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唐朝时期实行的赋税制度）

简介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

又规定了均田制实行办法，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後还田。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租即

田租

「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有充足的农耕的时间，不会因为长期服役在外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陆贽称许租庸调法：“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均田制

制度内容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二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过五十日。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3]

租庸调制

传承发展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租调数量比北周轻，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 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调制时，运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相较于以前的赋税徭役制度，唐初实施的租庸调制度更易实施且兼顾公平。唐代的租庸调制度统一按丁征收，不与田地的数量挂钩，这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还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持续和稳定。特别是“输庸代役”的规定，使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特别是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租庸调制等一系列措施实施后，农民不再因赋税过重举家外逃，而是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唐玄宗前期，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农户猛增至840余万。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商业、手工业以及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最终进入开元盛世。^[1]

隋文帝

取消原因

然而，进入开元盛世之后，租庸调制却逐渐遭到破坏。

一项制度一成不变地运转多年，肯定会产生许多弊病，租庸调制自然也不例外。况且，租庸调制带有缺陷。比如，租庸调制规定了农民役期的最高限额，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这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因其缺乏灵活性，致使国家获取赋税徭役的量不能因时局变化而有所增加，特别是当战争频繁、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时，租庸调制愈发显得捉襟见肘。

为了改善这一困境，唐朝的官吏想了很多办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将实物折变为白银极为有利可图。

官府要求农民将庸调所应缴纳的绢、绵、布、麻等折为白银，然而这些东西与白银之间的具体折算比率，显然不是由农民来定而是取决于官府，产生的差价则成为官吏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刘磊说，一些官吏贪得无厌，严重破坏了租庸调制。

到了天宝年间，为了逃避租庸调的盘剥，农民纷纷选择逃亡。而战乱又进一步加速了租庸调制的消亡，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租庸调制几乎形同虚设。

经安史之乱，唐王朝控制的民户数量已不足200万。可以说，唐肃宗时期，租庸调征收额几乎微不足道。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1]

两税法

主要影响

引致租庸调制破坏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租庸调是依照完整户籍来征收赋役的。但在开元时代，承平日久，官员疏于整理，丁口死亡，田亩转让等未记入户籍，国家于是失去征税根据。德宗时，情况更坏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之情况，此举造成人民逃亡，而赋税却由逃亡户的邻保代交，称为摊逃，结果更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弃租庸调而改行两税。

最后，租庸调制中以男丁为征收对象，向其征收定额的赋役，即是说国家的收入取决于丁的多少，缺乏弹性。自安史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较弹性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故租庸调不得不破坏。^[3]

历史评价

总结来说，租庸调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确是一个利民利国的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涌现，再加上其它客观因素，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故唐不得不以两税制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