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经（先秦文艺理论专著《六经》之一）

内容简介

先秦学术传统久远、深厚。先秦学术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为主，《周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学术”。“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孔子研究乐，修订了《乐经》。

有乐经则有“乐记”。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为《乐经》作有《乐记》，部分收录于小戴《礼记·乐记》之中。《乐经》、《乐记》毁于秦火。秦火之后，《乐经》已不流传，乐官也只能演奏而不能讲出理论，公孙尼子的《乐记》已很难见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编《乐记》，只是一种辑录的替代品。······这种辑录的《乐记》，在《汉志》中称为《王禹记》，共二十四篇。”

到刘向校书时，才找到真正的《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于是渐归亡佚了。

有学者研究认为：

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倾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

大明后期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

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

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

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大明末年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再度失踪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可能残留于“

”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两年的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

清华简中还出现了周代诗篇。据了解，“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也因为焚书坑儒导致失传，就只剩下了五经。专家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发现了周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朝后在典礼中饮酒赋诗的资料，有专家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在竹简中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记载着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的历史。竹简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令人惊奇。

基本内容

韩非子说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潜的《圣贤群辅录》说“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孝敬·广要道章》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可见“移风易俗”是儒家论乐的核心观点。

除此之外，儒家论乐还重性情，如郭店简《性自命出》开端就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古人为何津津乐道“乐与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殊不知这乃是儒家论乐的一套基本观点。”李学勤先生主张把郭店简《性自命出》改名，将其“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乐经中还应该有纯乐理内容，如规定音阶距离大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和规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早在《尚书》中就揭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问题，《虞书·益稷》又说“予欲问六律、五声、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问题。《国语》记载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别和单穆公、乐师州鸠的对话。与单穆公探讨的是“熔化无射钟，改铸成音律较低的大林（即林钟别名）钟”的可能性；与乐师州鸠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六律”向“十二律转化”的问题，州鸠说，通过在”六律“中插入六个称作为”六间“的”间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礼记·礼运》篇记有“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方法。

作品目录

刘向《别录》保留乐经的《乐记》二十三篇篇目如下

与礼经的关系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被誉为礼乐文化。礼与乐有密切关系。《周礼》中有《大司乐》章；《礼记》中收有《乐记》，《礼运》也讲乐理；《乐记》有《乐礼》篇等都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