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明朝第四位皇帝）

大事件

人物生平

燕王世子

明仁宗坐像

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十六日，朱高炽出生。他是明成祖朱棣长子，母为仁孝文皇后徐氏，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十八岁。相传仁孝文皇后梦见有冠冕执圭者上谒而生。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过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为世子。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命朱高炽与秦、晋、周三王的世子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唯独朱高炽回军较晚，明太祖问他缘故，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饭以后。明太祖又命朱高炽分阅章奏，朱高炽独取与军民事务十分相关的奏章上奏。有文字谬误的现象，没有上奏明太祖。明太祖指示他，是否是他有所忽视，朱高炽认为，不应以小小的失误来劳烦皇帝。明太祖又曾问他：唐尧、商汤时爆发水旱灾害，百姓能凭什么度过。朱高炽认为，百姓度过灾害是因为圣明的君主有好的恤民政策。明太祖为朱高炽的这些见识非常高兴，并评价他有“君人之识”。

不过由于朱高炽喜静厌动，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他更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

靖难

建功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宋忠大败的消息传至京师，建文帝紧急之下起用老迈的耿炳文，以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宁忠作为右副将军，共同挥师北伐。建文帝听闻北伐受挫后，以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上。朱棣为避免两线作战，先援救永平并击败了来自山海关的吴高，紧接着出兵大宁，命身为世子的朱高炽留守北平。北平周边据点如涿州、雄县等虽被朱棣征抚，但限于兵力，燕军并未重点布防，因此李景隆不费吹灰之力便抵达北平。此时朱高炽手中尽是些老弱病残之兵，李景隆在城外安营扎寨，将北平城围得水泄不通，并集中兵力猛攻北平九门。在李景隆尚未围攻北平城之时，朱高炽己积极为此准备，不分昼夜督治守备事务，注重安抚城中军民，故而北平城内“人人欢悦”。朱高炽不但礼贤下士，积极咨询老于兵旅及才识的文吏，和他们共同商议准备，推诚待之，北平城内众人皆为尽心。而且朱高炽以身作则，每四鼓就起床，二鼓才休息，左右都以为世子朱高炽过于疲累，朱高炽认为，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时岂是做人子的可以懈怠安逸的，且北平是燕军的根本之地，是南军必须要夺取的，岂能不做好防备。而凡有大事要施行，必先禀命燕王妃徐氏。朱高炽本就遇事冷静，不轻易自乱阵脚，再加上徐氏的协助，北平城人人斗志十足。

李景隆发现北平抵抗居然十分顽强，一时难以攻破，全无之前进军般顺利，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围困北平。然居弱势的朱高炽反而数夜遣人开门袭击敌营，南军慌慌自杀，李景隆等围城久攻不下，兵士夜晚又时常受到燕军骚扰，难以休息，只得退营十数里。不久，远去大宁的朱棣率领挟持宁王朱权而来的军队返回，攻击驻扎城外的李景隆军队，朱高炽亦乘势出城与其父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李景隆“狼狈大败散走”。朱高炽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

由于朱棣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煦和朱高燧，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受到朱高煦收买的朱棣近侍宦官黄俨在北平守城战前后曾进谗言，称朱高炽亲近朝廷，“将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当朱棣表示怀疑，并称对朱高煦说：“尔兄素孝，那当有此？”时，朱高煦落井下石，称“兄诚孝，但在太祖时果与太孙善也。”朱棣潜藏的对朱高炽的怀疑引起了朝廷内方孝孺的注意，于是其给朱高炽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北平，许以封燕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试图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高炽父子二人的关系，并故意将此事广为张扬。留守北平的宦官遂将此事火速通知南下河北、山东一带的燕王朱棣，称朱高炽与建文帝通谋，建文帝的使节已到达北平。正当朱棣将信将疑的时候，朱高炽却派人将未拆封的信件及时绑缚在朱棣军前，以实际行动打消了朱棣的疑虑。朱棣即位后，以北平为北京，仍命朱高炽镇守。

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立储争端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朝廷中讨论立储君的问题。当时朝中一批跟随朱棣征战的武将怀着政治投机的态度，见靖难之役中朱高煦立下了赫赫战功，朱棣对其十分喜爱，若被立为太子，军事勋贵集团可能获利更多。因而以淇国公丘福、驸马永春侯王宁为首的靖难之役将领纷纷上书，要求将二皇子朱高煦立为太子。在这批武将的簇拥之下，朱棣对于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有所动摇。此时兵部尚书金忠反对立朱高煦为皇太子，并在朱棣面前“历数古嫡警事”，劝说朱棣还是立朱高炽为好。明成祖又寻求朝臣解缙、黄淮和尹昌隆三人的意见，他们三人都一致支持金忠的看法。黄淮和尹昌隆都主张“立嫡以长”，当朱棣征求解缙意见时，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后来又强调孙子生子生孙子！”来打动喜爱孙子朱瞻基的朱棣。二月，朱棣遣隆平侯张信、驸马永春侯王宁召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兄弟三人到南京，"册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为汉王；第三子高燧为赵王。并授朱高炽金册、金宝。

朱高炽虽然被正式立为皇太子，但是朱高煦、朱高燧两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依然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政治力量寻求机会夺取皇太子之位。朱棣注意到朱高煦的情绪，将其其汉王封国设置于云南。为此朱高煦十分不满，多次公开称“我何罪，斥我万里？”朱高煦又以李世民自比，请求天策卫为护卫，并称“唐太宗天策上将”，“英勇似秦王世民乎？”这些嚣张的言论虽然一时间激起了明成祖朱棣的反感，但出于对其溺爱，并未加以深究。同时，赵王朱高燧也多行不法之事，幸有太子朱高炽在朱棣面前解围，才得以幸免。 

当时朱高炽的表现并不令朱棣满意。此时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解缙上疏劝其朱其说其“其争也，不可。”朱棣随即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对解缙很有意见。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正遇朱棣北征未归，故只好觐谒太子朱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煦又乘机进诲言说解缙专待皇帝不在京师时私自觐见皇太子朱高炽，无人臣之礼。朱棣大怒，下令将解缙逮捕下狱严刑拷问，以后被处死。

永乐九年（1411年），结束了第一次北伐的朱棣回到南京，向负责辅助朱高炽监国的翰林学士杨士奇等了解这一时期太子实际行政的功过是非。大理寺右丞耿通也多次面奏朱棣称：“太子处理事务没有大的失误，无需更换太子。”多次进言，朱棣不悦。但随着朱高煦与朱高燧的攻击，“由是两王合而间太子，帝颇心动。”永乐十年（1412年）秋，朱高煦派人诬告耿通“请托故出人罪者”，又暗示耿通是受太子之托而多次在皇帝面前为其开脱。朱棣听到后，联系过去耿通维护皇太子的言论，以及其在永乐七年（1409年），曾经弹劾永乐时期著名的酷吏陈瑛，“刑科右给事中耿通等劾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及监察御史袁纲、覃珩朋比蒙蔽，诬构善良，陷之死地。纲、珩己下狱，瑛为长官，不宜独宥，请并治之。”对陈瑛的惩处后来在皇太子朱高炽的处理下得以“其械系之，并具其罪状，诣行在奏请处分。”成祖此时确认耿通与杨士奇等人结为太子党，勃然大怒，命都察院和文武大臣将耿通鞫之午门，称：“必杀通无赦！”群臣遵照朱棣的旨意议决耿通当斩，明成祖表示：“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

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朱棣第二次北征，命黄淮、金问、杨士奇、杨溥等辅助皇太子监国。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日夜谋嫡，复造飞语，动摇监国，并中伤黄淮等。”朱棣因此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车驾缓，且奏书失辞”，说：此辅导者之不职！遂徵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等。”随后黄淮、杨溥、金问受到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联合参奏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改赵王朱高燧封国于彰德，又改汉王朱高煦封地为青州。朱高煦依然不愿离开京城之国，上疏称“愿留侍左右，不欲离开之国。”为此朱棣怀疑朱高煦的行动。朱高煦被迫前往山东之国后，怨气冲天，依然不知悔改。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朱高煦还南京，其不法之事被揭发，差点被贬为庶人，朱高炽哭泣为其求情，才得以幸免。永乐十五年（1417年）封国迁到乐安，朱高煦仍密谋夺嫡。朱高炽多次写信规劝依然无效。但由于朱高煦被驱逐出了以京城为中心的明朝政治中心，其野心得到了有力的遏制

监国理政

参见：朱高炽监国此后由于朱高炽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朱棣将他留在后方，让朱高炽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们常说太子失德，你可以到京师，多多观察。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赶紧来奏报。”朱棣对朱高炽已经有倾向性意见，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由于朱棣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建文元年（1399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朱棣的封地北京的事务。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他手下只有1万士兵，却巧妙地组织了城防，并挫败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他已成为皇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朱棣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朱棣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被放逐，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储位之争

朱高炽在后方留守，这样皇次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朱高煦与朱棣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朱棣于危难之际，朱棣也曾许愿说：“努力吧，皇太子身体不好，多有疾病。”。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朱棣，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朱棣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朱棣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朱棣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朱棣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永乐二年（1404年）立朱高炽为太子。

次子朱高煦并没有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朱高煦与朱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朱棣，然后矫诏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朱棣总算没有再追究。

短期在位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朱棣的遗体装入棺材中，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二十五日才得知朱棣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当年四月被朱棣囚禁。

九月七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原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原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朱高炽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

朱高炽即位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忠臣方孝孺的“诛十族”惨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朱高炽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原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朱高炽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朱高炽对朱棣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半个月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朱元璋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朱高炽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朱瞻基并未参与这一计划，朱瞻基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猝然驾崩

朱高炽明于星象，一夜忽见有星变，忙召蹇义、杨士奇等人来说：“天命尽矣。”于是叹息说道：“我建国二十年，被谗言邪恶所扰，心之忧危，我们三人相同。依赖皇父仁明得蒙保全。我去世后，谁还能知我三人之心呢？”边说边留下了眼泪，蹇义、杨士奇也留下了眼泪。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此钦安殿非御花园中钦安殿），终年四十七岁。死后被谥为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明仁宗。朱高炽的葬礼极为简略，但是也有七个妃嫔为他殉葬。

为政举措

政治

抚恤灾民

朱高炽监国期间赈灾成为了其主要政绩之一。在永乐七年（1409年）初次建国期间，明中都凤阳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水灾。为了确保及时了解灾变情况和开展赈灾计划，朱高炽先委任大理寺少卿虞谦为右副都御史，命他和给事中杜钦巡视淮安、凤阳直至陈州一带灾害情况。在经过巡视后，虞谦与杜钦建议“悉免其年被灾田租，先有勘核未尽者，审实一体之免。若以输在官者，准作今年之数。军民有迫于艰难典卖子女者，官为赎还。”即免除扬州、淮安、风阳、陈州水灾地区的田赋，并代百姓赎回因灾害无活而所寄子女。由此可见朱高炽将赈灾大计作为重中之重，具备仁君的素质。

改组内阁

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朱棣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朱高炽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朱高炽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朱高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朱高炽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朱高炽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朱高炽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朱高炽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朱高炽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朱高炽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朱高炽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朱高炽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朱高炽试图纠正朱棣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被处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削汰冗官

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拨乱反正

朱高炽同时将建文帝时期的奸党族属赦免放还回家，将发放至教坊的人宽恕从良，还给日产。

还都南京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为了北边边防安危等因素，朱棣遂将京师由南京迁往北京。朱高炽即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元吉随即上疏称建议还都南京。随后颇多大臣纷纷上疏朱高炽，请求还都南京。平江伯陈瑄上疏朱高炽言七事，第一件便是“重国本”，众多大臣的上疏的确打动了朱高炽。然而迁都乃为国之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朱高炽只得先做前期规划。主要包括，首先加强对南京的管理，先命附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再“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三月，正式宣布，“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随后又为各机构设置一些相应官员。四月，“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但是五月，朱高炽便突然驾崩。即便是在弥留之际，其仍旧不忘迁都之事，遗诏中朱高炽言：“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尽管朱高炽已经为迁都之事做好各种准备，但终宄随其突然驾崩而搁浅。

军事

边防政策

朱高炽重视明廷北边边防，多次敕谕边关将领加强巡逻。其在位期间，曾下诏：“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敕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总兵官及备御官亦如之。”朱高炽亦加强防御体系的规格，“命行在后府都督佥事、指挥佥事李敬守居庸关。”除此之外，明廷还加强了对来往边关的审查，同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冬：“敕辽东、大同、宣府、永平总兵官，今天气己寒，宜善抚军士，勿令失所。但无敕旨及勘合文书，并勿擅放出境。”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朱高炽强调明廷边防的防御性。

后世对朱高炽的北边政策存在不同说法。有观点批评：仁宣之际明廷北边对蒙古多以防御和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瓦剌趁此窗口期统一各部；《明史·兵志三》亦称：“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云中郡）、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帅兵，修城堡，广屯种。’皆不能用。”然而同样是范济进言这件事，《明宣宗实录》及《明史·列传五十二》则记载是尚书吕震认为范济的奏章“文辞冗长，且事多已行，不足采”，亦即并非明廷不能用其言，而是其进言此前大多已经实行。由此亦可见这一问题上史家评价的复杂性。

军事调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朱高炽即位后，便开始对北部边防的军事将领进行调整。朱高炽首先对五军都督府与一部分都指挥使司的人选进行安排。八月十七日，朱高炽又“命武安侯郑亨等四人俱充总兵官，亨镇守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设置的四个总兵官中，涉及北边的有三个，即大同、山海与辽东。朱高炽在位期间便安排了六个总兵官。加上甘肃总兵官费瓛，明廷北部便总共有七个总兵官。朱高炽对待北部七个军镇的总兵官与内地颇为不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明廷给其中一位总兵官发出命令之时，亦同时给其他几位总兵官发出相同内容的命令，此实际上显示的是朱高炽对北边军镇一体重视的特点。

朝贡互市

朱高炽放弃主动出击蒙古的策略，以积极经营与蒙古关系的策略代之。朱棣以武功夺天下，与蒙古各部建立朝贡活动的同时，亦积极出击蒙古部落。然而经过数次北征蒙古，明廷内部亦出现危机。在此背景下，朱高炽放弃主动出击蒙古的策略，代以派遣使节出使蒙古表示“悉宥其罪”的积极经营之策。朱高炽将明蒙间的朝贡活动与互市活动置于严密地监控之下。尽管朱高炽积极经营与蒙古间的关系，继续推行朝贡活动；但是对蒙古使团与卖马贸易的严格监管始终未曾放弃。对蒙古贡使的护送制，与蒙古马市贸易紧急措施的准备无一不证明朱高炽的策略。

经济

迁民屯田

朱高炽监国期间大力推行其父皇的“垦荒归己”的奖励垦荒政策，使这项政策前后贯彻七十年之久。同时也继续其父祖的设置屯田的政策。永乐十二年，朱高炽第二次监国时，安置了山西等地2000多户流民到隆庆州进行屯种，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再发展。

减免贡赋

朱高炽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朱棣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朱高炽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朱高炽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今南京）、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朱高炽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朱瞻基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朱高炽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文化

儒家思想

在思想上，朱高炽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高炽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朱高炽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科举制度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外交

兀良哈部

在朱高炽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朱棣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鞑靼部

永乐时期，鞑靼实力颇强，因此朱棣晚年数次北征的目标便为鞑靼，希望削弱其力量。虽然朱棣最后三次北伐均未达到直接打击鞑靼阿鲁台部的目的，但阿鲁台畏惧明廷的强大兵力，所以积极寻求和解，故阿鲁台在朱棣驾崩的同年十二月便遣“使者阿卜都剌等贡马。”此对于即位不久的朱高炽而言是极好的缓解明蒙关系的时机，故其在“赐赉有差”的同时，亦敕谕阿鲁台表示愿“宥其前过，令通使往来如故，并赐王及王母彩币表里。”双方由此继续展开朝贡活动。朱高炽抓住这次阿鲁台主动朝贡的机会，缓解了明蒙间不久前险些兵戎相见的危机，恢复了与鞑靼阿鲁台部的朝贡关系。尽管双方之间恢复了朝贡关系，但朱高炽丝毫未放松对边防的重视。在阿鲁台主动朝贡同时，朱高炽敕大同、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总兵官及备御官“近阿鲁台遣使来朝进马……令通好如故。然此寇谲诈，或乘国有天丧，边境无备，复来侵扰，盖未可测。宜整搠军马，严加堤备。仍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

瓦剌部

朱高炽即位后，明廷对于瓦剌部的策略并未发生较大改变。朱高炽即位之时，瓦剌部忙于与鞑靼阿鲁台争斗。因此瓦剌部对明廷的态度是积极朝贡，韬光养晦。朱高炽亦乐于瓦剌顺服，发展与瓦剌的朝贡活动。

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瓦剌贤义王太平遣使选谷歹等贡马”，明廷“赐瓦剌贤义王太平彩币表里，并赐其使选谷歹等钞币有差。”同年瓦剌贤义王太平所属知院阿老丁朝贡之时，道路为人阻隔，朱高炽还“遣人卫送至京”。洪熙元年春正月，“瓦剌贤义王太平遣使者桑右[古]台等随都指挥毛哈剌来朝贡马，命礼部宴赉之。”同年，安乐王把秃孛罗亦派遣其子亦剌恩赴明贡马，明廷“赐彩币表里有差。”因此，朱高炽即位后，仍旧保持着与瓦剌间的朝贡活动。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朱高炽自京师启程前往北京的途中，一日路过山东邹县，见男女持筐沿路拾取草籽。朱高炽停下坐骑，问他们拾草何用。百姓跪下察称：“岁荒以为食”，朱高炽侧然。随后“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上闻，若此乎？”于是就让随行宦官赐给以钞。又召集乡者，了解他们生活的疾苦。恰遇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前来迎接。朱高炽责备他说：“为民牧而民穷如此，亦动念乎！”石执中说：“凡被灾之处，皆己奏乞停止今年秋税。”朱高炽说：“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宜速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石执中请示可否人发三斗，朱高炽说：“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仓廪，吾见上当自奏也。”朱高炽到达北京在见到父皇朱棣时，奏报了自己在山东境内所见所闻，朱棣认为朱高炽做得很对，并对朱高炽说：“昔范仲淹子犹举麦舟济父之故旧，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朱高炽平素喜爱文学，谷应泰说他“学识特崇真氏，文章独许欧公”.他看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认为“此为治之鉴戒，不可无”？于是他下令重刻此书，并赐给诸皇孙及廷臣。他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景”，而尤爱欧阳修的“奏议切直”.为此他亦命将欧阳修的文章刊印赐给群臣，并对他们说：“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史籍记载

《明史·本纪第八·仁宗》

《明实录·仁宗昭皇帝实录》

《国榷·卷十八·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国榷·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后世纪念

献陵

明献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昭皇帝朱高炽（洪熙）和皇后张氏的陵寝，就位于天寿山西峰之下，明长陵的旁边，封闭没有开放。

明献陵的营建是在朱高炽死后开始的。朱高炽临终曾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大意就是说，我这皇帝也没干几天，也没有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所以你们也不要劳神伤财了，一切从俭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朱高炽遗诏营建明献陵。

建成后的献陵，陵寝制度确实比较简朴。由于献陵陵制不追求奢华，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时有“明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它为此后的明陵建筑树立了楷模。明献陵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楼在院落上彼此不相连属。除宝城、明楼及第二进院落陵墙经修缮保存较好外，其第一进院落的建筑已全成遗址。

人物评价

历代评价

《明史》赞曰：“当靖难时起，明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但身形较胖，导致身体较弱。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是在位期间为人宽厚，为政开明。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7]

人物争议

死因争议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暴卒，享年四十八岁，登基未足一年便“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本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已成历史之谜，多年来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大臣李时勉在他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他谨嗜欲之语。朱高炽看了奏折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他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釴《病逸漫记》中有记述：“明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明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身亡。

但也有学者通过对蛛丝马迹的考察，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害死的。朱高炽生性温厚仁慈，嗜欲享乐，为此曾引起朱棣的不满。朱高炽长子朱瞻基却与其父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朱棣去世时，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基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3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4月14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5月13日加害朱高炽。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也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奉诏而来的海涛，于6月3日抵达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对朱高炽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在服朱棣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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