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宋仁宗年间影响重大的改革运动）

基本概述

1022年，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现时的北宋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

1043年，宋仁宗为了缓解王朝出现的多种矛盾，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改革。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对官吏升降制度作出严格的考核和规定），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严密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择官长（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业绩），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修武备（整治军备），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覃恩信（落实朝廷各项恩惠政策），重命令（认真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这些改革措施的大部分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尽管朝中有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这样有才能、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宋朝国力越来越衰弱。

背景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合称“三冗”，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两积（积贫积弱，即财政赤字和军事孱弱）的局面。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公元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起因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经过

主持改革的范仲淹

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宋祁说：“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宋庠讽刺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饭时么？”

庆历三年（1043年）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

②抑侥幸

③精贡举

④择长官

⑤均公田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

②

减徭役。

③修武备。

3、厉行法治

①重命令

②推恩信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则回答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结果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赵祯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后续

庆历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改革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影响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评价

北宋两次改革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设置“祠堂” 、“义庄” 、“族产” 、“族规” 、“乡约”，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顿，如庆历新政中的“均公田” 、“厚农桑” ， “减摇役” 。

以上这势都是书宋两次改革对专制丰只中来集权一体化的调节和加强的措施。从社会的改进，历史的发展来说，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成功；但从加强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体化来衡量，如通过官僚机构的调整，财政经济的治理，“重农桑” 、“均公田” 、“减摇役” 、“青苗法” 、“免役法” 、“方田均税法” 、“均输法” 、“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并，扩大了财政税源，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庆历新政主要只限于在政治机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失败原因

帝国体制

在中国帝制时期，要改革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曾评论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虽然这些评价都是新政反对者毁谤之词，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政实施者在大批保守派官员心目中的形象。

相关比较

庆历新政（1043-1044）和王安石熙宁变法（1069-1093）是北宋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在起因、经过、内容、失败缘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的异同之处，值得人们进行一番研究。

在时代背景上，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基本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开国近百年之后，虽然仍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但是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王安石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庆历新政前，北宋在对外关系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西夏与北宋交战不休，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随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举了十件必须“端本澄源”的事务，其中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随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谓的“庆历新政”便开始实施，但是一年之后，便因为反对者的造谣中伤，而无疾而终。北宋也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到二十年之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北宋总体的内外局势与庆历新政时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承平更久，积弊更深而已。

再从变法的主持者来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已经在位达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的这些官员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担任过秘阁校理、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后在陕陇地区主持对西夏战事，“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颇有威名。元昊请和以后入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担任过奉使契丹的重任，庆历三年拜为枢密副使。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后与范仲淹一起参与西夏战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随后召为枢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说都是功勋卓著之士，当时北宋朝中，论声望功绩，可以说无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相比之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虽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忧辞官守丧，收徒讲学，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宁元年，才重新进入中枢。虽然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并且有人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但是毕竟没有像韩、范、富弼那样卓越的功绩，在朝中也没有特别支持自己主张的盟友，处在宋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状态，而在当时的朝中，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庆历新政的一个不利条件。不过，熙宁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与庆历新政时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颇具雄心，对王安石也是极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二月便拜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屡遭攻击时也坚持任用，虽然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间，新法总体上来说始终坚持了下去，可见宋神宗变法的决心，这便不是变法时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庆历新政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说的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其中的五项均为和吏治相关的内容，按照邓广铭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其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裁削幸滥，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变”，由此来实现减少冗官冗费。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与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较为孤立，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进行变法便不太现实，因此王安石采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新机构的办法来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举来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到官僚队伍中，实际上是在增加官员数量。之所以有两者在吏治措施上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在通过合理理财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非庆历新政所着重的“节流”，当然还与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激烈反对有关。

庆历新政中与财政、军事等有关的内容相对较为简单，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众人的反对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措施也由于庆历新政一年后便无疾而终而未能广泛施行。而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恰恰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其中与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措施，有的在庆历新政中已经提出，在王安石变法中继续采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备”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不过范仲淹还只是主张“以助正兵”，用府兵来补募兵之弊，王安石则更进一步主张“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立保甲”。有些措施是庆历新政已经提出，但王安石采用不同的办法来实现，例如范仲淹主张的，是“州县选官 ”治理水利，劝课农桑；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则主张用民间分派资金的办法兴修水利，范仲淹主张的减徭役主张“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则是主张以钱代役，两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削弱豪强地主的收入。还有一些措施则是庆历新政没有提出而为王安石所独创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税法则是王安石针对财政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保马法则是针对北宋缺乏战马，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队伍的问题而提出的，将兵法则是为了解决北宋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而实施的举措。比较一下两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非庆历新政可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庆历新政的范围。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异。范仲淹等人皆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他们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畴，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补补，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样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儒学本身。而王安石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导原则，便是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团内部异常强烈的抨击。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败后，无非是贬官外地，后来又往往重入中枢，身后也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则几乎成为士人眼中的误国奸臣，其中恐怕与王安石离经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整顿吏治的做法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谤议日甚，将范、韩等人诬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欧阳修甚至在《朋党论》中声称小人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这就使得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构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终只能以范韩众人离开中枢而结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中国的官僚主义……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总之，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虽然在结果上都可以称之为失败，但是失败之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一次普通的变法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而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来的历史发展则影响巨大，开启了北宋后期党争的序幕。徽宗时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击元祐党人，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腐朽灭亡，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人都将王安石看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恐怕就是自认为公忠体国的王安石难以预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