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

人物生平

吕思勉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2月27日）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1909年），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1911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19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0年－1925年，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9]

吕思勉早年照

吕思勉素描

1891年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讲解《纲鉴正史约编》，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

1892年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1893年家境开始转坏，不再延师教读，改由其父亲自教，其父亲无暇，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母亲始授《说文解字》。

1894年始读新书报刊，所读之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魏源《海国图志》、邹沅帆《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王韬《普法战记》、黄公度《日本国志》等，由此略知世界历史。

1896年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历史。始读梁启超所编《时务报》，凡是梁启超的著作必读。其时最信康梁之说，深受影响。

1897年已能作文。从父命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薛以庄诸先生；又从族兄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毕。

1899年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父亲叮嘱多读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是年始读正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

1900年始记日记，取名为《测晷录》，每岁一易名，冠有小序，沿为成例。然所记日记大都毁于抗战年间。是年始学填词作诗，自学古史典籍。

1901年自言“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按：旧时经济即“经世济民”、“经世济邦”之意）。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是年著述《笔记·吕黻庭》（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

1902年早年起即重视国计民生，大至水利、赋税、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价变化，有所见闻，均一一载录，所集之资料大都毁于抗战年间。

1903年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执教生涯

1906年1月至次年12月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1908年1月至6月，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

1909年10月至12月应屠孝宽（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学堂教员，教历史、地理。

1910年应屠寄馆长之聘，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教授公文写作；同年与陈雨农、王冠时、刘脊生、钱叔陵等第一次结诗社，作诗并互相点评。其时，先生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且常有佳作，晚年自选诗作，后由家人整理汇编成《诚之诗稿》，油印成册，分赠各大图书馆及亲友。

1911年与朝鲜志士金于霖交往。其时，先生颇留意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辑录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谣、谚语，一一圈点、评析，写成短文，刊于报端，以供同好者赏析。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授应用文字、商业地理、商业经济等，其时，能教授此类课程者“几如凤毛麟角”，乃参考日文课本讲授之。

1915年春夏间，与诗友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结诗社，名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辍”。是年七月至民国七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

1919年8月至12月由吴研因介绍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23年2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任教，由校长王应岳（饮鹤）延聘，教授国文、历史课程。

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进入光华

1926年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1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

1927年至1928年及抗战胜利后，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

1929年至1930年间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

1930年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

1932年四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仍回光华任教。

1933年30年代前期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

1936年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一片冰心

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是为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

范泉称为“孤岛上的斗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中年以后，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自评《先秦史》：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1942年八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是年至民国三十二年，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

1943年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

1945年10月光华大学复校，偕女儿翼仁至上海。

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

蜡炬成灰

1950年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1951年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10月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迁入华师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

1953年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但出版无望。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准备，但都未能最终完成，遂成学术史上永久之遗憾。

1956年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因病甚请长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

1956年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1957年《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一直抱病校阅。

吕思勉

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参与学术讨论。

1922年著述《整理旧籍之方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4041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答程鹭于书》（原刊《沈阳高师周刊》《吕思勉编年事辑》（有节录），又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汉译）》（刊于《吕思勉编年事辑》，刊有译者识语）；《驽牛杂谈：（一）个性、（二）资本制度》《中国医学的变迁》（以上诸篇均刊《沈阳高师周刊》）。

1923年2月至1925年7月，是年，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该书在内容、体例、方法和写法上均有创新，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1925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1925年至1926年间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

抗战胜利之年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

民国三十六年《秦汉史》出版。

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

1952年学习结束时写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个人生活

1904年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

吕思勉合照

1957年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个人作品

创作特点

史学观点

进化史观

吕思勉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创新体例

吕思勉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6]

白话通史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吕思勉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融合社会学

吕思勉研究历史，主张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固然，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等，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只能谓治史学者，对于此等学科，更须有超出常识以外的知识，而不能说此外诸学科，可以并常识而不具。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吕思勉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教育理念

吕思勉在很多著作中都探讨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他把历史的功能和历史教育的功能相联系，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他对历史教育目的是求知过去，以明白现在。他常常将历史学的这个目的，分成相互联系、而又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来加以说明。

其一、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认为，所谓历史指的是人类的历史，人不能单独生活，有人类就有社会，所以人类的进化就是社会的进化。而“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这就指出了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了解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把历史定义既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古今历史互为联系的因果由来。

其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学习历史，了解社会进化的真相的目的是为什么？吕思勉主张：学习历史，不在于尽记以往的历史。历史本是用来说明现在的，不知过去，必不能知现在，“求知过去，则正其所以求知现在”。所以，除了教授历史时代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外，最重要的是那些“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对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历史，正是我们需要详尽叙述和教授的。了解以往的史事，认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都是为了明白现在社会的由来，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他把学习历史与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不是为历史而学习历史，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在，知道现在的所以然，把它视为现代历史教育的一大目的。

其三、臆测将来。学习历史，知道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的目的又是为什么?“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吕思勉将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定在了臆测将来，即学习历史以观察未来，指导行动。就像吕思勉所说的，只有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吕思勉对历史教育实质的认识更倾向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受教育者“于今日社会，粗能了解，处世做人不至茫无把握”，即学会“处世做人”。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也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道应走的路、当尽的责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识层面的，若受教育者要从事学术研究，则可以有所依据，“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后人，而后人不必从头做起"。吕思勉对教育主体性价值的强调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人物评价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4]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①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②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③《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

刘学照《爱国、述变、求真的〈吕著中国近代史〉》：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谭其骧：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范：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

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吕先生教他们历史地理课，如果在答题中能正确灵活地运用史料，分析透彻，论述严谨，并有创见，即使四题中仅答一题先生也会给予高分。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耕华（《吕思勉治学的创造精神》）：先生真是一位朴实诚恳，一无机心；真心向学，不为外扰；立身以正，恬淡为乐的纯粹学者。

后世纪念

吕思勉故居

吕思勉

吕思勉衣冠冢

吕思勉衣冠冢位于常州市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