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学家）

人物生平

夏言头像

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夏言上书说：“自正德（1506年－1521年）年间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一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然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世宗赞赏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后来，他领命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一起考核世宗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裁汰了三千二百人，又上书陈述九条意见。京城治安秩序因此得以稳定。

嘉靖（1522年－1566年）初年，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夺出来归还百姓。为弹劾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他前后上书七次。又请把后宫负郭庄田改为亲蚕厂、公桑园，禁止一切亲戚、乡人的请托及河南、山东一些坏人把民田献给王府的行为。他曾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的弟弟邢福海，肃奉夫人的弟弟顾福，世宗下令赐他们世袭千户锦衣，夏言力争，认为不妥。这些奏章大多梗直，被世人传诵。经几次晋升，夏言任兵科都给事中。评定青羊山镇压叛乱的功罪，他的议论和奏章都很恰当。副使牛鸾缴获了乱军中的通讯名单，为了安抚人心，夏言请求烧毁了它。孝宗一朝曾经命令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把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两方面官员的履历表造好进呈皇帝，但自武宗即位以后渐渐不执行了，夏言因此建议恢复了这一制度。

嘉靖七年（1528年），调入吏部。这个时候，世宗正锐意于修饰礼文的工作，认为天地合在一起祭祀不合礼制，想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个祭坛。大学士张璁不敢决定，世宗以占卜问于太祖也不吉利，议论正要作废，恰好夏言上书，请世宗亲耕于京城南郊，皇后亲蚕于京城北郊，为天下人示范。世宗因为这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的说法一致，所以命令张璁以诏书询问，夏言于是便请分别祭祀天和地。朝臣不同意，张璁也责问他，詹事霍韬攻击得尤其厉害。世宗非常恼火，将霍韬下狱，颁发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夏言，赐给他四品官的官服和俸禄，最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夏言从此以后很受世宗宠信。开始修造京城祭祀的工程就让夏言负责监督。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任巡抚。吏部推荐替代李如圭的人，世宗不愿任用，再推荐，轮到了夏言。御史熊爵认为夏言推荐李如圭就是为了让他给自己让出位置，直至把他比作张彩。世宗严厉批评了熊爵，命夏言不要辩解，但夏言心中不平，攻击熊爵并推辞这一任命，世宗就此罢休。

夏言像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并与以前一样任直讲。夏言眉目清朗，胡须也长得好看，口齿宏亮，不说家乡话。每次到经筵讲论，世宗都盯住他瞧，心里想要重用他。张璁忌恨得更加厉害，于是就和彭泽一起制造薛侃一案，把夏言交司法部门处理。不久，世宗发觉是张璁曲意害人，就将他罢免，释放了夏言。八月，四郊祭坛竣工，提升夏言任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事务。一月后，接替李时任礼部尚书。他从谏官下来不满一年做到六卿之一的尚书，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当时士大夫们还在恨张璁，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既因为聪明颖悟得到世宗信任，又能降低身份，屈己下人。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解因“大礼议”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得罪了在位的大臣，世宗非常恼火，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说喻希礼、石金并无它意，请世宗宽恕他们。世宗责怪他的回答，把二人关进诏狱，然后把他们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夏言作了自我批评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公卿们的赞誉。世宗制作礼乐，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定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只是空占官位罢了。世宗每每写了诗，就赐给夏言，夏言予以唱和，并刻石记录，然后进呈，世宗更加高兴了。夏言撰写奏章或是应诏写诗填词，只片刻就能完成。几次得到召见，谈到政治事务，很会揣摩世宗的心意，不免有牵强附会的时候。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让他密封上书，评论政事，诏书说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又前前后后不隔月地赏赐他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精金、贵重的酒杯、美味佳肴、流行物品等。

在当时，张璁、方献夫也曾相继入阁为首辅，知道世宗很宠爱夏言，也不敢和他对着来。不久他们都辞去官职。过去议论礼制的人只有霍韬还在位，继续仇视夏言。嘉靖十五年（1536年），因为应天府尹刘淑相事件，霍韬、夏言相互攻击。最后霍韬输了，夏言由此气势更加傲慢。郎中张元孝、李遂稍稍违了他的心愿，他就奏请将他们贬官。皇子出生时，世宗赏给夏言很多东西。先是晋升为太子太保，又提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就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随世宗拜谒墓陵，归回途中至沙河，夏言的厨中起火，烧到了郭勋、李时的帐篷，世宗交给夏言的六篇奏章也给烧了。夏言本当一个人请罪，却与郭勋等共同赔罪，被世宗责怪了一番。当时，李时为首辅大臣，政令却多出自夏言。顾鼎臣入内阁后，仗着自己入官在前并且年龄较大，很想对政事表示些意见。夏言心中不愉快，顾鼎臣也就不敢跟他争论了。同年冬，李时逝世，夏言接替其为内阁首辅。

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诏书，得以晋阶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大臣没有晋升上柱国的，这名号是夏言自己想出来的。

武定侯郭勋得到世宗欢心，就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而礼部尚书严嵩心里也忌妒夏言。夏言与严嵩随从世宗到承天，世宗拜访显陵以后，严嵩两次请准许大臣上表称贺，夏言请等到回京后。世宗批示作罢，但心里很不愉快。严嵩探知世宗心思，坚持请求，世宗就说道：“礼乐之事，当然可以出自天子。”因而命大臣上表祝贺，从此世宗渐渐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往侍候来得稍迟一些。世宗批评了他，夏言害怕得赶紧认罪。世宗大为恼火地说：“夏言本是一个卑微的小官，因为张孚敬（张璁）倡议郊礼一事得到提升，竟敢怠慢无礼，上机密奏章不使用朕赐给他的银章，现在朕命令他归还前前后后朕发给他的亲笔敕令。”夏言当时更害怕，上书认罪，请不要追索银章和亲笔敕令，让他作为子子孙孙百代光荣，说得很令人伤心。世宗怒气未消，怀疑他把亲笔敕令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退休。夏言于是把四百多幅亲笔敕令并银章一枚缴上。过几天，世宗怒气消了，让人制止他还乡。又以少傅、太子太傅入内阁值勤，夏言上书感谢，世宗高兴，指示他砥砺初忠，秉公办事，正道做人，以消除众人的怨气。夏言心里知道所谓众人的怨气，是指郭勋等人。再次上书道谢，说自己不敢自处于别人的后边，一心一意，孤立无援，所以被众人怨恨。世宗又不高兴，责问他，他惶恐认罪，才算罢休。没多久，雷电震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顾鼎臣，夏言没按时来到。世宗又一次训斥了他，并让礼部揭发他的罪状，夏言等主动认错，世宗又批评他傲慢，并批评了顾鼎臣。过后，才算归还了以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

陕西传来捷报，恢复了他少师、太子太师的勋位，升为吏部尚书，值勤于华盖殿。江、淮一带叛乱得到平定后，世宗用盖了玉玺的诏书奖励他，赐他金币，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嘉靖十九年（1540年），顾鼎臣逝世后，翟銮又一次入内阁，对夏言慎重得像他所属小吏一样，言语中不敢有一点矛盾。而霍韬任詹事府主管，几次制造矛盾。因为郭勋与夏言感情上有裂痕，就结交他，让他帮助自己，三个人开始不停地勾心斗角。后来，霍韬去世，夏言、郭勋依然在相互争斗。

世宗祭祀祖宗的庙宇发生火灾，夏言当时因病在假，请求罢官，未得到批准。昭圣太后逝世，世宗用诏书询问太子丧服的礼数，夏言回答的奏疏有错字。世宗严厉批评了他，他在认错的同时又请求回家乡治病。世宗更为恼火，就命令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待遇致仕。夏言听说世宗对自己恼火，就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御的策论，希望因此得到谅解。世宗说：“夏言既然对国事有忠诚的谋划，为什么那样坚决地自我爱惜，辜负朕对他的信赖呢？姑且不治他的罪吧。”当初，夏言撰写青词及其他文章，最能满足世宗的心意。夏言罢官后，只有翟銮在职，并不是世宗急着要用的人。夏言即将离开京城时前往西苑的斋宫磕头谢恩，世宗听说，很怜惜他，特地赐他酒食，让他回私人住宅治病，等待以后的任命。恰好郭勋因为谏官很厉害地弹劾他，也称病在假。

京山侯崔元新近得世宗宠信，在西苑值勤，他忌恨郭勋。世宗闲谈中问崔元说：“夏言、郭勋是我的左右臂，他们相互忌妒是什么原因？”崔元不说。世宗问夏言什么时候回家乡去，崔元说：“等圣诞（世宗生日）过后他才敢请放行。”又问郭勋得了什么病，崔元说：“郭勋本没病，夏言一回家他就会出来了。”世宗点头同意。谏官知道世宗宠信夏言而厌恶郭勋，就一起揭发郭勋的罪证，郭勋的辩护词狂悖错乱，世宗发火了，剥夺了郭勋同事王廷相的官籍。给事中高时，是夏言深厚交结的知己，这时揭发了郭勋十几件贪污、放纵、不守法度的事情。世宗因此把郭勋关进了监狱，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等病好入内值勤。夏言虽然在病假中，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办理郭勋的案件，都是按他的授意进行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春，夏言任一品官满九年，世宗派宦官颁赐银币、宝钞、羊酒和宫廷食品，全部恢复了他的官级，用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赞美他，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由尚书、侍郎、都御史作陪。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不过对他的宠信已不如当初了。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把其中一个改由太子居住。夏言以为不合适，符合世宗之意。到这个时候世宗突然又问起太子应当住哪里，夏言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话，因想到再造宫殿费事烦人，就做出了和郭勋一样的回答。世宗心里不高兴，又怀疑谏官弹劾郭勋是出于夏言的指使。等建造大享殿时，世宗命令宦官监视，夏言却不替世宗写敕令文稿进呈。到西苑值勤的几个大臣，世宗都命令他们骑马，又赐给他们束发用的香叶巾，让他们用皮绵做鞋子。夏言以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并且只有他乘坐手挽的齐腰小轿。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都是江西人），称夏言为前辈，对夏言很谨慎。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他原来的官职，把他当作门客收笼，严嵩心里很是恨他。夏言失去世宗信任后，严嵩因为善于谄言媚语，得到世宗欢心。夏言担心被罢官，唤严嵩过去商量，严嵩却已经偷偷到陶文忠家里计划怎么咬他坏话以便取而代之。夏言得知非常恼恨，便示意谏官一次次弹劾严嵩。世宗正在宠信严嵩，并未听进去，而二人从此就大为不和。严嵩得到世宗宴请和召见时，磕头下跪，诉说夏言怎么欺辱他，泪如雨下。世宗让他把夏言的罪状全说出来，严嵩这下得以大揭其短。世宗大为恼火，写诏书给礼部，一一数说夏言的罪过，并且说：“郭勋已关入监狱，他还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我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能在他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把做儿戏玩。谏官对此不发一言，就这样欺骗君上，使得鬼神怨怒，下大雨伤害了庄稼。”夏言很害怕，赶紧上书认错。过了十多天，献帝周年时，他还被召进去拜见，到西苑侍候皇帝。夏言借机谢皇上恩典，并请求准他老病还乡，话说得很哀伤。奏章在皇帝那里放了八天，正好七月初一日食，过后，世宗亲写诏令说：“老天日食超过常分，正犯着下级欺慢上级的过错，现在朕命令剥夺夏言的官职，让他回家闲住。”世宗又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都上书评论夏言的事，并各自请问己罪。世宗大为恼火，贬斥了十三个人，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于是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任首辅多年，家境殷富，服饰、日用豪华、奢侈，也常和别人通讯问好并馈赠钱物。罢官时间长了，不见召用，监司府县的官吏也稍稍待他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遇元旦、世宗生日他必定上表称贺，自称为“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就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又想到了夏言，派官员送亲笔诏书召他回朝，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看起来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来以后，一直气愤严嵩凌驾在自己头上，凡有所批示，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闭上嘴巴不敢说一句话。严嵩私自所提拔使用的人，夏言大加罢斥、放逐，严嵩也不敢帮忙，但对他恨入骨髓。当时全国的士大夫正恨严嵩贪婪、嫉妒，认为夏言能压服严嵩，制其死命，莫不深感痛快。而夏言因为罢官时间长，一心要扩大权势。文选郎高简充军边远，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被罢官，王杲、王暐、孙继鲁吃官司，都出于夏言的指使。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鳌被谏官弹劾，夏言马上就草拟命令加以逮捕、审讯。唐龙过去与严嵩相好，王暐的事又牵连着严世蕃，还有其他被他贬斥的也不全恰当，因而朝廷中士大夫对他开始畏惧。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锦衣都督陆炳借口北京流动人口太多，实施严禁政策，又勾结崔元增加盐税，接受奸商徐二贿赂。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知悉后，弹劾陆炳。夏言闻之大怒，拟起草逮捕陆炳。陆炳以黄金贿赂夏言，为其拒绝。两人都到夏言跟前认死罪，陆炳乃至跪下双膝请求才得到谅解。夏言一时心软，勉强同意。陆炳自此深恨夏言，与严嵩开始勾结，准备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发觉。世宗几次派遣小宦官到夏言的住处，夏言气势凌人，把他们看作奴才。严嵩则肯定请他们坐下，并亲自把些金钱塞进他们的袖管中。因此这些宦官天天说严嵩的好，卖夏言的赖。夏言所献上的青词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得知后，越发认真地撰写进呈的宫体诗词。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收复河套的议论为人提起。夏言原本慷慨其辞，自以为有经世济用的才能的，想建立百代功勋。因为陕西总督曾铣请收复河套，就赞成、决定此事。严嵩与崔元、陆炳在中间捣鬼，最后夏言因此弄得身败名裂。原来江都人苏纲，是夏言后妻的父亲，与曾铣关系很好。曾铣请求收复河套时，苏纲极力对夏言称赞他。夏言认为倚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上书推荐他，说大臣中间没有比曾铣更忠诚的了。世宗让夏言拟定旨意，再三夸奖曾铣，曾铣心里高兴，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世宗忽然又下诏书责备，语气很严厉。严嵩揣测到世宗的真心，就尽力说河套不可能收复，言词中间连及夏言。夏言方才大惧而称罪认错，又说严嵩未曾有过不同意见，如今竟一切推在我身上。世宗批评他为难君上，威逼众人。严嵩又上书折腾，攻击他。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怒气难能消除。于此年剥夺了夏言的全部官衔，让他以尚书的名义致仕，但仍没有杀他的意思。碰巧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世宗。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攻击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插手关市，谋取暴利，事情牵连到苏纲，于是把曾铣、苏纲关进了京城的大牢里。严嵩和崔元、陆炳暗里商量，就用勾结皇帝身边侍卫人员罪名将曾铣斩首，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官兵逮捕夏言。

夏言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歪倒在车中，说：“唉！我恐怕非死不可了。”又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说：“仇鸾正要被捕，皇上下的圣旨不到两天，他怎么知道皇上说的话，又怎么知道严嵩的奏章而且这样附会它？大概是严嵩与崔元等伪造罪证，想迫害我就是了。严嵩这个人，言是行非，像共工；谦恭下士，像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像司马懿。在京城的大臣受他的笼络，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在地方上的大臣受他的钳制，也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臣的命操在严嵩手中，臣只有把臣的命交给陛下您，希望能设法加以保全！”世宗并不明白他的话。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大臣、能吏量刑时可以减免的条款上书请予减免死刑，世宗不愿听，严厉批评了喻茂坚等人，扣发了他们的薪俸，并且又提到了夏言以前不戴香叶巾帽的事情。同年十月，夏言于闹市被斩首，时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时任礼部主事的夏克承，侄孙、时任尚宝丞的夏朝庆都被削职为民。

明穆宗隆庆（1567年－1572年）初年，夏言家人上书伸冤，明穆宗予以昭雪。下诏复其官爵，重祭安葬并追谥文愍。

主要成就

夏言行书自书诗手卷

王世贞评价夏言的文章“如登小丘，展足见平野，然是疏议耳”^[1]，又对其有总评：“少师（夏言）袭伟遘躐，要阶祻起几望，终作僇人才，长于奏牍，他诗如武库矛戈，种种出间，殊少利器，又如夏候鼎，古意荡然。”

明朝自仁宗、宣宗朝后，阁权渐重。  到了夏言当政之时，内阁建制最终完备起来。 

明世宗继位伊始，夏言便上疏请明世宗时常召内阁大臣相与议论裁决。即使君王有自己的主意，也必须要和内阁商议后才能实行。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成为内阁首辅，务张阁权，军国重事皆亲自取裁，次辅就像他的下属一样，言官都听从他的命令，形成一套以夏言为首的集权系统。  此时的内阁已经等同于中书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打击宦权

夏言大力打击宦官势力。他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提出“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他查革冒功荫职在锦衣卫的宦官亲属，反对宦官过多干预司法，打击皇庄管庄太监，取缔了矿场镇守太监，并罢免了不合格的留都守备太监。 

杜绝壅蔽

世宗即位，夏言上奏《请遵祖训以端政本疏》，提出君主必须广耳目、不偏听，杜壅蔽而通达下情，以防蒙主窃权，刑赏失当。  夏言还重视言官在朝廷大政、整肃朝纪方面的作用。对于给事中的选拔，他认为他们不仅要满足司马光所言“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的要求，还应当敢于直谏、勇于担当。 

整顿吏治

明朝中期，吏治败坏，贪腐之风盛行。夏言力图反腐倡廉、杜绝请托、严惩奸党，希望以此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  在嘉靖二年（1523年），他提出对于贪官不应仅仅罢官了事，还应进行经济处罚，并在贪官的家乡大加宣扬，以示耻辱。 

除了贪官，还有一些庸官也在尸位素餐。为此，夏言主张实行严格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在实际政务活动中考察官员 ，罢免不称职的官吏。  在他的建议下，朝廷恢复了孝宗朝“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制作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官员的履历表，并进呈皇帝”的旧例。 

查革冒滥

正德年间，冒功滥封现象非常严重，不仅使朝廷纲纪败坏，而且使国家仓储空虚、边备废弛。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上《重明诏惩奸党以隆新政疏》，奉旨查革冒滥。  最终，他查革五府、锦衣卫等亲军卫所冒滥旗校共三万一千八百余名，岁省粮储数十万；加上查革的冒滥工匠人役、杂流人员，共十四万八千七百名，岁减槽粮百五十万二千余石。十几年过后，明世宗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库所储，李时回答说：“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查革冒滥给朝廷开支节省带来明显效果。 

巩固边防

明朝中期，兵备废弛。士兵大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市井无赖，军官则都是世袭产生的、不熟悉军事的纨绔子弟。夏言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提出了“慎选将臣，充实宣府、大同、榆林等地边防军的粮食储备  ，加强对战马的管理，罢黜军中冒滥人员”这四大主张。  此后，夏言还上了关于御边十四策的《备虏事宜疏》。 

招抚叛军

在对待各地叛乱的问题上，夏言总体主张剿抚兼施、侧重招抚的策略。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青羊山起义爆发。十月，起义被镇压后，朝廷派夏言去处理善后事宜。夏言首先详细地调查了诸将功罪，刑赏公允。其次，他赦免了投降的义军将士。夏言认为，山中居民多是良民，只因官府处理不当才激成大乱。  经过夏言的努力。世宗发布了《钦有贴文》，对于除陈卿以外的所有义军“不复追究”。夏言请求世宗赈济青羊山这一饱受兵灾之苦的地区，同时设立县治，发展生产，以便让百姓安居乐业。 

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变。世宗紧急调兵平乱，却未能攻克大同。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服世宗停止攻城，仅罪“首恶”。不久，夏言又力排众议，建议派遣大员前往大同，以便调查功罪、安抚军民、赈济穷困。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礼部侍郎黄绾执行此事，从而较妥善地处理了大同兵变。 

清查庄田

正统以来，诸王、勋戚和太监以各种名义扩建皇庄，侵占民田，并向佃农征收每亩五分、七分乃至二钱的高额银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奉旨查勘顺天等八府的各项庄田，总计查得皇庄二十九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退还了正统至成化、弘治、正德各朝侵占的民地共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缓解了社会矛盾。  他在查勘庄田过程中，还提出了彻底罢除皇庄和限制勋戚田土的主张，可惜未被采纳。 

限制官商

夏言提出革除那些假借“皇店”“皇盐”之名牟利的官商，让他们全部在户部登记，接受管理。他还建议宫中的日常用度不再从官商处购买，而是由户部提供。 

发展农业

夏言提请明世宗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嘉靖九年（1530年），他请求世宗把后宫附属的庄田改为“亲蚕厂”和“公桑园”，并通过皇帝亲自耕种、后妃亲自养蚕的仪式，劝勉百姓发展农业生产。   

奏议典礼

嘉靖九年（1530年），夏言上疏援引《周礼》和明太祖即位之初的诏书称，应当冬至在南郊的圜丘坛祭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地，有力支持了明世宗天地分祭的主张，得到了世宗的嘉许。   

发展教育

夏言任礼部尚书时，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有以下四条措施：（1）增加边远地区的科举名额，在当地增设儒学，促进了边远省份的文化发展。（2）提高提学官的地位。（3）完善选拔生员的标准，端正文体、整肃学风。（4）加强国子监的校纪监管，整顿逃课、作弊、拉帮结派、早退等问题；并对尚未袭职管事的公侯子孙进行义务教育。 

打压佛教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想废弃宫中的大善佛殿。夏言请求把里面的佛像及佛骨、佛头、佛牙全部在郊外填埋，以杜绝百姓迷信佛教的现象。世宗认为仅仅是填埋还不足以打压佛教，于是夏言又提议把这些全部烧毁，世宗同意了。于是，在夏言的主持下，总共有一百六十九座金银佛像，以及一万三千余斤金函、银函中贮藏的佛头、佛牙等在大街上被焚毁。 

夏言以才俊为首辅，天下都看重其书法。他的书法贞珉法锦，视若拱璧。正、行二书也很遒美，但肥过而滞，老过而稚。他的榜书书尤为可观。

夏言在对外事务上始终态度强硬，并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结果却不尽人意。 

日本

嘉靖二年（1523年），浙江宁波发生了争贡之役。  夏言认为，市舶司的开放和沿海兵备的废弛是动乱发生的原因。他提请朝廷考虑是否应当结束和日本的贸易，并要求沿海严饬防范、积极备战。  明朝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  这一事件导致明朝与日本的正常贸易途径断绝。 

西域

嘉靖年间，西域部落众多、国力强盛，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等地称王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些国王看重和明朝互市的利益，纷纷到明朝来进行朝贡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认为长此以往，会虚耗明朝的财力，增加驿站人员的负担，因此提议只承认一个西域国王，禁止其他“国王”过来入贡。明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斥责那些没有经过明朝的分封就擅自称王的人。但这条政令出台后形同虚设。西域诸国仗着自己兵强马壮，都不听从，仍像以前一样遣使贸易，甚者犯边扰民，一直到万历年间都是如此。 

安南

嘉靖十一年（1532年）起，安南和明朝在广西多次发生领土纠纷。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安南多年不来进贡、且莫朝篡位为由，力主讨伐它。于是世宗命毛伯温等整军待发。此后数年，莫登庸多次恳求投降，而世宗在招抚和出兵之间犹豫不决，先后四次转变态度。而群臣也未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世宗因此发怒说：“征讨安南的事，本是夏言一人的提议，你们都附和赞同；现在却又在背地里嘲笑朕听信夏言，言辞懈怠。”群臣惶恐，于是折中称可以先发兵，如果莫登庸投降就不予追究。世宗终于满意。 

嘉靖十九年（1540年），毛伯温率军至南宁，和平接受了投降，收取了安南国的地图、户籍，还有安南所归还的钦州四峒地区。世宗大喜，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但允许当地自治。  当时钦州知州林希元力主驻军占领安南，但夏言认为无需穷兵黩武，于是撤回了明军。 

蒙古

夏言对蒙古采取严防死守、主动出击的策略。明蒙贸易于弘治年间中断，夏言任内阁首辅期间，俺答四次求贡，都被拒绝。  明廷希望通过断绝贡市对蒙古进行经济制裁，达到削弱蒙古的目的，并防止其借互市之便侵扰边境。但由于明朝国力已经衰落，制裁的效果适得其反。蒙古以互市不成为由，多次大举进犯。  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抵御入侵，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河套之议被提上日程。  夏言不顾明世宗的消极态度  和财政困难  ，坚持收复河套的战略，加上严嵩的谗言  ，最终不幸身首异处。

其他作品

诗

夏言 行书自书诗 手卷

夏言的诗歌多达一千六百多首，整体上体现为“秀峻”的风格。 

从创作阶段上看，夏言的早期诗作朴实无华，多用口语，有民歌的特色。仕宦游历期间，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了对民情的体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如他在《安乡道中观妇人插田》中写道：“南村北村竞栽禾，新妇小姑兼阿婆，青裙束腰白裹首，手掷新秧如掷梭；打鼓不停歌不息，似比男儿更普力。自古男耕和女织，怜尔一身勤两役。吁嗟乎！长安多少闺中人，十指不动金满身。”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中期，夏言的诗作有了明显的雕琢之痕，并朝着诗风秀峻的方向努力。随着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馆阁体作品和应制诗也大量涌现。革职闲住期间，他的诗歌以游赏题材居多，交织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已然形成了自己秀丽清新、庄重峻雅的独特诗风。晚年，夏言在入狱后仍有近八十首诗作，表现了从希冀、思乡到绝望的心境转变，最后以民歌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绝笔。 

从诗坛流派上看，夏言的诗歌创作尚未完全脱离台阁体的习气，承茶陵派而来，兼受当时前七子复古派的影响。从文学主张上来看，夏言有意追求复古。他推崇李白、杜甫和孟浩然的唐诗，重视诗歌格调的高远和情感的豪迈；不喜言理的宋诗；又仿作汉魏古体诗歌，所作五言古诗具有高古、有韵味、质而不俚的特点，所作乐府民歌则体现出清新明丽的风格。  王世贞曾经这样评价：“他诗如武库矛戈，种种出间，殊少利器，又如夏候鼎，古意荡然。”  从艺术手法上看，夏言的诗歌工于格律、习惯对仗，喜欢使用叠词与数字，有大量叠韵唱和之作。从情感的表达上来讲，他擅用比兴，并不平铺直叙。这些都构成了夏言诗歌的特色。 

词

夏言现存词作三百六十八首，类型多样。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唱和词，涉及民生、边塞、论学、友情、应酬等主题；此外还有应制词、咏怀咏物词和追和词等。他在豪放词和婉约词方面均有建树，既是稼轩风尚的倡导者，也能创作出清新隽永的作品。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夏言的词作说：“我明以词名家者……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  尽管夏言的词“其豪不在骨而在皮”，  但他的部分豪放词作感情真率质朴，对当时盛行靡靡之音的词坛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 

散曲

夏言以曲知名，被时人称为“曲子相公”。  他专作南曲，今存现存小令二十八首，套数七篇。他的散曲大多表达乐隐乐闲的心境，偶而也流露出郁闷之意。其风格“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疏放自然，颇有天真之趣。 

文章

夏言的文章较少感怀之作，多为应制和奏疏之类，故可称之为“宏整”。  王世贞评价他的文章“如登小丘，展足见平野，然是疏议耳”。 

人际关系

轶事典故

夏言开始没儿子，他的妾怀孕，夏言妻子出于嫉妒把她嫁给别人去了，生了一个男孩。夏言死后，他的妻子把男孩迎接回家，相貌很像夏言。这个孩子到马上就能当官的时候却忽然病死了。《明史》称夏言自此无后。

史籍记载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二》

《名山藏·卷七十二》^[2]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6]

后世纪念

夏言墓位于上饶市信州区秦峰镇五石村的莲花山，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评价

夏言为人豪迈，才能过人，纵横议论，没人可以使他屈服。受到宠信以后，他揣摸世宗的心思，不想让大臣拉帮结派，因而他长期与议定“大礼”的达官们意见不一。世宗以为他不结党，对他更加厚待，然而最终还是被严嵩迫害至死。夏言死后，严嵩祸国殃民，时间长了，天下有很多人开始惋惜夏言之死。而夏言曾经推荐、提携的徐阶，后来终究铲除严嵩，为一代名臣。

曾铣：此事（收复河套）恃贵溪（夏言）为内主，恐朝议不定耳。

何乔远：嘉靖中年以后相者，夏贵溪、严分宜两人。贵溪始为给事，赫然见才，誓不奔走权贵间，至分宜亦挹挹有送，岂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于祸患生，以主宠为巳，私物也。贵溪峻而渐于不逊，分宜卑而沦于不忠，上怒下愤所繇来矣。^[2]

沈德符：至嘉靖间，夏言以少詹事与张孚敬互讦，下狱赦出，未几拜相，后三逐三召还，再下狱即死西市。本朝二百余年，宰相蒙殊眷又罹极法者，惟夏一人而已。^[3]

黄道周：自古宰相，生值明时，无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汉刘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汉武帝决意空汉南，心疑丞相坠北伐之师，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决意弃河套，心疑开衅挠玄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诛夏言。^[4]

夏言半身像

张廷玉：言所奏定典礼，亦多可采。而志骄气溢，卒为嵩所挤。究观诸人立身本末与所言是非，固两不相掩云。^[6]

纪昀：言初以才器受知世宗，而柄用之后，志骄气溢，傲愎自专，卒以致败，其事业殊无可称。特学问淹博，於故事夙所留意。又值世宗锐意改制之时，故於一朝典礼，多所酌定。如南北郊分祀、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仪、立先蚕坛之类，悉言所赞成。迨帝擢掌礼部，益力举其职。前后奏牍，亦多有可采。

夏燮：言强直自遂，初与嵩共事，辄遇事裁抑之，世多称言。及大用后，颇修恩怨，物议遂不悉协。及嵩挤言至死，专权黩贿，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蔡东藩：①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世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7]②复套之议，曾铣创之于先，夏言赞之于后，固筹边之胜算也...世宗初从铣议，后入嵩言，杀道济而自坏长城，死得臣而遂亡晋毒，一误再误，何其昏愦若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