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经典（1937年老舍所著中篇小说）

基本介绍

老舍

北京城特有的大杂院、胡同等凡俗的生活场景，以及底层社会中的车夫、妓女、巡警等各式卑微却善良的小人物，在老舍笔下，无一不是北京文化的体现者。而老舍作品特有的精练的语言风格，也使笔下的人物格外鲜活，因而也让读者无法忘怀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满族，祖籍北京。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1899年，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等职。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在讲学期间他开始了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同年，到齐鲁大学任教。1932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大多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1934年，任山东大学教授。1936年，老舍发表小说代表作《骆驼祥子》。1937年，老舍又回齐鲁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奔赴武汉。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抗战八年中，老舍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除小说之外，还有杂文、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等。1939年，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

1949年，老舍由美回国。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老舍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0至1960年代，老舍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1957年创作完成的话剧《茶馆》，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老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不堪其辱，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关注的是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样人物与纷繁变化的人情世态。老舍成功地表现了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对象和关注领域。老舍并非一味地展现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而是着重叙述他们身上所承袭的保守落后观念，以及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困惑、犹疑与进退两难的心理。老舍否定老派市民的保守、顽固与虚伪，更否定那些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自私、颓废、无责任感的新派市民，他理想中的人物是那些既保持了传统的道德、苦干精神，又具备现代思维的新人。民族的积贫积弱不仅是由于西方武力与资本的入侵，而且更是因为人的落后，而民族的复兴最终要靠新人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老舍对市民的塑造，接续了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民族真正之复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才能“转成人国”。老舍总是用对比的方式来处理文本中的观念对立的人物形象，在体貌特征、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等等方面的差异性叙述之中，明确地体现自己的褒扬与贬斥、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取向。老舍不遗余力地在市民身上下功夫，一方面是他对这一群体的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全面，而且市民这一群体的态度与分化最能体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而他们的反应也是社会整体思想状态的表征。老舍有着英国生活的体验，他会不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文明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自己的民族，中国人在西方文明对比之下，自然会是顽固保守、愚昧落后的。对还处于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的批判，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期冀，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

老舍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幽默在现代文学中是相当突出的，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和所受影响有关，也是他的自觉追求。北京平民社会市井生活与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的影响，使他的文学创作之初就带上了幽默的风格。同时，幽默也为他的文化批判找到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他有意识地追求文学幽默化的效果，并善于以机智与讽刺的形式来表现。老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嬉皮笑脸并不是幽默，心平气和，心宽气朗才是幽默。作家如果神经过敏有失平和，那么就会使作品“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这样的文学是无益的；幽默的作者却能从世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地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老舍把幽默作为营造文学世界的重要手段，追求一种心态平和而意味无穷的文学效果。老舍的幽默风格稳定，表现形式多样化，既有温厚的同情、滑稽的展示，又有严峻的讽刺。老舍多用夸张变形的描写，以在幽默中批判。对于不同对象，运用幽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总能起到让人读后有所思的效果，体现了幽默的艺术魅力。从1920年代的长篇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喜剧，幽默化的表达一直贯穿于老舍文学创作的始终，不仅形成了稳定的风格，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奠定了京味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对京味文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老舍文学的京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北京市民社会和市井情态的展现。北京城市特有的大杂院、四合院、胡同等凡俗的生活场景，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各式人物，都走进了老舍的文学世界，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城市社会的丰富的人物谱系。在现代作家中很少有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文学化的方式构筑了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的人物不管是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或者是老舍理想中的新人，以及车夫、妓女、巡警等卑微生存者，在老舍笔下，无一不是北京文化的体现者。在老舍的叙事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揭示文化对于人性的影响。老舍通过对他们的叙述，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样态。另一方面是文学语言上对北京口语的独特运用。老舍采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这种语言能够准确传神地刻画北京底层民众的行为心理，使人物显得真切而自然，在叙述上也能明快自然。同时，老舍善于用北京土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探索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发展道路。我们看到，老舍那些最具特色，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从文学创作之初的《老张的哲学》，1930年代的《骆驼祥子》、1940年代的《四世同堂》，以及1950年代的《茶馆》，这些作品的叙述对象都是充满北京文化特点的人物。沉浸在北京文化中的老舍，用文学的手段展现了京城文化的独特性，这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地域化写作一起，构成现代文学的丰富的审美内涵。所谓“京味”文学，老舍颇具典范意义。在“京味”文学的不断传承中老舍所体现的源头意味非常明显。

在创作上，老舍涉足的领域是广阔的，能够自如地运用各种文体，突破了单一文体的写作束缚。无论是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还是鼓词、相声这样的通俗艺术，老舍都进行过尝试，而且都有所建树，特别是在小说和戏剧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老舍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小说创作在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又注重学习西方近代小说的技巧与方法，在人物描写上，既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心理表现，又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老舍融合中西的努力，扩展了小说的文本容量，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老舍以《茶馆》为代表的戏剧作品，不仅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而且戏剧建构的技巧、戏剧充溢着的地域色彩以及其“京味”特色，也为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老舍的文学在当下并没有过时，他的文学创作方式方法、地域特色、幽默风格，依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老舍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烂透一面的批判，仍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没有反思，就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认清自身，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摆正方向，不至于走向迷失。

老舍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老舍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开拓者，在新文学开创时代，他就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推动了这种文学样式迅速走向成熟。老舍率先把市民阶层的心理、情感引人新文学，建构起了丰富而独特的市民形象画廊，对北京市民文化与风土人情的逼真叙述使他的创作成为“京味小说”的典范。老舍也是一位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语言既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地域特色，又表现出独特的幽默风格，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老舍艺术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作品，而且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人文关怀等等方面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舍在文学中所探索的一些问题具有历史性价值，比如“国民性”、文化的守成与创新等，对于当下来讲，依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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