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晚清时期的官员、学者）

人物生平

袁昶

担任该书院山长达14年的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曾教导学生：“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当时书院中“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诸院长评论。”袁昶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曾特别记下刘熙载“先生言立功立德必须从人情物理做起”的教导，所读所思，皆以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他认为，“凡学者于职方氏之西北地形、太常之律吕、司天台之历算皆须考核，以及屯田、水利、军制、马政、地丁、保甲、漕粮、旗务皆以实理精意相辅而讲明之，为亟所为藏器于身，以待天下之动是也。”

同治六年（1867），袁昶以廪生参加浙江省乡试，中举人。

光绪二年（1876年），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授户部主事。光绪四年兼袭云骑尉世职。光绪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二年（1886）充会典馆纂修官、补户部江西司员外郎。

光绪十八年（1892），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上他严约僚属，痛抑胥吏，进行了多项变革：

胥吏，进行了多项变革：

• 兴建教育--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在中江书院原舍之外，设“经义”、“治事”两斋。增设经史、性理、舆算、格致（物理）等实用学科。购书数万卷在中江书院建立藏书楼--尊经阁。

• 增加税收--清厘关税，汰常关耗费岁万八千金，悉还诸公。还设立谷米出口税，由于每年出口谷米数千万石，所以收入可观。

• 兴修水利--捐银五千两，并亲自督修了芜湖西南自大关亭至鲁港十二里的滨江圩堤，还新建三百七十丈大堤。从此可以蓄水，可以泄洪，天地村舍不再受洪水的威胁。

• 此外还进行了芜湖设立邮局，加强武装等多项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昶升迁为陕西按察使，还没到任，又被提拔为江宁布政使，后被调到直隶。不久，被召回朝廷，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同年授二品衔，后又授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当时朝廷财政匮乏，朝廷讨论增加厘税弥补不足，袁昶表示反对，认为“增厘税，名病商，实病民，不可增议”。

袁昶侧身像

光绪帝亲自将其纲要书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山东兴起义和团，杀戮外国教士。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公使馆。袁昶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余言的奏疏。五月十二日（6月8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袁昶慷慨陈词，与袁昶关系较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和内阁学士联元都支持袁昶的意见，光绪帝握住许景澄的手而哭泣。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战大沽炮台。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袁昶又上一奏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但没有结果。后袁昶又和许景澄一起写了第三道奏疏《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严劾酿乱大臣，但这道奏折尚未来及奏报，载漪等人已采取了行动，令刑部尚书赵舒翘将袁昶等人下狱。7月27日，袁昶在被骗出家门后被关押，七月初四（7月29日），袁昶与许景澄身穿官服在菜市口被处死。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出上谕说“太常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昶、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光绪二十六年（1900）12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宣统元年（1909）又追谥忠节公，五月，宣统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袁昶昭雪后，芜湖地方将尊经阁更名为“怀爽楼”，后建袁太常祠，上书“仁政忠节，光日月而薄霄汉，千百世不朽”。每逢清明、冬至之时，地方官绅、学者及百姓均前往祭扫。

历史评价

袁昶石刻像

汪宗沂：二百年来恩养士，几人抗疏震遐陬。悲闻西市诛龙比，未见东郊保毕周。即用良言嗟已晚，得归正命可比尤。圣僧庵外陈苹藻，恸哭频惊士拥弓！

严复：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2]

蔡东藩：许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谏而致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谁为为之，以至于此？^[3]

陈旭麓：许景澄、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在后党淫威劫持下的当时，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讲话，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他们的被杀，是个冤案。30年来的近代史著作，对他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贬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认真严肃态度。

主要成就

在主政一方的宦途中，袁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实学废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实学教育，并由此导致相关人才的匮乏。光绪十八年，袁昶在总理衙门工作十余年后，被外放到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兼管芜湖关务，这给了他实践自己经世主张的难得机会。在此期间，袁昶刊刻了大量实用书籍并汇为《浙西村舍丛书》，收录了不少对现实有用的重要典籍，如描述边疆形势的地方志《宁古塔志略》、《吉林外纪》、《吉林志略》、《蛮书》、《卫藏通志》、《黑龙江外纪》等，再如对倡导农业有重要作用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袁昶对这些书籍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搜集，而是进行了一番整理。比如《齐民要术》，《浙西村舍丛书》中收录的就是以《湖湘》本为底本，《津逮》、《学津》本为校本，并辅以《农桑辑要》、《农书》等整理后的本子，虽然仍有所疏漏，但被后之学者认为是该书较好的清代刻本。正是因为袁昶的这番整理功夫，使得他所收录的这些书籍，仍然能引起今日学者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晚清丛书中之“尤为重要者”。芜湖原有中江书院，袁昶到任后，增建经义、治事两斋，冀以勉励诸生为桑麻谷粟平实有用之学，以待他日登仕路备国器使，则区区所厚幸者。而中江书院确实培养了一批讲求实学的优秀人才。1936年，芜湖当地修筑怀爽楼，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写下“经国长才曾照世，成仁短眴欲呼天”的诗句以表哀思。^[4]

袁昶在学术上也有着独到之处。袁昶是晚清同光体诗人浙派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九流百家之学，强调学术对于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袁昶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认为“干嘉间名人有学无问”。他认为，按四部分类的传统目录学将实学归为子学，没能突显其应有的地位，从而乏人问津，这是最终造成中国缺少经世人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为自己的藏书编订《永慕堂藏书目》时，他独创了一种18部分类法，完全以学术的致用性进行分目，如原来四部分类中地位仅次于经学的史部诸类，被完全打乱，分别编入“通鉴三通历代政典掌故之学”、“本朝三通会典掌故之学”、“舆地学”等，可见袁昶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而原先在传统目录学中从未有过的“律令学”、“洋务学”、“边务学”等分类的出现，更加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4]

个人著作

袁昶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