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物理学教授）

生平

戴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物理学教授]

弗里曼·戴森小时候并不是只对数理化感兴趣，而是非常喜好阅读文学作品。没有早年打下的文科基础，他的《宇宙波澜》在茫茫书海中必定是波澜不惊，而不会成为畅销书，他的《全方位的无限》的销路也必定相当有限。弗里曼。戴森的书几乎每一本都好看，且不说他思考的深度，单是他的典雅文字就充满了魅力。他的《宇宙波澜》、《全方位的无限》、《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想象中的世界》已有中文译本。此外，他还写了《从爱罗斯到盖娅》、《生命起源》、《武器与希望》，等等。他和许多博学的作家一样，在书的每章最前面均引用一段与本章主题有关的名人名言。如果没有“读书破万卷”的功力，就做不到“引用如有神”。

主要作品介绍

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

量子电动力学的第一代巨擘戴森，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大科学家，更是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睿智哲人。本书是他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以来的回忆，他把科学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浪漫而生动地记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欧本海默、费曼、泰勒等人的风范与成就，原子炉、生命科技以及太空探索的研究历程与争议，同时对科技发展与人类前途有深刻的省思。

戴森教授是科学界的通人，他以高超的智能和过人的勇气，跨越科学的门槛，思索宇宙与人类心智的紧密关联。全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作者在书中探索生命的多样和一致、复杂和单纯，一步步带领读者开启生命起源的奥秘，进而推想人类的终极未来。第二部“核子冬天到又见蝴蝶”，检讨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人类道德伦理的困境，从军力平衡、核武发展、星球大战计划，谈到国际政治更涉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戴森教授以如同观察蝴蝶自蛹之生、以致翩然起舞的精彩历程，将诸多观点形诸笔墨，叫人大为叹服。

一九七九年，戴森在《宇宙波澜》中，透过个人传记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人类处境的关怀；一九八八年，戴森在《全方位的无限》中，探讨多样的生命，并进一步深思人类、科技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他贯有的流畅思绪、优美文笔，旁征博引并充满想象力地预期人类的未来。本书透过文学以及科幻小说的色彩，戴森点出明日科学的命运，预测未来科技的邪恶与美好，以十年、百年、千年、甚至是无限长的时光为尺子，衡量人类的演化历程。同时，他呼吁科技必须与道德齐头并进。戴森想象中的未来，就像搭乘时光机器漫游无垠的宇宙，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是绚丽多彩的世界。

戴森（James Dyson，1947-）

戴森曾担任巴斯戴森高等教育学院院长、设计博物馆馆长等要职，拥有飞利浦王子奖、皇家艺术学院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荣誉，并获布拉福特大学和西英格兰大学博士学位。戴森现任英国设计协会主席。

主要贡献

《宇宙波澜》段落

宇宙波澜01

FJ.戴森Freeeman J.Dyson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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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二带来无限灵感雷　顿

在长达 7 年的时间里，我跟费曼经常一起打鼓，共度许多美好时光，本书所搜集的故事，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从费曼口中听来的。

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各有奇趣，合起来的整体效果却很惊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居然会发生这么多神奇疯狂的妙事，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么多纯真、顽皮的恶作剧全都由同一人引发，实在令人莞尔、深思，也给我们带来无限启发和灵感！

（作者为本书共同著作人）

2

作者序一费曼自述

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我的过去。　1918 年我在法洛克卫出生，那是纽约州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度过了 17 年。1935 年进麻省理工学院；4 年后，大约是 1939 年间到普林斯顿念研究所。还在普林斯顿时我就加入曼哈顿计划，后来在 1943 年 4 月到罗沙拉摩斯，直到 1946 年的 10（或 11）月，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1941 年我跟阿琳结婚，她于 1945 年我还在罗沙拉摩斯工作期间，因肺病逝世。

我在康奈尔待到 1951 年，1949 年夏天曾经前往巴西访问，1951 年再在那里教学半年，然后转往加州理工学院任教至今。

1951 年底我到日本访问两周。过了一两年，当我刚和第二任妻子玛丽露结婚后，曾再度造访日本。

目前我的妻子是温妮丝，她是英国人。我们有两个小孩，即卡尔和米雪。

——理查德。费曼注：费曼于 1988 年 2 月 15 日病逝。

3

序天才中的小飞侠牟中原

费曼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任教约 40 年。30 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随即被征召加入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费曼生性好奇，在严密的保安系统监控之下，他以破解安全锁自娱。取得机密资料以后，留下字条告诫政府小心安全。

费曼被戴森（《全方位的无限》及《宇宙波澜》的作者）评为本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的一生多采多姿，从也没闲着。他在理论物理上有巨大的贡献，以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开拓性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奖，在物理界有传奇性的声誉。

但他的轶事也传颂一时。他爱坐在上空酒吧内做科学研究，当那酒吧被控妨碍风化而遭到取缔时，他上法庭辩护。他的桑巴鼓造诣很高，巴西嘉年华会需要领队贵宾，本来预定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缺席，临时由费曼先生取代，他引以为豪。他一向特立独行，以不负责任闻名。领了诺贝尔奖之后，同事维斯可夫（Weisskopf，欧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和他打赌 10 元，在 10 年之内费曼先生会坐上某一领导位置。费曼在 1976 年拿到 10 元。事实上，费曼几乎从不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系内如经费、升级、设备等任何行政工作。别人可能认为他自私。但对他，这是他保卫自己创造自由的方式。他甚至连续 5 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颇困扰他。晚年，他却应美国政府之邀，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在全国电视上，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起因出在橡皮环上。

多年来，费曼经常和同事的儿子拉夫。雷顿一起玩鼓。玩鼓时，费曼就聊他的故事。后来雷顿开始录音，他叫费曼“Chief”，一再鼓励他说下去。

经他整理后成为这本妙书。费曼不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但他亲自参与，连书名也是他坚持的。书中的对话方式，完全保留了他的风格、他的自我形象。

有关费曼的书，有好几本，都颇为精采可观，然而，在这些书中，《别闹了，费曼先生》仍最能传达费曼的性格。他最有趣的智慧游戏多半出现在本书里。物理学家拉比曾说：“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小飞侠，他们从不长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费曼永不停止的创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飞侠。

本书就是费曼一生各种奇异的故事，绝没有任何说教，也没什么深奥难懂的物理学，有的是费曼各种笑闹轶事后面，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机。

4

别闹了，费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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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

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

我十一二岁时，就在家里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很简单：在一个旧木箱内装上间隔，外加一个电热盘；很多时候我会倒些油在盘子里，炸些薯条来吃。其他的设备还包括了一个蓄电池、一个灯座等。

灯座是自制的。我跑到“五分一毛”平价商店买了一些插座，钉在一块木板上，再用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我早就晓得靠着并联或串联等不同连接方式，你可以让每个灯泡分到不同的电压。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灯泡的电阻跟它的温度有关，因此我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在灯座上看到的现象大有分别。但那也无所谓，因为当灯泡全部串联在一起时，它们会慢慢地亮起来，那种情形美极了！我在线路中安装了一个保险丝，以备如果有什么东西短路，顶多把保险丝烧断。我的保险丝很“克难”，只不过是在一个烧断的旧保险丝上，用锡箔纸把断处包接起来。我又在这个自制的保险丝上外接了一个五瓦的小灯泡，当保险丝烧断时，原来的电流就转移到小灯泡上，把它点亮。

我把小灯泡装在电键板上，在它前面放了一张咖啡色的糖果包装纸，当背后有亮光时，包装纸看起来是红色的。因此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我只消看看电键板，便会看到一大团红光，表示保险丝烧断了。对我而言，那真是妙趣无穷！

我很喜欢收音机。最初我买了一台晶体收音机，经常在晚上带着耳机躺在床上，边睡边听。偶尔爸妈因事外出，深夜才回来时，都会跑到我的房间，替我把耳机拿下来，担心我究竟听进些什么东西。大约在那时候，我造了一个防盗铃。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我只不过用电线把一只电铃和蓄电池接起来而已。如果有人把我的房门推开，房门会把电线开关推到蓄电池上，把线路接上，电铃便响起来。

一天夜里，爸妈很晚才回家。为了怕吵醒我，他们很小心翼翼、轻轻地打开我的房门，想走进来替我把耳机拿下。突然之间铃声大作，而我则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大叫：“成功了！成功了！”

另外我有一个福特线圈，那是从汽车拆下来的火花线圈。我把它接到电键板上，然后把一支充满氩气的灯管接到火花线圈的两端，线圈的火花使管内发出紫色光芒，实在棒透了！

有一天，我又在玩那福特线圈，利用它发出来的火花在一张纸上打洞，却把纸张烧着了。我没法拿住它，因为手指也快烧着了，我赶紧把它扔到一只金属垃圾筒里。垃圾筒中有很多旧报纸，而旧报纸烧得最快了，在小小的房间内火势看来相当惊人。我赶忙把房门关上，免得母亲——当时她正在客厅跟朋友玩桥牌——发现我的卧室失火。然后随手拿了一本杂志压在垃圾筒上，把火闷熄。等火熄灭后，我把杂志拿开，可是这时房间内都是浓烟。垃圾筒还是太烫手了，于是我用钳子挟着它，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窗外，让烟消散。

没想到，窗外的风一吹，旧报纸却死灰复燃起来！我只好把垃圾筒再拿回来，跑去拿用来盖垃圾筒的那本杂志。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窗户两旁都有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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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最后我拿到杂志，再次把火闷熄。这一次，我随身带着那本杂志，把垃圾筒内红光闪闪的灰烬倒到楼下的街道上；然后走出房间，把门关上，告诉母亲：“我要出去玩了。”让房间里的烟慢慢散去。

收音机和孩子王我用电动马达做过一些小玩意。有一次我买了一只光电池，并且为它设计了一个线路。把手放在光电池前面时，这个系统能够使电铃响起来。可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母亲经常打断我，要我出去玩。不过我还是想办法待在家里，在实验室内搬东弄西。

我经常在慈善园游会上买一些收音机。我没有多少钱，好在它们也不贵；这通常都是人家捐出来的破旧收音机，我买来之后，就设法把它们修好。而收音机的损坏原因也往往很简单，像电线没接好、某个线圈损毁了或没有绕牢等，因此有些一修就灵。有一个晚上，我在其中一部修好的收音机上，居然收到远在德州瓦哥市（Waco）的 WACO 电台播音。那一刻，真是有说不出的兴奋！

同样的，利用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我可以在实验室内收听到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　WGN 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包括我的妹妹、两个堂兄弟，以及邻居小孩等——常常围绕在我们家楼下的收音机旁，收听纽约一个电台的“以罗罪案俱乐部”广播节目（很明显，节目的赞助厂商是“以罗果子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我发现，我可以在纽约台播出这个节目之前一个小时，躲在实验室里从 WGN 频道上听到同样的节目！因此，我可以预先知道剧情发展，然后当我们聚在楼下的收音机旁，一起听“以罗罪案俱乐部”时，我会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某某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我猜他等一下就会赶来解围。”

果然才过两秒钟，他就来了！大家为此兴奋得不得了。

之后，我又猜中了其他一些剧情细节。这时他们才开始怀疑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我只好从实招供，说一小时之前便在楼上全听过了。

你当然猜到结果如何：他们再也没耐心等到惯常的广播时间了；他们迫不及待，全都挤在我那实验室内，靠那叽嘎乱叫的小收音机收听 WGN 的“以罗罪案俱乐部”。

费曼广播电台那时候我们住着一幢很大的木头房子，是祖父留下来给我们的。我在屋子周围装上电线，每个房间内也装了插座，那样一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放在楼上实验室内的收音机。我还有一只扬声器——但不是完整的，它缺了牛角式的喇叭部分。

有一天，我把耳机接到扬声器上，观察到一些新现象：当我用手指碰扬声器时，从耳机可以听见碰触的声音；用手抓它，在耳机里也听得见。因此，我发现扬声器可以当作麦克风使用，甚至连电池也不需要。那时候，刚巧学校讲堂上讲到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故事，我就表演扬声器接上耳机的功能；当时我并不知道，但现在回想，那就是贝尔最初使用的那种电话了。

有了这只麦克风，再加上我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扩音器，我可以从楼上到楼下，从楼下到楼上，双向播音。那时候，比我小 9 岁的妹妹琼安才两三岁大，而她很喜欢收音机上一个唐叔叔播音的节目。节目中会唱一些像“好孩子”之类的儿歌，有时又会朗读某些小孩父母寄来的卡片，例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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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是住在弗莱布希路的玛丽的生日。“

有一回，我和表弟弗朗西斯叫琼安坐下，告诉她有个非听不可的特别节目。然后我们飞奔到楼上，开始广播：“我是唐叔叔。我们听说，住在新百老汇大街上的琼安是个很好很乖的小女孩；她的生日快到了——不是今日，而是某月某日。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唱了一首歌，接着“奏”了些音乐：“嘀嘟哩嘀，嘟嘟落嘟……”演完了唐叔叔的全套节目后，跑到楼下问琼安：“怎么样？喜欢这节目吗？”

“节目很好，”她说，“可是你们的音乐为什么也是唱的呢？”

小小修理工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先生，你就是理查德。费曼吗？”

“是。”

“我们这里是一家旅馆。我们的收音机坏了，听说你可以帮得上忙。”

“但我只是个小孩子，”我说，“我不明白怎样……”

“对，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实上，那家旅馆是我姨妈开的，不过事前我并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们还津津乐道，说那一天我跑到旅馆时，裤子后头口袋里塞了一把大螺丝起子。不过，那时候我个子很小，任何螺丝起子在我口袋里看起来都显得特别大。

我跑去看那台收音机，试着把它修好。说实在，我对它不太了解，不过旅馆里有一名杂工，记不清是他还是我，发现控制音量的可变电阻器上的旋钮松掉了，使得可变电阻器的转轴没法转动。他跑去把什么锉了几下，把旋钮固定，就把收音机修好了。

我被请去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机，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原因却很简单：它的插头没有插。而随着修理任务愈趋复杂，我的手艺也愈来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纽约买了个毫安培表，经过计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长度的细铜线，把毫安培表改装成伏特表。它并不怎么准确，但至少我能够量出线路上各接点间的大约电压值，从而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请我去修理收音机，主要是因为碰上经济大衰退，大家都穷得要命，没有余钱花在修理收音机上。当他们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能修收音机，收费又便宜，当然是趋之若鹜。结果我经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顶校正天线等；工作愈来愈困难，但我学的也愈来愈多了。我曾接过一件工作，是要将使用直流电的收音机改装为用交流电的，其中最困难的是不让它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对。回想起来，那次我不应该接下那件工作的，不过那时我有点不知轻重。

我在想！我在想！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在一家印刷厂上班，印刷厂老板的朋友听说我在替人修收音机，便派人来印刷厂找我。这个人看来很穷，他的车子破烂不堪，简直是一堆　废铁，而他们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贫穷的地区。半路上我问：“你们的收音机出了什么毛病？”

他说：“每次我扭开开关时，它都会发出一些声音。虽然过一阵子声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欢刚开始时的声响。”

我跟自己说：“算了吧！如果你没钱，就活该忍受一点点声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说：“你懂收音机吗？你怎么可能会弄收音机？你只是个小孩子罢了！”他就这样不停嘴地损我，而我脑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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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毛病了？只不过是一点点声音罢咧！“

可是，等我们到他家，把收音机打开时，我真的吓了一跳。一点点声音？

天哪！难怪这个可怜的穷光蛋也受不了！这部收音机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颤动，“轰——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后，安静下来，运作正常。我想：“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开始来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终于领悟到可能是收音机内各个真空管启动的次序颠倒错乱掉了——换句话说，它的扩音部分不依规矩地暖身完毕，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这时收音机却还没有给它任何讯号；又或者由于其他线路讯号回输，甚至收音机的前段线路——我说的是跟射频（RF，radio　frequency）有关的部分——出了问题，才会发出这许多声响。而最后当射频线路全热起来，真空管电压已调适好，一切便回复正常。

那家伙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请你来修理收音机，但你只在这里走来走去！”我说：“我在想！我在想！”然后决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来，依相反的顺序放回去。”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收音机内，不同部分的线路上往往还是用同一型号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编号 212 或212A 的那一种。总之我将真空管的次序颠倒过来，再把收音机打开。它果然静得像只绵羊一样，线路乖乖地热起来，然后开始广播节目，很完美，没有任何杂音。

如果有人曾经这样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现实力，通常他们的态度会来个 180 度的转变，有点补偿的意味。这位仁兄便是如此。后来，他还介绍我接其他工作，不断告诉其他人我是多伟大的天才，说：“他单靠想便把收音机修好了！”他从没想过，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静下来想，然后就想出将收音机修好的方法。

死不服输那年头的收音机比较好对付，因为只要你把它拆开来之后（最大困难反而是确认该动哪一颗螺丝钉），便可看出来这是电阻，那是个电容器等等，它们甚至都贴上标签。假如你看到电容器上的蜡已开始滴出来，那么它一定是太热，大概已烧坏了；同样，如果某个电阻上有焦碳出现，它也一定出了问题；又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可以用伏特表测量线路上的接点，看看是否都有电压。基本上那些收音机结构都很简单，线路并不复杂。

真空管的栅电压通常都是 1。5 或 2 伏特，而屏极电压都是 100 到 200 伏特不等，因此对我来说，要弄清楚那些收音机的线路，看看哪里不对，把它们修好，并不算是多难的事。

不过有些时候还真蛮费时间的。记得有一次我花了足足一个下午，才找到罪魁祸首：一只看来毫无异状、实际上却已烧断的电阻。那次请我修收音机的刚好是母亲的朋友，因此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弄，没有人站在我背后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了？”相反的，他们会跑来问我：“想不想喝点牛奶或吃块蛋糕？”不过，我后来之所以能修好那台收音机，是因为我毅力十足。从小，只要一开始研究某个谜题，我便停不下来，非要把它解开不可。如果当时我母亲的朋友跟我说：“算了，这太费事了！”我一定大为光火，因为我非要击败这台鬼收音机不可。反正这么多工夫都花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问题才能罢休！

猜谜高手面对谜题时，我有一股不服输的死劲。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想把玛雅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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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字或者是碰到保险箱就想办法打开它。记得在高中时，每天早上总有人拿些几何或高等数学的题目来考我，而我是不解开那些谜题便不罢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钟才找出答案；然后在同一天内其他人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时我却可以不假思索便告诉他们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个人解题时花掉 20 分钟，可是同时却有 5 个人以为我是超级天才！

慢慢名头愈来愈响。高中念完时，恐怕古往今来的每个谜我都碰过了，总之凡是由人类想出来的任何疯狂古怪谜题我都晓得。后来到麻省理工念大学时，有次参加舞会，一个大四学长带着女朋友同来，碰巧她也知道很多谜题，而他告诉那个女孩我很会猜谜，因此她便跑过来对我说：“他们说你很厉害，让我来考考你：有一个人要砍八段木头……”我马上说：“首先他把单号的木头劈为三块。”我早已碰过这道题目了，她只好夹着尾巴走开。

不久她回来问我另一个难题，也难不倒我。这样一来一往好几次，舞会快结束时她又跑过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有一对母女在旅行……”

我接着说：“那个女儿得了黑死病。”她气死了！她才刚开始说题目呢！事实上，原来的谜题长得很，大意是说某个母亲带着女儿住进旅馆，各住一个房间，第二天女儿却失踪了，她问：“我的女儿呢？”旅馆经理说：“什么女儿？”登记册上也只有那位母亲的名字，故事一直讲下去，变成一件大悬案。而答案是：那位女儿得了黑死病，店方害怕因此被停业，便偷偷把尸体搬走，房间清理干净，一切不留痕迹。故事很长，但由于之前我已听过，因此当那个女孩子开始说：“有一对母女在旅行”时，虽然我只听过类似的题目，我还是大胆地猜出答案，而且猜对了。

中学时代还有一个叫做“代数队”的团体，队上有 5 名学生，经常跟别的学校比赛。比赛方式是大家一字排开，坐在两排椅子上，主持比赛的老师抽出装着题目的信封，信封上面写着“45 秒”等等。她打开信封，把题目抄到黑板上，说：“开始！”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解题的时间多过 45 秒，因为她一边写你便可以一边想答案了。比赛规则是：每个人面前都有纸和笔，你怎么写都可以，重要的是答案。假如答案是“6 本书”，那么你要在纸上写上“6”，把它圈起来。只要圆圈内写的是正确的，你便赢了。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题目都不是用传统套公式的方法便可以解出答案的，你不能“设 A 为红色书本数、B 为蓝色书本数”，套人公式，解、解、解，直到你得到“6 本书”这个答案。那样做至少要 50 秒，因为出题目的人早就试算过，再把时限缩短那么一点点。你必须想：“可不可能单用‘看’便找到答案？”有些时候真的一眼便看出来答案是多少，有时却必须发明一些新方法，然后拚命计算，找出答案。这是绝佳的训练，我也愈来愈精于此道，最后还当上队长。学会如何快速解代数，对我往后念大学时甚有助益。

例如当我们碰到微积分的题目时，我便很快看出题目的方向，而且很快地把答案算出来——真的很快。

自创数学符号那时我还试过自己编题目和定理。比方说，当我在计算一些式子的时候，我会想这些式子在实际情况下可否派上用场。例如我编过一堆跟直角三角形有关的题目，但我的题目不像传统那样已知两边求第三边，我给的已知条件是两边之差。典型的实际例子是：这里有根旗杆，从杆顶垂下一根比旗杆长3 英尺的绳子。把绳子拉直时，它的末端距离杆底 5 英尺。我的问题是：旗杆究竟有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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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出一些方程式，用以解答这类题目。而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三角数学上的某些关系，像 sin2+con2=1 之类。事实上在这之前数年，当我还只有十一二岁时，便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关于三角的书来读，不过那本书早就还回去，不在手边了，依稀只记得三角谈的净是正弦及余弦之间的关联。

于是我动手画了些三角形，把所有的三角方程式弄清楚，一一加以验算证明。

我又从 5 度的正弦值开始，利用自己验算出来的加角公式（addition　anglefor－mula）及半角公式（half—angle　formula）计算出 10 度、15 度……

等角度的正弦、余弦及正切值。

几年后，学校里开始教三角课了，这时我还留着笔记。比较之下，我发现我的证明方法跟课本上的不一样。有时候，由于我没有注意到某个简单的方法，结果花了许多力气、绕了一大圈才找到结果。但有些时候，我用的方法可聪明极了，书中所用的方法却复杂无比！因此我跟课本可谓互有输赢。

做这些计算时，我很不喜欢正弦、余弦和正切等符号。我觉得“sin　f”

很像 s 乘 i 乘 n 乘 f！因此我另外发明了一套符号。我的符号跟平方根有点类似，正弦用的是希腊字母Σ，最上的一笔拉出来，像伸出一条长手臂般，f就放在手臂之下。正切用的是 T，顶端的一笔往右延伸。至于余弦，我用的是Г，但这符号的坏处是看起来很像平方根（ ）的符号。

那么，反正弦的符号便可以用同样的Σ，不过左右像照镜子般颠倒过来，换句话说，长手臂现在伸向左边，函数 f 放在下面。这才是反正弦呀！我觉得教科书把反正弦写成 sin－1 的方式简直是发神经！对我来说，那是 1 除以sin　f 的意思；我的符号强多了。

我很不喜欢 f（x），那看起来太像 f 乘以 x 了。我更讨厌微分的写法：dy/dx，这令人很想把符号中的两个 d 互消掉，为此我又发明了一个像“&”

的符号。对数（Logarithm）比较简单：一个大写 L，下面的一笔往右延伸，函数放在手臂上便成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发明的符号绝对不会比大家都在用的差，而我用哪一套符号也跟其他人无关，可是后来我发现其中关系很重大。有一次当我跟同学讨论问题时，我想也不想便开始用我的符号，同学大叫起来：“那些是什么鬼东西？”于是我醒悟到，如果我要跟别人讨论，便必须使用大家都知道的标准符号。往后，我终于放弃了使用我那些符号。

除此以外，我还发明过一套适用于打字机上的符号，就像 Fortran 电脑语言用到的符号那样，使我能用打字机来打方程式。我也修理过打字机，用回形针及橡皮圈；当然，我不是职业的修理人员，我只不过是把出了毛病的打字机修到勉强可用的地步而已。不过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发现问题在哪里，想出法子来把它修好。这些跟解谜一般好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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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切，我切，我切切切！

有一年夏天，我在姨妈经营的旅馆打工。当时，大概是十七八岁吧！我不太记得薪水究竟是多少了，好像是一个月 22 美元。工作十分简单，我通常不是在柜台值班，就是在餐厅打杂。而如果一天工作 11 小时，隔天就要值班13 小时。每天下午在柜台当班的人员，要负责把牛奶端上楼给一位狄太太喝。她是个病人，从来不给我们小费。我那时想，这就是现实世界——你每天做牛做马，但什么也得不到。

这家旅馆位于纽约郊区的海滨休闲区。白天，作丈夫的到城里工作时，太太就聚在旅馆里玩牌，因此我们每天都得把桥牌桌搬出来。晚上，则轮到男士玩扑克牌，事前我们又得把牌桌准备好，把烟灰缸清理干净等等。通常，我都要熬到深夜 2 点左右才能收工，所以一天实际工作时数是 11 到 13 小时。

那里有些事情令我很不喜欢，小费就是其中一桩。我认为我们应该多领一点工资，而不需要跟客人拿小费。但当我跟老板提议时，只惹来一阵嘲笑。

她告诉每个人：“费曼说他不要小费，嘻！嘻！嘻！费曼不要小费，哈！哈！

哈！“我的结论是，世界上多的是这种爱自作聪明、其实却懵懂无知的人。

有一阵子，那群男人从城里下班回来，都会立刻要我们送冰块过去让他们调饮料。和我一起打工的家伙过去是柜台伙计，他年纪比我大，做事也比我老练多了。有一次他告诉我：“听着！我们老是送冰块给恩格那家伙，但是他从不给小费，连一毛钱都不给。下次他们再要冰块的时候，先别理他们。

然后，他们会叫你去，这时候你就说：“噢，对不起，我忘了。人难免都有健忘的时候呀！”我照做了，恩格果然给了我一毛五的小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位同事真有一套：他叫别人去冒惹上麻烦的风险，让我去“训练”

那家伙养成给小费的习惯。他不明说，却直接指使别人去做。

我的工作还包括清理餐桌。我们的作法是把桌上所有的杯盘堆在桌旁的托盘上，堆得够高时，就把托盘端去厨房，再换个新托盘。这总共需要两个动作：先把旧托盘拿走，再换上新的托盘。但我想：“我要一次就把这两件事做完。”所以我试着在抽出旧托盘的同时，就把新托盘从底下塞进去。结果托盘一滑——哗啦啦！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接着，自然是一连串的质问：“你在干什么？东西怎么会全砸了？”我怎么可能解释得清楚，我只不过是想发明处理托盘的新方法而已嘛！

餐厅甜点中有一道咖啡蛋糕，端出来时总是放在小碟子上，衬着漂亮的小垫巾。但是如果你到后面厨房去，就会看到负责管理食品的家伙（这家伙过去一定是个矿工，或是做过其他粗活。他身材魁梧，手指粗短结实）。他会拿起粘成一叠、经过某种压花处理的小垫巾，然后用他粗短的手指，试着把一张张的小垫巾分开，放到碟子上。我总是听到他边做边嘀咕：“该死的垫巾！”我觉得很惊讶：“多么强烈的对比——餐桌旁的客人品尝着放在小碟子垫巾上的精致蛋糕；后面厨房里那个手指粗短的食品管理员却嘀咕着‘该死的小垫巾！’”可见真实的世界与表象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别！

第一天上工时，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诉我，通常她会替值夜班的人准备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说我喜欢甜点，如果晚餐有剩下来的甜点，就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扑克牌的客人。凌晨两点多，我坐着无所事事，正觉得无聊，突然想起有甜点可吃。打开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点给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冻，应有尽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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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把六份甜点吃个精光，真是过瘾！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留了份甜点给你……”

“甜点很棒！”我说，“真的都棒极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点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从此，她都会留六份甜点给我，种类也许不一样，但总是有六份。

有一次，我在柜台当班，有个女孩到餐厅吃饭，把书留在柜台的电话机旁。我瞄了一眼，看到书名是《达芬奇的一生》（TheLife　of　Leonardo），心想这本书非看不可。后来我跟她把书借来，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睡在旅馆后面的小房间，旅馆里有个麻烦的规矩——离开房间时一定要顺手关灯，但我老是记不住。不过我从达芬奇的书得到灵感，设计了一套由绳子和重物组成的小机关，重物是装满了水的可口可乐罐。我一推开房门，拉绳触动开关，灯便点亮；等我关门时，灯也就熄掉。但是，我真正的“成就”还在后头。

我常常在厨房里帮忙切菜，其中一项工作是把四季豆切成长 1 英寸左右的小段。一般的标准动作是一手拿刀，一手拿着两根豆荚，刀刃贴近大拇指往内切豆荚，但这样做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拇指，而且很慢、很没效率。所以我花了一点心思，想到个好主意。我坐在厨房外的木桌旁边，把一只大碗放在膝盖上，接着将一把锋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与桌面成 45 度角。

然后，我左右各放一堆豆荚，一手拿一根，左右开弓，快速挥向刀锋，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我膝上的大碗里。

于是我一根接一根地切着四季豆——切！切！切！切切切！每个人都来递豆荚给我，我切得更像风一般快了。这时老板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

我说：“你看我切豆荚的方法！”稍一分神，我把自己的手指推上刀口，立刻血流如注，而且全滴在豆荚上，引起一阵混乱。她不停数落着：“瞧你糟蹋了多少豆子！怎么会这么笨！”因此，我再没机会改良我的发明了。其实真要改也不难，只要加个护手套就好了。

改革连连碰壁在旅馆的那段日子，我还有另一项发明，但也是差不多的命运。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做马铃薯沙拉，我们得把煮熟的马铃薯切成片；煮熟的马铃薯既温又粘，很难对付。于是我想到，可以在架上并排装上好几把刀子，同时落下，便可以将马铃薯整个切开。想了半天，终于让我想到了用铁丝固定刀架的方法。

我跑到杂货店买刀和铁丝，却看到一个正好符合我所需的小玩意——切蛋器。到了下一次要切马铃薯时，我就把切蛋器拿出来，飞快地把马铃薯切了拿去给厨师。厨师是个德裔大块头，是厨房的龙头老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怒气冲天从厨房冲出来大喊：“这些马铃薯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切开！”

我已经切好了，但是马铃薯又全粘在一起了。他说：“我怎么把它们分开？”

“泡在水里。”我提议说。他鼻子里都要喷出火来了：“泡在水里？呃？”

还有一次，我想到一个真正的好点子。在柜台值班的时候，要负责接听电话。每当有电话进来时，除了电话铃响，电话总机还会有片盖子翻下来，让我们知道是哪一条线路有电话进来。有些时候，我正在帮客人铺牌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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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午没什么电话进来时，在前面阳台闲坐——都离电话总机有段距离，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我赶快跑去接，但由于柜台的设计很不理想，你得先跑到很里面，才能绕过柜台，走到后面，看看总机，才知道究竟是哪一条线在响，这得花很多时间。

因此我想到个好主意。我在总机的每个盖子上绑上线，把线绕过柜台面，垂在外面，再在每一条线的末端绑上一张小纸片，电话筒就放在柜台上，这样一来，我不必绕到柜台后面就可以接电话。有电话进来时，我只要注意是哪张纸片在动，就知道是哪个小盖掉下来，也就知道是哪条线路了。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在柜台前面接电话，节省很多时间。当然，我还是得绕到柜台后面的总机那儿去，把电话转进来，但至少我可以先回答“请等一下”，然后再绕到后面去转电话。

我觉得这个设计无懈可击，但是有一天老板进来，想要接电话，却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个复杂的设计。“这些纸是干嘛的？话筒为什么放在这边？你为什么不……哗啦哗啦……”

我试着向我的姨妈解释其中原因，但是你的姨妈若是个精明的旅馆老板时，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这件事让我充分了解，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改革创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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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了我的门？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兄弟会都要举行所谓的“面试会”，每年他们都在这种聚会中吸收新会员。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也应邀到纽约参加一个名为“费。贝他。得尔塔”（Phi　Beta　Delta）犹太兄弟会的聚会。那时候，只要是犹太子弟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的小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其他的兄弟会，其他人根本不会眷顾你。

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期盼和其他犹太同学在一起，犹太兄弟会的那些家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没什么犹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诚的教徒。在这次聚会中，兄弟会的几个家伙问了我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应该在大一就参加微积分检定考试，这样就可以免修一些学分等等。事后，我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还蛮喜欢在纽约碰到的那几个兄弟会会员，说动我人会的那两个家伙，后来都成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还有个犹太兄弟会，简称 SAM　（SigmaA1pha　Mu）。他们的点子是让我搭便车到波士顿（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然后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会里。我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到了波士顿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 兄弟会楼上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两个家伙。有几个SAM 兄弟会会员迎向他们，双方激烈地争辩起来。我朝着窗外大喊：“嘿！

我应该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就跑出去，完全不晓得双方正在谈判，争取我人会。我对于搭便车这件事没有特别觉得需要感恩，更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书呆子学交际费。贝他。得尔塔兄弟会在之前一年，由于内部分裂为两派而几乎瓦解。

他们一派人喜欢交际、喜欢跳舞以及在舞会后开着车子四处鬼混；另一派则全是书呆子，整天只知道读书，从来不参加舞会。

就在我加入成为会员之前，他们才开了一次大会，会中两派人马都有重大的让步和妥协，最后他们决定团结、互相帮助：每个人的成绩都必须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如果有人功课落后，专啃书本的那一派就要为他们补习，辅助他们做功课。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必须参加舞会，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样和女孩子约会，爱交际的那一派就要想办法为他找个舞伴；如果有人不会跳舞，他们也要负责教会他。于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则教别人如何交际。

对我而言，这样的安排倒是恰到好处，因为我本来就不擅交际。每次我出入兄弟会的大门时，都会碰到坐在台阶上的兄弟会学长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总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从他们身旁走过。即使有个女孩说：“噢！他真可爱！”也于事无补。

没多久，大二的学长就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来教我们跳舞。后来，有个学长还教我开车。他们很努力想教会我们这些“智慧型”

的家伙跳舞交际，学会放轻松一点；我们也尽力协助他们度过课业的难关——这是种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远搞不懂“会交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那帮会交际的家伙教我怎么结交女孩子之后，有一天，我独自在餐馆吃饭，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问她愿不愿意在下一次兄弟会舞会当我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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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她居然答应了。

回到兄弟会，当大家讨论到下次舞会的舞伴时，我告诉他们这次不劳他们费心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舞伴，我还觉得扬扬自得。但等那些学长发现我的舞伴居然是个女服务员时，都大惊失色。他们告诉我那可不行，他们会另外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舞伴。这让我觉得很迷茫。后来他们还决定出面处理此事。他们到餐馆去找到女服务员，说服她退出，为我另外找了个舞伴。他们想教育我这个“任性的小孩”。从头到尾我都觉得他们错了，但当时我只是个大一新生，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阻止他们破坏我的约会。

新来者野地求生我正式宣誓人会的时候，他们有各式各样戏弄新来者的花样，其中一项是在酷寒的冬日里，把我们双眼蒙住，带到荒郊野外，丢在冰封的湖边。那里杳无人烟，四周看不见一幢房子，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回兄弟会的路。由于大家都很年轻，不免有点害怕，但大家都没怎么交谈，除了一个叫梅尔的家伙，不停在开玩笑，净说些蠢笨的双关语，一副听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在说：“哈！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不是很好玩吗？”

我们对梅尔愈来愈冒火。特别是当其他人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是落后我们几步，而且不停地拿我们的处境开玩笑。

走到了离湖不远的交叉路口，举目四望，仍然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

大家正在讨论该走哪条路，梅尔赶上我们，说：“走这条路。”

“梅尔，你懂什么？”我们都气死了，“你老是不停地开玩笑。为什么我们该走这条路？”“很简单呀，看看这些电话线便知道了。电话线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这个看起来对任何事都漫不经心的家伙，却想出了这绝妙主意！我们依他的话，一路走回城里，没有走错路。

遭到“绑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与大二生的污泥对抗赛，就是说，大家在烂泥中进行摔跤及各种竞技。当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会那里绑架了我们，他们有些是兄弟会里的学长，有些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想让我们疲累不堪，这样第二天他们就能轻松获胜。

他们很轻易就把大一生绑了起来，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会的哥儿们发现我是个“娘娘腔”。我不擅长运动，打网球的时候，只要球越过网飞向我，我就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把球打回去，球总是还没过网就落地。

但是我发现这是个新的状态、新的世界，我可以为自己塑造新的名声。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副不会打架的样子，我拚了命和他们缠斗，结果三四个家伙费了好大力气才能把我绑住。大二生把我们带到树林中的一间屋子里，把我们全绑在地板上。

我试了各种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着我们，我的计谋全部无效。

不过其中有个年轻人他们不敢绑，因为他吓得脸色发青，而且不停发抖。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欧洲，当时是 30 年代初，欧洲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不明白我们被绑这件事其实只是个玩笑，他惊吓的样子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 3 名大二生在看守我们 20 个大一生，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偶尔把车子开进开出，弄出各种声响，好像很忙、很多活动的样子。可惜我们没注意到，其实一直都是同样的车子和同样的人在活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