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

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东观

西汉前期受南方文化的影响，黄老之学、屈宋之赋促成西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东京以下，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京城洛阳，集中到东观。他们以按实而录的修史传统从事着文学创作，逐渐地将文学兴趣转移到以征实为主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辞赋创作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而高门望族的身世背景，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又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博喻酿采，高论卓烁。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东汉的学术文化背景，进而探讨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对东汉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东汉文学创作倾向的形成，确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东观归渔汉代诸帝十分重视东观所藏典籍、档案的校阅和整理。永元十三年(101)春，和帝刘肇往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并“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此后，邓康、马融、李胜等人，先后以校书郎、校书郎中、东观郎等职多次值东观“典校秘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又辟为近臣习读经传的地方。

东观的丰富收藏，为汉代史的修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自和帝时起(公元92)，班昭、刘珍、李尤、刘毅、边韶、崔寔、伏无忌、蔡邕等名儒硕学，先后奉诏于东观撰修国史，历时百余年，广泛采用本朝档案典籍，陆续撰成《汉记》143篇 (因修撰于东观，世称 《东观汉记》)。后遭董卓之乱，破坏严重。

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班固自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就是说，他还将东汉新建立的“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也逐一记录下来。因此，《汉书·艺文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前期的藏书面貌。

北周 庾信 《皇夏乐》：“南宫学已开，东观书还聚。”唐太宗 《赋尚书》诗：“崇文 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清 钱谦益 《<董文敏公遗集>序》：“故其题识赏鉴之文，区明雅俗，别裁真伪，东观输其博，南宫逊其精。”

东汉 洛阳 南宫内观名。明帝 诏 班固 等修撰《汉记》于此，书成名为《东观汉记》。章 和 二帝时为皇宫藏书之府。后因以称国史修撰之所。南朝 陈 徐陵 《谢敕赉烛盘赏答齐国移文启》：“臣职居南史，身典东观，谨述私荣、传之方策。”唐 刘禹锡 《送分司陈郎中祗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诗：“远取南朝贵公子，重修东观帝王书。”

功能

特别是新近问世的著作。《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很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到东汉后期，随着内乱的加剧，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散失殆尽。《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⑥。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诏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灵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 ⑦。三次校订史籍，东观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当朝史迹，也是东观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为主修撰《汉书》;后期先后由刘珍、张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东观汉记》。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后面还要具体论述。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观著作之优秀者，还被画像，悬在东观，以供人们景仰。如《后汉书·高彪传》就记载:“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劝学者。”这就有点像当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学府悬挂学术名流画像一样，成为道德文章的典范，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后汉书·酷吏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书曰:“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段话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强有力的旁证。

东观汉记

简介

东观汉记

桂林道观

观在府郭三里，隔长河，其东南皆崇山巨壑，绿竹青松，崆峒幽奇，登临险隘，不可名状。有石门似公府之状，而隘汇。烛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球场，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约略相似，皆有清泉绿水，乳液葩浆，怪石嵌空，龙盘虎踞，引烛缘涉，竟日而还，终莫能际。相传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粮，深涉而行。还计其所行，已及东河之下，如闻棹楫濡濡之声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旧有亭台，近已摧坏。前政张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阳节宴于此，从事卢顺之赠固诗曰：“渡江旌旆动鱼龙，令节开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岩桂小，茱萸房湿露香浓。白云郊外无尘事，黄菊筵中尽醉容。好是谢公高兴处，夕阳归骑出疏松。”张侍郎和诗曰：“乱山青翠郡城东，爽节凭高一望通。交友会时丝管合，羽觞飞处笑言同。金英耀彩晴云外，玉树凝霜暮雨中。高咏已劳潘岳思，醉欢惭道自车公。”咸通年，前政张大夫《重游东观》诗曰：“岩岫碧潺湲，灵踪若可攀。楼台烟霭外，松竹翠微闲。玉液寒深洞，秋光秀远山。凭君指归路，何处是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