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伏娃（法国存在主义作家）

人物经历

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生活困顿。因此，少女时代是在枯燥闭锁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的四卷本《波伏瓦回忆录》最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波伏瓦访问中国，遂有《长征》（1957）问世。其他重要作品有《女宾》《他人之血》《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等。^[5]

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

1931年，教育部委派到地中海滨的马赛去教书。

西蒙娜·德·波伏娃生活照

1949年，出版了分成上下两册的《第二性》^[1]。在这两册书中，她给女权斗争作出形式化与理论化的论证。

1957年，发表了《长征》一书。

1981年，为了纪念萨特，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永别的仪式》。书里描画的是萨特最后十年进入暮年，两人相依为命的和谐生活。晚年将萨特给她的情书刊行于世。书名《致河狸的书信》。

个人生活

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奉者，父母均是天主教徒。

西蒙娜·德·波伏娃日常照

1931年，西蒙娜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的爱情旅途中占了很短暂的时间。

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河狸”是西蒙娜的昵称）”写情书。

1986年4月14日，在巴黎科尚医院因肺水肿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8岁。

其他作品

注：西蒙娜·德·波伏娃共写作小说八部、戏剧一部、论文和游记八部、传记一部和回忆录五部。

创作特点

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即本体论，一直是波伏娃关心的首要问题。她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死存亡的关系来考察精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撞击。孤独感刺激波伏娃思考人的身体与思想、死亡和存在的偶然性。

波伏娃运用爱的特例表明情感与永恒难以相互转化。爱的双方为了追求对方的超越把希望都寄托在：无法超越的处境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以超越他人作为晋升自我的阶梯。然而，超越是有限度的。使用“绝对自由”的特权任意逾越，以实现自我的永恒，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行为表面看似超越，实质上是走捷径。“长生不老”的东西，应该在生活中找到。依照波伏娃小说中的论断，人既无法实现意识和情感的超越，又不能寄希望于永恒，最后走向无尽的孤独。

波伏娃不仅在人的个体生命观上是悲观的，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绝望的。人生是孤独的，生命和社会都没有出口和前途。人们必须通过不断地遗忘，更新存在的感觉在对前辈的否定和克服中前行。永生的痛苦是人类的悲哀，这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剧。

《第二性》

她更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社会，历史政治的描写是为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设置的：更关心人的“自由”，而不是他们的“幸福”，帮助人们从浑噩无知或孤芳自赏中走出来，去发掘对处境有意识、有承担、有超越的“真正自我”。

在自我与他人关系方面，波伏娃展示了意识冲突的恐怖，提倡平等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认知功能：理解与构造。每个人都是主体，应该接受、宽容、理解不同于自我的意识，尊重他人的价值，不能忽略个人自由主体的存在。当意识间构成抵触时，应该及时疏导、调整、平衡“自我”与“他人”、“主体”与“我们”的关系，小心维护每个不同的主体“我”，才能达到人际关系和意识关系的平衡。

人物影响

虽然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作背景，但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涌入，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妇女文学界，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有明显的体现。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几乎都直接地运用了波伏娃的理论，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获得荣誉

社会活动

1960年与萨特一起回见切·格瓦拉

1929年，大学毕业后准备参加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

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格-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

1955年9月，也就是波伏娃47岁的时候，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

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时，波伏娃立即与苏联作家联盟断绝一切往来。

人物评价

法国总统密特朗：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

美国女权运动家

凯特·米列特

人物争议

波伏娃是个备受争议的人，保守主义者指责她敌视男性，无视男女差异，破坏传统家庭观，其结果势必造成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造成男女对立，社会矛盾增多；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她的观点有平均主义之嫌，不仅如此，她还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她的作品《第二性》曾经使她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诸如“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等恶骂之声仍不绝于耳。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