为万物运行法则。吸取儒家仁义思想，与法家治理之数，产生道法共冶一炉，成为汉朝早期的黄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仍有发挥的舞台。

道家则自老庄玄虚之说，后来成为两晋大夫竞尚清谈，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彦德创立“玄学”。另外变化为方士神仙之术，自汉朝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为“道教”之始。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重玄学的最初形成当是先秦两汉与魏晋玄学的产物。“重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重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也是隋唐之际的首都哲学体系，上承先秦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后启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考，在华夏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是两晋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的思潮。她是一种纯哲学思辩，不属于哪一门、哪一派，而是为儒、道、释三教所融摄、所应用。“道家重玄”、“老学重玄”、“道教重玄”三者义蕴虽相互有所涵盖，但不可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应该说，作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据。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并非受佛教影响而形成，而是为佛学理论所吸收，同时也为道教义理所摄取，因而不能谋求把它归属于某一家某一派。

重玄学继承了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并且通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包含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相当于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的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向秀、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重玄学的宗旨与玄学本是接近的，过去人们都知道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崇道教，兼行儒佛，呈三教合一之局。而在这种局面的背后，却有一种三玄的框架在支撑着，当时官学中的《周易》用王弼注，《庄子》用郭象注，《老子》先后用河上公、成玄英的注疏和唐玄宗的注疏。成玄英和唐玄宗都以倡言“重玄”而著称，宗旨与王弼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唐朝官方的“易老庄”的系统，魏晋三玄之学的翻版。玄学乃是儒道学说的融合体，重玄学也是如此，被中国学人引以为骄傲的唐代文化，竞与先秦“孔老同源”的情况构成一种意外的前后呼应的关系，这对于希望实现中国文化重构和重建的现代学者来说，不是很值得庆幸吗?

郭象图式较之成玄英图式只省略了一个环节，即“非非有非无”或“非非本非迹”。郭象认为“非有非无”已有“亦有亦无”的意思，成玄英却认为必须经历“非非有非无”的阶段，才能达成“亦有亦无”的结论。成玄英为何定要增设这样一个环节呢？这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第一，王弼、郭象虽主张“亦有亦无”、“即体即用”，但东晋士人及南朝学者普遍误解王弼、郭象的初衷，极度地崇尚玄虚，荒废具体的事务，故而重玄学者强调对“非有非无”也要“遣之”，引导士人回到“亦有亦无”的思想道路上来。第二，在郭象的正反合的思路当中加设一环，成为“正反离合”。从“正反合”到“正反离合”，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变异较小，前后承继的关联至为明显。郭象的学说已具“重玄”之学的雏形，是唐代重玄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谈到唐代的文化，常可遇到一个难题。人们都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然而我们若是注意一下新旧《唐书》和《唐会要》关于唐代官方学术的记载，却不免困惑，因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将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当然，《老子》被尊崇是由于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庄子》的作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道教的三洞真经又与先秦子书距离很远，唐室为何定要提升这几部子书的地位呢？现辨明唐代重玄学和魏晋玄学大同小异，就可以明白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这就是说，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繁荣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于玄学与重玄学之间，可用三玄之学一词来涵盖。唐朝官方之兼行三教，并不是用道教的仙学来充当核心思想，而是用玄学或重玄学的哲理及政治理论来充当灵魂。三教合一的文化层次是在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乃是玄学或重玄学的儒道合一。在战国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东汉以后融合于玄学的旗帜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规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国文化进到历史上的繁荣的顶点。对这辉煌的思想史，我们是不能不予高度的评价，也不能不继续深入研究的。

宋朝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

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颁布诏令，规定朱熹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

现代

中国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向是中西哲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外在的比附，而是内在的会通。其实质是“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的统一，逻辑与直觉的统一，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其表现形式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兴起与中国传统哲学直觉的弘扬。这一趋向由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开其路，而由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继其成。

中国近代哲学

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中国近代没有自己的哲学，正处于迷茫的一代。

"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是反复研习传统哲学的一脉，以传统哲学为本，赋予新的现实意义。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指马克思哲学。希望用外来文化，重新定义中国的一切，把旧的传统葬送在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