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北宋宰相、词人）

人物生平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行状记载，自五世祖以上，韩氏多葬于博野县蠡吾乡（高祖改葬赵州赞皇县），至曾祖韩璆以来，则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故而韩琦认为自己是相州安阳人。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胡氏连理所生。

韩琦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长大以后，已能自立，有远大的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并携母胡氏就职。天圣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韩琦去职丁忧，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三年（1036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获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议。他抨击权贵，举荐当时名臣杜衍、范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

韩琦像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裁撤虚职、减省冗费。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此时却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韩琦闻言，愈加自信。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此后奉命发解开封府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韩琦被授为契丹（辽朝）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被升授为知制诰、知审刑院。因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获赐三品服。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指韩琦）之来，更生我也。”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开封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小捷，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遇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将校军官死亡数百人）。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在他的马首前，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道：“你从前跟随招讨（指韩琦）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当时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当时在陕西的东兵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筑德顺军，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深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如：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罢黜庸陋之人；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他不但大举修缮鄜延路的城寨，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侵占宋朝的土地后再同意议和。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开封。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认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随后，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尹洙反对渭州宿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的举动，但朝论“不谓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请出外，于三月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时，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迁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转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进位资政殿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仁宗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鞭刑。

并州辖境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爵仪国公。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韩琦提举修《仁宗实录》。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英宗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请辞相位，英宗均不许。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礼使，进封魏国公。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在英宗的永厚陵复土后，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韩琦入宫奏对时泣道：“侍中（指韩琦）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又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抚使，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琦被改授为永兴军节度使，被他推辞，仍判大名府。判大名府期满后，朝廷根据韩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并拒绝解除他淮南节度使的加官。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屡次上表请求致仕，均未获准。直至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为永兴军节度使，因韩琦病重，已不能就职。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即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并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发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轶事典故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1万余卷，都经其亲手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的“六一堂”、司马光的“读书堂”同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其子韩忠彦之后，将藏书规模扩大至7000余卷，号称丛书堂，分为六库。

曾有人假造韩琦的信去拜见名臣蔡襄。蔡襄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了他三千钱，还写了回信，又派四名兵卒护送，同时送了礼物给韩琦。此人到了开封，见到韩琦，当面认罪。韩琦并未怪罪，只是缓缓道：“君谟（蔡襄字）处事谨慎，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夏太尉（夏竦）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又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竦。家人认为不怪罪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韩琦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职。

名儒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后，准备呈献朝廷。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不可上，其中一件是，宋太祖沉迷于一个宫女的美色，以致经常延误上朝时间。群臣有些非议，后来太祖觉悟，便趁宫女熟睡时把她杀了。韩琦说：“此事难道可以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溺，却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杀害无辜之人。宫女有什么罪过？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人，那就要杀不胜杀了。”石介便删去了几件类似的事，并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韩琦在北宋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韩魏公集·序》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即使在辽和西夏，也是“夷夏具瞻”，以致于韩琦在宋神宗初年镇守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时，辽使过境，一定要告诫其部属不得有索求。而按当时之例，辽使经过北京，与留守通信，均未书名。待韩琦就任后，来宋祝贺同天节的辽副使成尧锡却特意在信中书名，以表敬重。宋方每次遣使出使辽朝，辽人都要询问韩琦的近况。

此段记载虽有夸大成分，但也显示了韩琦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高。

好水川之战，据说是西夏李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得胜。大败韩琦后，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太宗、仁宗都曾在大名府郊外畋猎，并题数十首诗，被守臣贾昌朝刻在石碑上。韩琦到大名府任职后，把这些石碑藏在班瑞殿的衬壁内。有人劝韩琦拓片摹本呈献给宋神宗，韩琦不同意，此人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韩绛来大名府后，就把诗摹下，进呈神宗。韩琦知道后，叹息道：“我从前难道不知道呈上这些诗的好处吗？只是顾虑到陛下正锐意平定四夷，不该更引导他这样做。”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韩琦觉得很奇异，想再约三位朝官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到了第二天，钤辖使忽然患腹泻不能来，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一说是吕公著）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三十年后，四人均担任宰相。此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

韩琦在扬州时，与王安石还有一段纠葛，见《邵氏闻见录》。大意为：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佥判。王安石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他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王安石不予搭理，对人说：“韩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与韩琦不睦。

但关于这个故事，疑点颇多。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两年后回到京师。韩琦庆历五年（1045年）方才知扬州，他们未必能够见面（“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存在这个问题）。而王安石又不在州署办公，韩琦未必能见到王安石办公不及梳洗。后来王安石秉政，虽与韩琦的意见多有分歧，但对其人评价仍然很高，在韩琦去世后，又有“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露輀”的挽词。这与上面所说并不相符。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

主要成就

•相三朝，立二帝

宋魏国韩公小像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修吏事，擢贤才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1]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11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鄜、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辽朝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辽朝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今河北定县）驻军骄蛮难御。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祐年间，“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此言虽有夸大，但亦说明韩琦在西疆御敌时颇立功绩。

藏书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皆经其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其后代韩忠彦、韩侂胄均能藏书。

文学

韩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他的文章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等，大多“正论凛然”，体现其大节所在。

韩琦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黄花晚节”一联，为宋人所传诵。其余诗作“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

韩琦的词作以《点绛唇·病起恹恹》闻名。此词是他“以情韵胜人”的代表作，是一首“刻意伤春复伤别”的闺怨词，风格婉约，情韵动人。

书法

韩琦工于书法，尤善正书，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书“师颜鲁公（颜真卿）而颇露芒角”。

家族成员

其他作品

史籍记载

《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一·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四十八·韩忠献公琦行状》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史传三编·卷三十·名臣传二十二》 

后世纪念

韩琦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西地，该处为韩琦及其家族墓地。韩琦墓形体巨大，由墓道、砖封门、挡土墙、门楼、甬道、墓室、地宫等组成。墓顶有三条木梁；甬道侧壁与墓道壁颜色不一，显示该墓建成后至少开启过一次；石门已被推倒残为几截；墓室平面呈圆形，正中有一石砌地宫，分为南北两室，有四石柱，总深9米。

韩琦墓的发掘，为研究宋代宰相一级的高级贵族的墓葬形制、陵园布局以及宋代品官墓形制与其祖籍埋葬习俗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韩王庙又名韩忠献公庙，也称魏公祠，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老城内东南营街路北。

庙建于北宋，金代贞佑年间毁于兵火，后人仍于原址建庙设像，明清两代均曾修葺，今大殿仍保持元代大梁顺弯就势的梁架结构。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由西安返京，路过安阳，分别题匾“器博道宏，适时济物”。

该殿为单檐悬山顶绿琉璃瓦覆盖，面宽3间，长10.8米，深9.6米，高7米，山墙厚0.5米，有4根上角石柱，柱高3.15米，额有花卉彩绘。殿前带月台，殿内塑有韩王（韩琦）像和童男童女两侍人像。大殿梁架为草栿造，斗拱为双下昂五彩斗拱，琉璃瓦沿边和中心点缀，庄重典雅。另有东西厢房各3间，长8米，深4米，高5米。庙内存有昼锦堂记碑及其他碑刻20余通。其中，一通石碑书刻宋神宗题“两朝顾命，定策元勋”8个字。

2013年，韩王庙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昼锦堂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古城内东南营街。是韩琦知相州时，在州署后院修建的一座读书作诗的堂舍。并据《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昼锦堂”。原址在高阁寺一带，到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彰德知府冯忠移建到此。

昼锦堂和拜殿顶覆绿色琉璃瓦沿边和中心点缀，古朴典雅，殿中后侧悬挂金字黑底“昼锦堂”三字木质大匾。堂后为忌机楼，东有狎鸥亭，西有观鱼轩，中有鱼池康乐园，后为书楼。此处园林式的秀丽幽雅建筑，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昼锦堂大殿、拜殿、忌机堂、观鱼轩、狎鸥亭等于1967年被火焚烧，大门外一对石狮被毁。现存大门、二门、东西厢房、书楼、三株古槐及书院讲堂等。

2013年，昼锦堂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忠献堂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南宋时守臣王十朋复旧名。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原在泉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改祀泉州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韩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清文宗咸丰（1851年－1861年）初年，韩琦配享孔庙。

人物评价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他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但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石介：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庆历圣德诗》）

欧阳修：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言诤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司马光：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2]

赵顼：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2]

文彦博：自至和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3]

苏轼：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四人者，人杰也。妙龄秀发，秉笔入侍。于于是仲舒、贾谊。方将登庸，盗起西夏。四方骚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钺，往督西旅。公于于是方叔、召虎。入赞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练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于是、汾阳。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枢衡。公于是时，萧、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恼。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于是是公。功成而退，三镇偃息。堂堂魏公子，魏公子之魏公子四十馀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惟其大节，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杰，而不自贤。堂名阅古，以古律身。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杨万里：本朝曺武恵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罗大经：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而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是国家家之美事也。（《鹤林玉露》）

吕中：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2]

脱脱：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宋史》）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宋史》）

李东阳：魏公治州镇，德教旁洽，政令毕举。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担负调干，不动声气而天下定。（《定州韩魏公祠堂记》）

归有光：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王世贞：问宋臣，曰：李文靖之远、王沂公之公、韩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马文正公之笃，庶几尔。^[4]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皆取其皆取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5]

朱轼：宋自李迪既贬、王曾没后，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宠，罔顾国家之虑。及至元昊发难，契丹败盟。大敌在外，而草窃潜兴。师徒不振，而征敛日繁。当是之时，宋事几殆，非琦与范、富共起而安定之，虽吕夷简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间，遭遇仁、英二帝，独相者七八年。兴贤举能，修政立事。教养之风，法三代之遗意。向使继其后者，绍休遗绪，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时之难。志不舍命，卒能调和两宫，安宁社稷，自古未尝有也。始于筦库，终于罢相，历郡事无巨细，动为世法，故详录焉。^[6]（《史传三编》）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东藩：赖韩琦坐镇，郭逵为辅，夏事始得就绪耳。^[7]（《宋史演义》）

趣历史网评：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于职守，勤政爱民。^[8]

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