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中国历史学家﹑学者）

人物经历

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陈垣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遂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垣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

民国元年（1912年）陈垣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陈垣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陈垣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垣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此时的陈垣已经日益沉浸在文史学习中，并未体味当官之要义。梁士诒作为交通系首领，致力于政治经济实务，自然对陈垣这种发展方向表示不满。1919年，梁士诒曾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字“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以期点醒陈垣。陈垣在家书中写道，梁不喜人读书，因此他们实在是不能久处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生嫌隙。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7日，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与梁的关系也日益变淡。陈垣自述云：“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17年到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6年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1929年2月左右，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陈垣到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缺乏。由于史学系和地理学系分立，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致使史学系教师短缺，因此陈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师。当时陈氏正主持辅仁大学，因此辅仁大学史学系的教师，如张星烺、黄伦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师大史学系兼课。他还聘任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到史学系任教，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朱希祖、邓之诚，讲师柯昌泗，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瞿宣颖，北平大学教授宁协万，法政大学教授刘彦，燕京大学讲师王世富等。这些新教师的补充，为史学系注入了新鲜血液。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举世瞩目。

1929年以后，陈垣在史学系主要开设了3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选修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亦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必修课。“史源学实习”开设于1933学年，上、下两学期各2学分，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担任北平师大史学系系主任后，他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1931年辞去系主任之后，陈氏又于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系担任教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陈垣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陈垣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陈垣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3月14日，陈垣在写给儿子的信中称：“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陈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不幸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人物照

个人生活

父母

父亲：陈维启，1909年卒。

妻子

邓照圆，吴淑媛，徐蕙龄

子女

长女：陈桂辛，1899年生。

长子：陈乐素，1902年生。

次子：陈仲益，1904年生。

次女：陈利贞，1908年生。

三子：陈约，1909年生。

四子：陈让，1910年生。

三女：陈友潜，1912年生。

四女：陈善，1914年生。

五子：陈容，1916年生。

其他作品

主要成就

• 学术成就

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著作

“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陈垣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 研究特色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自一开始就比前人和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少了很多护教的色彩。陈垣以1917年考证元代来华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考》发表而一举成名，相比较其他学人来说，陈垣撰写的客观的基督教史文章不仅早而且集中，在1917至1919年的3年间就有12篇，占他一生基督教文章著作的将近一半。在陈垣之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有1883年江南代牧区神父黄伯禄撰写的《正教奉褒》。

1905年北京主教遣使会士樊国梁撰写的《燕京开教略》等，这些著作多采教内史料，写作也以宣教目的为主。例如樊国梁在著作序言中说：“宣传正教乃余本职，故于累朝圣教行使止泥之迹搜辑尤详。”与陈垣差不多同时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也是如此，金陵神学院教授陈金镛通过其主编的《神学志》大量征集历史资料，至1919年已写成《圣教布道近史》和《中国布道近史》等书，单从书名，就可清晰地看到其著作的信仰立场。1923年耶稣会献县萧静山神父写成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和上海徐家汇徐宗泽神父1938年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传教概论》，也具有较浓的宣教色彩。而陈垣的基督教史著更多的是为了史学的、宗教研究的目的而作基督宗教研究，他的研究相较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来说，更具实证和客观。

在研究方法上，陈垣从史学进路研究宗教。由于历代中国正史之中没有一部“宗教史”，四库全书这类官修正统类书也将多数外来宗教排除在外，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混乱不明。而各宗教内部的“圣教史”或“传灯录”，对于陈垣来说既不客观，也不完全可信。因此他从基督教入手，着力于各宗教的在华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他对宗教专题史有非常明确的研究自觉。如前所述，其在宗教史上的成就和开创意义，也一直为当时及后世的学者所称许。陈垣对各种宗教历史的研究，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之一，即在“方法”上，从论证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

• 治学态度

首先，重视研究的客观性。陈垣的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为开端，一生的基督教史文章和著作共有30多篇（部）。审视陈垣的基督教史著述可以发现：第一，他不讳言对以往教会和教会史书的批评，始终持客观、存疑的态度去作实证研究。他指出中国的基督教史书多译自西人著述，所以“于官名地名年月，尤易舛讹，史以传信，不能不慎。”1927年陈垣根据许的殿试策和许手定的《宝纶堂稿》原写本，多方证明许缵曾并非如《江南传教史》和《许太夫人传》所言为“热心奉教者”，他只是幼年受洗，晚年甚至信了佛教。在撰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时，又“据官书及档案，于苏努诸子传后，附一教会载苏努事勘误表，凡二十余事，亦为此也”。在他看来，“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陈垣之所以对宗教研究持客观考证的态度，原因有二：首先，他继承了中国学术的考据精神。中国学者一向尚考据，也有“不为亲者避，不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清初诸儒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发展到乾嘉时代，则演变成为“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陈垣曾购买乾嘉学者的书籍、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论学手扎，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部分手稿”，“看他们是怎样著书，怎样修改，为什么把所引的资料一换再换”，学到他们治学和著书的方法。其晚年学术总结之作《通鉴胡注表微》专列“考证篇”，强调“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即指出了考证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其次，在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代表的西学浪潮中，他曾接受过西医教育。陈垣1907年考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博济医学院，1908年转入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医学院，都是学习西医。他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现代科学崇尚客观、理性和实证，既培养了他对待研究的科学客观态度，也影响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第二，他既站在教内的角度思考，也能以教外的角度看教内事物。他曾作《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认为从教外典籍可以补充订正教内历史，可"补教史之不足"，"证教史之偶误“并”与教史相参证“等；也可以从教外人或反对、或旁观的言论中获得较真实的历史，即”反对口中可得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心"，包括"教士之品学"、"教徒之流品"、"教徒之安分"、"奉教之热诚"、"教徒之教外著述"，以此获得关于传教的全面信息。

其次，打破宗教“夷夏之辨”。陈垣对外来古教的研究包括1923年写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19年写成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后三本书与1917年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被陈垣合称为“古教四考”。从陈垣的外来古教研究分析可以注意到：陈垣反对“中国儒者”对宗教的蔑视、偏见。比如也里可温即元代基督教被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论之；来自波斯的火祆教在《隋书》中有“淫祀”，“淫僻”之称谓。在陈垣看来，“祀胡天神游特别仪式，他国人祀者必从其俗，本无所谓淫祀者”。他们“未尝深究火祆之源流，以其是胡神，遂读如妖，实含有鄙夷之意”。这些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外国事物的鄙屑称呼，自古有之，即是认为国外来的都是“夷”或“蛮”，是对中国文化盲目自大的表现，对外来的宗教也是如此。陈垣对古教四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宗教上的“夷夏之辨”。

陈垣在元代领域和民族关系史领域均有重要开拓意义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该书著于1923年，1923至1927年刊行。该书的中心观点是，论证元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后，在新的局面下，大批过去居住在葱岭以西的中亚以至西亚地区的居民、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中原，仰慕中华文化，因而被同化。该书的成功又在于，作者披沙沥金，搜集了丰富详尽的史料。西域地域广大，地理远隔，民族、部族关系十分复杂，人物姓名易混、难记，搜集材料难度极大。作者以搜集墓志、诗文集为主，又遍查正史、笔记、方志、杂记，甚至连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史料也不遗漏。该书共约8万字，而采书达220种，仅元人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

陈垣早年在北京购得《元典章》抄本，以后花了极大精力对它进行研究、校勘。他以之与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再用故宫藏元刻本和其他几种版本互校。他发现沈刻本诸多错误，包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等，共校出12 000多条错误，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10卷。他又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千余条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归纳，指明错误的原因，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此书又名《校勘学释例》)。至1931年著成，前后共历10年。同时，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据逻辑道理定是非。陈垣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作者的“类例法”也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陈垣的校勘与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比元刻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为校勘学提供了范例。

其他还有《史讳举例》和多部目录学著作(仅有关《四库全书》目录学著作即有五种之多)，也都体现出这一系统、科学的特色。陈垣对于撰写系统化的著作是具有充分自觉的。《史讳举例》序中，他既肯定清代著名考证家著作中，“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而且又明确指出其并未达到系统化的缺憾，说：“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今肆上通行专言避讳者，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故此书用意在继承钱大昕等学者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将之发展成为具有近代学术系统化特点的学问，而“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

全书8卷，归纳了82个例子。前42例，讲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避讳改的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后40例，谈避讳学应注意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及避讳学之利用。引书达百种以上，故此书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工具。

在年代学方面，陈垣有《二十史朔闰表》 《中西回史日历》，两书成于1925年，成为史学工作极有用的参考书。《中西回史日历》为研究中西交通史不可缺少的二千年日历，且成为研究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通史的重要工具。

关于目录学，陈垣认为，它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又相继撰写了多部有关《四库全书》的目录学著作。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敦煌劫余录》，都是目录学方面的专书。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在整理文献方面，有关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四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从陈垣先生开始的”。

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陈垣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

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垣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

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

人物评价

青年照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人物，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 陈寅恪：“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 傅斯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
•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 黄现璠：“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先生推崇备至。”
•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 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先生遗墨》：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先生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
• 毛泽东：“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 启功认为，陈垣史学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
•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认为，陈垣先生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在乾嘉学术基础上开拓出新的研究格局。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认为，“华裔之学”彰显出陈垣先生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国际影响力。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表示，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校勘四法”彰显了其善于归纳复杂问题的治学特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笑洁：陈垣一生贯穿着炽热的爱国精神，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南下，留在北平迎接一个新的时代。1959年，79岁高龄的他如愿以偿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陈垣以一种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学术事业、教育工作和日常工作，以空前热情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先生的爱国爱民、高风亮节和赤诚之心值得传承和光大。
•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评价陈垣是一位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奉献精神的学者，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塑造了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校训精神，书写了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大爱情怀。^[2]

人物事件

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后学如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抗战胜利后，陈垣已10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8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所以陈垣致友人信中说：“亦所谓还心愿也。”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先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在名人字画上题跋，看上去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其实都是精打细算过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当合适才肯下笔。陈垣写信，喜用花笺，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小考证。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陈垣手书，自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刊印的唯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读书，有个“三分类”的方法。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原来，陈垣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覆去地背诵。

这种“三分类”法，使陈垣读书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读的书比一般人多，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历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够背诵出来，90岁时，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后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许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检原文即能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辅仁大学是由天主教创办的著名高校。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复旦大学创办者马相伯均为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1912年，英、马二人同撰写《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受到马相伯大力支持。经过英、马二人不懈努力，1926年，“北京公教大学”得以顺利开办。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早在1917年，陈垣在北京读到英敛之所著《万松野人言善录》，知其收藏甚多天主教史文献，便冒昧地给英敛之写信，英敛随即约见，两人一见如故，他又因此再遇马相伯。当时马相伯即有意延聘陈去他主持的震旦大学任教，但因故未果。1925年9月，公教大学成立，马相伯、英敛之共同推荐陈垣任该校副校长兼主讲教师。次年1月，英敛之辞世，临终前以辅仁社及公教大学事务交托于陈垣。1926年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1929年6月，辅仁大学立案完成，陈垣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辅仁大学二十多年，在他苦心经营下，辅仁从白手起家而成京师著名学府，聚集了朱希祖、邓之诚、马衡、罗常培等一批大师级学人。抗战期间，其他高校纷纷南迁，辅仁在沦陷区孑然屹立，陈垣仍谆谆教导学生修炼品行，刻苦读书。

陈垣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后对学生热心指导：“一般大学老师讲课，多属讲完就(完)了。先生则鼓励同学们作练习、写札记，他热情指点、帮助，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凡到励耘书屋请教的，一般是个别指点，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谈论片刻后，随即个别垂问或解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对于学生的课外作业和试卷，陈垣“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的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3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画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年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后世纪念

故居

清末，陈垣祖父始建陈宁远堂，多次扩建，有12间民居（12宅）、书馆、太和堂、游泳池、自来水塔、花园、凉亭等建筑。宁远堂为广东江门清代私家庄园，具有较高历史价值。陈垣故居是陈宁远堂的三宅，为清代砖石木结构民居，单层平房，一厅四房两廊，厅前天井，建筑面积141.8平方米。2002年，陈垣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编《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陈垣同志论著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82年。

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

刘梦溪主编《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5月。

刘乃和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

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

刘乃和等编著《陈垣图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孙邦《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张荣芳《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陈智超、曾庆瑛《陈垣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9月。

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2020年在北京召开。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共江门市蓬江区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纪念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