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距今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圆形，最大径180米，面积约34500平方米，城内建筑基址多有奠基坑，用瓮棺葬埋葬儿童，已发现窖穴与灰坑2000余座，出土大量各类遗物。遗址面积大、堆积厚，时代跨越了仰韶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是豫中地区为数不多的经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遗址出土数量众多、错综复杂的遗迹、遗物，为我们研究仰韶时代豫中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文化性质、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丧葬习俗、生态环境、与周边文化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了详尽的实物资料。西山城址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无疑对中国古代城址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西山城址的发现不仅仅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对于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价值意义

西山城址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无疑对中国古代城址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

西山城址的发现不仅仅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对于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地理现象，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或“防御文化”。

西山遗址

文化活动

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地理现象，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或“防御文化”。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4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为：河套地区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和凉城县老虎山；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海岱地区的山东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巴蜀地区的四川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江汉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市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等。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及长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岭文化城外，其余均为龙山文化或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古城。在诸多的城址中，相比之下，西山城址的年代较早，它堪称“中原第一城”。

史乘所载，我国城的出现时间甚早。主张神农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汉书·食货志》载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汜胜之农书》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或谓炎黄始筑城邑，如《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汉书·郊祀志》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认为鲧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经·河水注》引《世本》云：“鲧筑城。”《广韵》卷五引《世本》谓：“鲧作郭。”《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云：“鲧作城郭。”《路史·后纪一》注引《世本》谓：“鲧置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载：“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从有关资料来看，考古发现的屈家岭和龙山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处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的是鲧或禹作城郭的史实。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处在华夏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它所反映的是黄帝筑邑造城的史实。有的学者主张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为黄帝时代古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视作空穴来风。

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4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为：河套地区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和凉城县老虎山；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海岱地区的山东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巴蜀地区的四川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江汉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市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等。

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及长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岭文化城外，其余均为龙山文化或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古城。在诸多的城址中，相比之下，西山城址的年代较早，它堪称“中原第一城”。史乘所载，我国城的出现时间甚早。

主张神农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汉书·食货志》载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汜胜之农书》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或谓炎黄始筑城邑，如《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汉书·郊祀志》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认为鲧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经·河水注》引《世本》云：“鲧筑城。”《广韵》卷五引《世本》谓：“鲧作郭。”《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云：“鲧作城郭。”《路史·后纪一》注引《世本》谓：“鲧置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载：“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

《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从有关资料来看，考古发现的屈家岭和龙山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处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的是鲧或禹作城郭的史实。

郑州西山城址位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约15公里。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杜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遗址，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于诸聚落遗址，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要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有女神庙、祭坛、原始殿堂、高台冢、龙虎塑、古城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城。“古城是大概念，它可包括庙、坛、殿、堂、冢、塑之类的建筑。目前所说的古城，虽大多数主要指遗址中的城垣，但城垣的发现和古城的确定，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其它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或已破坏，或未出土。因而古城址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西山古城迄今仅发现遗址中的城垣，与之相应的庙、坛、殿、堂、冢之类虽未出土，或遭破坏，但一叶落而知秋，意味着这些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

约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标志着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大约开始于仰韶时代晚期，持续整个龙山时代，而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战国时代’。西山古城，在聚落发展史上，它的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正处在从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团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战争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西山城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它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绝非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和龙山时代的方形城址所能取代的。

西山城址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雏形城市”。城市是以空间与环境利用为基础，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社会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都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作为文明诸要素之一的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机构和体系。早先，在论及中国文明起源时，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女神庙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而今中原地区黄河之滨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从西山古城高峻的城垣上空，看到华夏文明的新曙光！

地理环境

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处在华夏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它所反映的是黄帝筑邑造城的史实。有的学者主张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为黄帝时代古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视作空穴来风。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一座大体上平面呈圆形的城址，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与交接城垣各呈约135度夹角，颇类于八角形的平面。同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颇为类似。

城头山古城位于澹水河滨的徐家岗高地东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米，面积略大于西山古城。以西山古城为代表的圆形城址，属于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址的过渡形态。环壕聚落出现甚早，距今8000年前后的山东小荆山遗址和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已有环壕。

仰韶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平面大都略呈圆形，如西安半坡遗址，围绕着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约5〜6米的壕堑，一般称之为“大围沟”。大围沟是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氏族成员的安全而挖的防卫设施之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其范围和形状大致是与居住区的状况相适应的。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比西安半坡更为完整的仰韶村落遗址，村落的轮廓呈东西长、南北阔的椭圆形，面积约18000平方米，居住区的中央有一片4000平方米的广场，周围是一圈排列整齐的房屋，房门都朝向广场开，半坡与姜寨这种圆形村落形式，被称为“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西山古城是一座上承“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圆形城，堪称为我国圆形城的滥觞。

主要景观

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古城，平面规划颇不一致。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伊朗的弗拉斯巴等，平面均为椭圆形。埃及的厄尔卡勃，伊朗的塔布里斯、图斯伊斯法罕、玛沙德、席拉兹等，平面均为圆形。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达为一个圆形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

如果这在事实上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规划图，那真是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征图。郑州西山古城同上述世界诸名城在规划上的一致性，表明圆形布局属古典城邑之范例。逮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出现为数众多的城池，其平面大都略呈方形，从而形成了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际，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个别的圆形之城，但实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从仰韶时代西山城址呈不规则的圆形，到龙山时代王城岗、孟庄诸城均呈方形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出远古人类在聚落规划观念上的变化与发展。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文化的具体表现是：藉各种寨堡、沟洫、障壁、栅栏之助来防卫居住区。仰韶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区氏族和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

西山城堡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西山城堡城垣建造程序和方法是：在经过规划拟建城墙的区段，将上层文化层堆积全部挖掉直至生土，构成城墙基槽，在经过修整的基底平面上夯筑城墙。随着城墙高度的增加，其所需的土方量则在城墙内外两侧挖沟，就地起取，而以外侧挖沟取土为主要的土方来源。

内侧的取土沟显然是城墙筑至一定高度，土方转运不易时，根据内侧筑墙所需补充土方的数量，就地挖取而形成的。在城墙筑起后，内侧的沟即予封填，以保护城墙基础不受破坏，环绕城墙外侧的沟则保留下来，成为一种保护城墙的防御设施。

郑州西山古城是一座举世瞩目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堡。关于它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它不能算作城市:“‘城垣’作为一种防御性设施，在其早期阶段不具有阶级性。中国最早的城垣建筑是河南郑州西山堡，其文化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有城垣建筑的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垣建筑。前者如上述西亚巴勒斯坦耶利哥城堡和中国郑州西山城堡，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城堡，虽有规整的城垣建筑，但不能算作城市。”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一代都城：“黄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郑。从秦王寨类型遗址分布来看，有熊国的地域并不限于新郑，它至少应包括密县、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有熊国。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文化分布区），其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的组成部分，在西山发现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国的城，如果别处没有第二座城的发现，西山古城必是有熊国国都。”

我们认为西山仰韶文化城的始建年代，虽可定在黄帝时代，但说它是有熊国国都，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论，都还缺少足够证据。西山遗址有技术先进的城垣建筑，城外环绕着类似护城河的壕沟。在该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

从一些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可以认为是举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1号道路，道路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

凡此种种，充分表明西山城堡已经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它不一定是有熊国的国都，但却已挤身于“雏形城市”之列，说它不能算作城市则有欠公允。考古资料证实，我国早期城址“很少或不带有‘市’的性质⋯⋯

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未必使‘日中为市’的交换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异军突起。因此中国城堡的出现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并不具备贸易中心性质”。换言之，“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它们虽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但算不上真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州西山古城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雏形城市”。

建筑特色

城墙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分层逐块逐段夯筑起来。在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可能采用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面同时逐块夯筑的方法，因此在局部的板块与板块之间，往往保存有埋设立柱而形成的宽约30厘米，深约40〜50厘米不等的基槽，基槽内分布有直径12厘米左右的柱洞。在东北角城墙解剖发掘中，可以看到直径3〜4厘米、窝深0.3〜0.5厘米的圆形夯窝，筑城者是用3根一组的集束棍夯，来完成夯筑城墙这种浩大的工程。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来说是最为先进的，从而筑起一座固若金汤的早期城堡。

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中，不少城垣的外围，未见环绕城墙的壕堑，郑州西山古城却发现了这种设施，沟宽5〜5.7米，深约4米，它虽未完全具备后代城墙外围的城壕性质，但无疑已是护城河的萌芽，实开后世城壕之先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城池并称，就是指城墙与壕沟而言。关于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古今注》说：“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篇》谓：“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汉刘熙《释名》谓：“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刘氏所言，系后起之论，其所说的城带有明显的阶级印痕。从金文“城”字的结构考察，像是以武器守城一样。由此看来，古代筑城的目的在于自守。护城河就是城外的壕沟，中国古代把它称做池。《说文》云：“池，陂也。”又说：“沼，池也。”或谓之隍，《说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

无水曰隍矣。”城墙与壕沟的关系极为密切，修城与挖沟往往同时进行，从壕沟中挖出来的泥土，用来修筑城墙，一正一负，从而构成了双重的防御体系。秦蕙田《王礼通考·社稷篇》云：“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子·梁惠王》云：“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可见城池的防御功能。西山古城的城墙与壕沟，实为我国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设施。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一座大体上平面呈圆形的城址，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与交接城垣各呈约135度夹角，颇类于八角形的平面。这种情况，同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颇为类似。城头山古城位于澹水河滨的徐家岗高地东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米，面积略大于西山古城。以西山古城为代表的圆形城址，属于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制的过渡形态。环壕聚落出现甚早，距今8000年前后的山东小荆山遗址和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已有环壕。仰韶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平面大都略呈圆形，如西安半坡遗址，围绕着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约5〜6米的壕堑，一般称之为“大围沟”。大围沟是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氏族成员的安全而挖的防卫设施之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其范围和形状大致是与居住区的状况相适应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比西安半坡更为完整的仰韶村落遗址，村落的轮廓呈东西长、南北阔的椭圆形，面积约18000平方米，居住区的中央有一片4000平方米的广场，周围是一圈排列整齐的房屋，房门都朝向广场开。半坡与姜寨这种圆形村落形式，被称为“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西山古城是一座上承“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圆形城，堪称为我国圆形城的滥觞。

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古城，平面规划颇不一致。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伊朗的弗拉斯巴等，平面均为椭圆形。埃及的厄尔卡勃，伊朗的塔布里斯、图斯伊斯法罕、玛沙德、席拉兹等，平面均为圆形。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达为一个圆形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如果这在事实上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规划图，那真是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征图。”郑州西山古城同上述世界诸名城在规划上的一致性，表明圆形布局属古典城邑之范例。逮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出现为数众多的城池，其平面大都略呈方形，从而形成了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际，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个别的圆形之城，但实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从仰韶时代西山城址呈不规则的圆形，到龙山时代王城岗、孟庄诸城均呈方形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出远古人类在聚落规划观念上的变化与发展。

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文化的具体表现是：藉各种寨堡、沟洫、障壁、栅栏之助来防卫居住区。仰韶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区氏族和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西山城堡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西山城堡城垣建造程序和方法是：在经过规划拟建城墙的区段，将上层文化层堆积全部挖掉直至生土，构成城墙基槽，在经过修整的基底平面上夯筑城墙。随着城墙高度的增加，其所需的土方量则在城墙内外两侧挖沟，就地起取，而以外侧挖沟取土为主要的土方来源。内侧的取土沟显然是城墙筑至一定高度，土方转运不易时，根据内侧筑墙所需补充土方的数量，就地挖取而形成的。在城墙筑起后，内侧的沟即予封填，以保护城墙基础不受破坏，环绕城墙外侧的沟则保留下来，成为一种保护城墙的防御设施。

城墙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分层逐块逐段夯筑起来。在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可能采用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面同时逐块夯筑的方法，因此在局部的板块与板块之间，往往保存有埋设立柱而形成的宽约30厘米，深约40〜50厘米不等的基槽，基槽内分布有直径12厘米左右的柱洞。在东北角城墙解剖发掘中，可以看到直径3〜4厘米、窝深0.3〜0.5厘米的圆形夯窝，筑城者是用3根一组的集束棍夯，来完成夯筑城墙这种浩大的工程。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来说是最为先进的，从而筑起一座固若金汤的早期城堡。

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中，不少城垣的外围，未见环绕城墙的壕堑，郑州西山古城却发现了这种设施，沟宽5〜5.7米，深约4米，它虽未完全具备后代城墙外围的城壕性质，但无疑已是护城河的萌芽，实开后世城壕之先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城池并称，就是指城墙与壕沟而言。关于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古今注》说：“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篇》谓：“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汉刘熙《释名》谓：“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刘氏所言，系后起之论，其所说的城带有明显的阶级印痕。从金文“城”字的结构考察，像以武器守城状。由此看来，古代筑城的目的在于自守。护城河就是城外的壕沟，中国古代把它称做池。《说文》云：“池，陂也。”又说：“沼，池也。”或谓之隍，《说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城墙与壕沟的关系极为密切，修城与挖沟往往同时进行，从壕沟中挖出来的泥土，用来修筑城墙，一正一负，从而构成了双重的防御体系。秦蕙田《王礼通考·社稷篇》云：“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子·梁惠王》云：“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可见城池的防御功能。西山古城的城墙与壕沟，实为我国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设施。

郑州西山古城是一座举世瞩目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堡。关于它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它不能算作城市:“‘城垣’作为一种防御性设施，在其早期阶段不具有阶级性。中国最早的城垣建筑是河南郑州西山堡，其文化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有城垣建筑的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垣建筑。前者如上述西亚巴勒斯坦耶利哥城堡和中国郑州西山城堡，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城堡，虽有规整的城垣建筑，但不能算作城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一代都城：“黄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郑。从秦王寨类型遗址分布来看，有熊国的地域并不限于新郑，它至少应包括密县、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有熊国。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文化分布区），其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的组成部分，在西山发现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国的城，如果别处没有第二座城的发现，西山古城必是有熊国国都。”我们认为西山仰韶文化城的始建年代，虽可定在黄帝时代，但说它是有熊国国都，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论，都还缺少足够证据。西山遗址有技术先进的城垣建筑，城外环绕着类似护城河的壕沟。在该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从一些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可以认为是举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1号道路，道路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凡此种种，充分表明西山城堡已经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它不一定是有熊国的国都，但却已挤身于“雏形城市”之列，说它不能算作城市则有欠公允。考古资料证实，我国早期城址“很少或不带有‘市’的性质⋯⋯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未必使‘日中为市’的交换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异军突起。因此中国城堡的出现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并不具备贸易中心性质”。换言之，“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它们虽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但算不上真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州西山古城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雏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