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历史背景

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具体表现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某种举荐选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围。举荐选拔超越世袭血缘关系的罗网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极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被严重破坏，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举荐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劳绩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面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  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明清特指通过初级“县试”入学的学生为秀才。汉代各科察举都要通过朝廷考试。但是汉代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区别在于：考试在察举中并不重要，举荐是决定性的。察举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  。举荐权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权贵手中。  察举并不是两汉仕进的最大渠道。从汉初以来”任子“、“赀选”、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进行。一般士人往往时先征辟为州郡吏员，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在南朝齐时，秀才科的策试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五问（合格）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  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这说明考试已经比过去严格得多。南朝梁时，梁武帝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考试及格就给官做。各地寒门士子纷纷投馆就学。其考试办法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寒门庶族子弟不论出身，随才录用的规定。

在北朝，北魏、北齐“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1、九品中正制日趋衰亡，改革选举制已势在必行。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朝政腐败,西汉武帝建立的州郡察举选官制也腐败不堪,“狱由怨起,爵以贿成”，“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汉末丧乱,户口流离,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名存实亡。三国时期,曹操为了选拔人才,多次下文颁布求贤令,提出:“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道"都应选举出来。既突出了“唯才是举”,又避免了名实相违的弊端。为了使“唯才是举”的标准和原则形成稳固的制度,220年,魏文帝曹丕根据陈群的建议,“制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选官制度。曹魏政府在各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用本地德高才盛之人来担任,对所管辖区域内的人物加以品评,按照家世、行状给其定等级,以作为政府任用士人的依据。中正品评的品第与士人人仕官位高低紧密相联。九品中正官人法在开始时,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出现了以才能人仕的良好局面。而日久则生弊端，西晋初年就出现了世家大族独占上品的问题，形成了“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腐败混乱局面。西晋末，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日益加剧。中正举人,随心所欲计资定品,全凭个人好恶和家世门第。此时的九品中正制已完全违背了当初“唯才是举”的初衷,失去了其自身的应用价值。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已名存实亡,虽有中正设置,却已无力左右干涉朝廷选官任吏,察举策试制已成为选官任职的主流。选举制度的变化,课试制的逐步兴起,表明九品中正制已近尾声,即将落幕。^[4]

2、士族腐朽、庶族上升,改革选举制度势成必然。世家大族“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到东晋后期至南朝,门阀势族盛极而衰,九品中正制的丧钟也就敲响了。南朝门阀士族已彻底腐败,门阀士族享有特权,声色犬马,不思进取;自命清高,自保门阀;鼓吹“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谬论,满腹草莽,无德无能,根本就不能参与朝政担当重任。因此,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专门论证,指出“江左世家无功臣”。门阀士族衰落之时,寒门庶族则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操纵着政治航向。刘裕“家贫”“初为司马”，陈霸先则是由“乡里司”“油库吏”起家。他们出身庶族寒门，却位登九五至尊,人主天下神器,创建一代王朝。出身寒微的南朝诸皇帝,“皆威福自专,不肯假权于大臣”，起用寒人典掌机要,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世家大族则官职清闲,徒有虚名,庶族地主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从皇帝、将军到舍人，主宰国政、控制机要、统率军队.左右政局,上上下下形成了一张严密的庶族地主力量体系的网络。而九品中正制、恩荫制却排除了他们参与政坛角逐的机会,阻断了他们走向政坛官场的仕途通道,绝大多数庶族地主被摒弃于政坛之外。因此,九品中正.选官,恩荫任官制已成为庶族地主势力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一种新的适应庶族地主发展需要的选官任仕制，正在孕育之中。

3.玄风盛行,误国害人,急待改进。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促成了门阀士族的形成与鼎盛。那些世家大族广占田地,剥削掠夺大量财物,经济势力雄厚,且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而不学无术,祖尚浮虚。平时所学皆老庄之道,妙善玄言,主张清谈无为,认为虚无的“道"或“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世界之“有”都生于“无"。一些读书士子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专心研究“三玄”,学无所获,没有治国安邦之才能。谢万、殷浩善于玄谈,兴兵作战则损兵折将,大败而返;王術善玄谈,大难到来则只有束手待毙,无力回天。因此,齐武帝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清谈玄风，把读书士子引人歧途,世家子弟优游闲谈,学风暗淡;而庶族子弟却专心致学，博通经术,具有治国安邦的能力。因而随着庶族势力上升,学风的改进也势成必然。^[4]

发展历程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创建于隋朝，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平民通过读书考试获取入仕机会，基本就是靠科举。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叫试策。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变化有过很高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对于科举的开创，史学界向来有异议。历史学家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否认隋代有进士和进士科之说，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书》和隋代文献，虽然记载了开皇和大业中所举的众多科名，却未见进士科之名，也未见进士科考试之实；二是在唐、五代文献中所载隋进士有房玄龄、温彦博、侯君素、孙伏伽、张损之、杨纂等6人，可是经过考证、除杨纂的进士身份，因文献阙如，无从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以时制比附古制，将隋代以秀才、明经科察举为官，比附成进士科登第，唐代虽有进士科开创于隋的记载，但也有进士科开创于唐的记载，所以他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著文指出：要确定科举制度起源于何时，首先要把握住它区别于其他选举制度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科举的问题。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至于史书所载隋代已有进士科的说法，也查无实据。因此，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得到正式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科举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永制。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3]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朝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旨，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方法。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变，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3]

1238年，戊戌选试录取4030人。后因故中止，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的科举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元朝灭亡后，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院只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到了明代，进学院却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员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身份出任京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院，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3]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统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清政府又谕令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3]

过程

科举指历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膳生员，有一定名额，由政府提供津贴和生活日用的学员；其次是增广生员，也有一定名额，为候补廪膳生之属；新“入学”的称为附学生员，为增广生之预备。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

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è）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清代科举殿试场所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内容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科金榜

明清科举简表

考察法则

川北道贡院（四川贡院）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在一张卷子中，这类题目往往多达30至50道。口试则是口头回答与墨义同类的问题。

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

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还是表现不出真才实学，建议加试杂文两篇（一诗一赋），于是开始了诗赋考试。

经义，是围绕书义理展开的议论。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自宋朝开始，经义取代帖经、墨义，而明朝就干脆专考经义。

等级

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贡生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第二至五名为经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

衍生名词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题；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夏代学院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学院，

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

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院。

战国时期齐国的高等学府，因设于都城临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儒、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都汇集于此，他们兴学论战、评论时政和传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当代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

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如今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院均设教授，主管学院课试具体事务。

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

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院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特点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2]

唐代：科目繁多重诗词歌赋

唐代科举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2]

宋代：轻视诗词重视实际能力

殿试策论因时间限制等原因，多数情况下文采一般。但它作为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

明清：

重文章格式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八股文的字数每多变化，明《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始规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以后即奉为定则。仅就八股文的形式而言，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2]

武举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开创武举制度。  之后历朝历代武举制度时兴时废。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止武举制度。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朝武举改为以文为主，“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也可为优等，宋朝武举对武力的要求并不高。 

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年）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 

清代武举制度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恩额”，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分一、二、三场进行。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技勇”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优劣之处

科举制度作为选官制度来说，比之历史上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显示出了极大的公平性和公开性。首先很大程度上的扩大举贤范围。根据历史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不论贫富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取得个人社会地位的机会。其次，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措施体现选拔的公平。例如，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使其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的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规定与有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举子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的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从而便于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防止阅卷人凭笔迹舞弊。这些方法有不少沿用至今。此外，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惩罚制度，如“废举者”法令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考教分离，公平竞争。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具有某种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2、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由于科举考试是通过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评判标准来择优取士，并且打破阶级的束缚，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正如余秋雨所说:“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不可否认，“科举取士的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3、推动文化发展，造就重学之风。“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至今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加科举考试，有志之士必须通过不断地学习，掌握和领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进而发扬和丰富其内容。并且由于这样一种不限门第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提供给许多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不论贫富贵贱皆重视教育的重学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权利执行者的文化素质，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

4、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于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配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地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1]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1、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和策论、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则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5]

2、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现实迫切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3、仍然存在选拔不公。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现象。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间，也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无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的费用。“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开放。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也不例外。回顾科举年代的教育，无论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与应考内容都不同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尽人意的环节与不足。^[1]

历史影响

国内

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 ,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过促进作用。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科举制度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本可能是要求用统一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严复曾对科举制这样描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 

第二，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

第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国外

中国科考制度对欧美国家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历史学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倪方六表示，早在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点破了——现在各国的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的。孙中山说的这话是有根据的，并非臆断。 

在14世纪，欧洲来华人士便将中国通过科举，即统一考试的选拔人才模式，向本国做了详细介绍和推荐。其中，英国人对此最有兴趣，“英国当时的学术界和开明官员，力主仿效中国文官取士手段，机会均等，公开考试。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负责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拟。后他们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据倪方六介绍，两位爵士的报告被英国国会采纳。此后、法国、美国等许多欧美国家都把中国的考试制度“拿了过去”。“欧美人认为，科举比当时他们‘领导说了算’、‘世袭’等用人模式先进、公平，中国的科举优点多多，至少使官员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官员。”“西方当时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倪方六表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古人发明“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还有今后。 

欧美人把科举这一由中国人发明的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让中国这位发明者反过头来要学习、“取经”的考试模式。西方结合当时的工业革命和民主、人权的需要，考试内容丰富而又科学，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统统纳入考试的内容。除了笔试方式，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的“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手段，更为完善和科学。欧美的“科举”，即便顺利通过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国的学子（举人）一样，立即可以获得官职和荣耀，戴红花骑大马，还得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6]

评价

白居易：唯秉至公，以为取舍。

唐宣宗：有司考试，只在至公。

邓嗣禹：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

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 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 甚于焚书。”^[5]

钱穆：此制（科举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有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韩国磐：由于“科举制确实给予了中小地主出身的机会”，“因而也就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

张萱：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

李蔚然：科举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

孙中山：科举制度“平民政治”，而且优过“民主政治”，是“极端平等政治”。

刘海峰：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何忠礼：科举制虽说也有弊病,但它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任继愈：我们应该学习过去科举的的方式来改革中国的教育。科举的内容跟着时代变的。明朝开始，朱元璋开始用八股文考试，内容比较陈腐的，但陈腐的并不是科举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很先进的，英国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进的，英国人自己说，我是跟中国的科举学来的，引进来的。书上明明白白说的，美国就学英国。

沈兼士：科举制度是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与国家政治；是根本消融社会阶级的存在；是促进社会文化的向上；是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行为的原动力,而增加其爱国心；是促进国家政治的大一统组织。即使清代科举,也完全是由于其考试内容造成的,并非考试的本身有问题。

任继愈：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吴晗：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

商衍鎏：科举仅余糟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