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夺权事件）

发生背景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就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经过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口吐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里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显德年间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

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此番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再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

第四，立而不设制度。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夺其权

第二，制其钱谷

第三，收其精兵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作用

1. 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从中国历史朝代演变来看,当中央集权出现不稳定的时候,武将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兵权的归宿,能直接决定朝代的更迭。所谓“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因此,要想巩固中央集权,就必须加强对军权的控制,这也是“杯酒释兵权”的重要意义。赵匡胤深知五代之弊,采取“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的政策,为有效削弱领兵大将的兵权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改变了“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大大减少了武将专权和军队哗变事件的产生,加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为中央集权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

2. 为削平割据势力实现区域统一奠定基础

宋太祖登基之时,宋朝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危机。从内部环境来看,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内基础,大量藩镇都在处心积虑争夺地盘。外部环境上,北有契丹在内的民族势力心图不轨,时有侵扰。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只有全面加强皇权,才能促成宋初政局的稳定,避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因此,统治者将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为三家,形成了枢密院、三衙和率臣相互制约的军事领导体制,这样,就将兵权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彻底移至中央,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完全有足够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削平藩镇,铲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战略。

3. 推进了政治制度的创新

4. 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在评述中国历史时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杯酒释兵权以后,北宋的职官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宋太祖深谙“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文人治国平天下。因此,朝廷在打压武将的同时,刻意提高文官地位,宋朝兴起了重文权轻武权的氛围。宋初政治改革及重文国策,亟须吸引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因此,带动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东华门唱名”,天下艳羡,而大批有政治抱负的寒门子弟参与国家治理,亦为政治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文官政治局面,也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书院的昌盛,理学的形成,宋词的兴盛，六大散文家的横空出世,还有宋四家的书法和张择端的风俗画等等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文人的地位受到极力推崇。晁冲之作《夜行》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真宗也作《励学篇》,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世人读书,甚至直白地告诉那些有远大志向的男子:“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5. 带动了科技水平的提升

宋朝整体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水平的提升,宋朝科技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全盛。英国现代杰出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雕版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并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的这三大发明导致欧洲快速结束了中世纪并进入了近代文明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首屈一指。苏颂、韩公廉运用天文学和机械原理,制成世界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秦九韶著有《数学九章》;李诫撰建筑技术专著《营造法式》;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的铸造,为针灸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科学专著;《武经总要》收集了大量有关军事技术的报告,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后世使用的热兵器,很多在宋朝出现了设计原型。宋朝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1. 导致北宋积贫积弱

“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重文轻武的政策又导致科举考试中文士的录取规模扩大。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北宋每次录取七、八百人。宋仁宗在位41年,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诸科则有5000余人。官僚队伍的膨胀,官僚机构的臃肿和重叠,形成了严重的“冗官”问题。边疆形势的严峻需要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防御力量,灾荒之年的养兵募兵制度以及士兵的终身制,助长了“冗兵”现象。官僚要从国家手中领取薪俸,而军队又要耗费庞大的日常军费开支,产生“冗费”。“三冗”现象,降低了北宋的行政效率,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畅;耗损了国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士兵整体素质低下,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导致北宋积贫积弱,而利益集团的纷争,又为后续的政治改革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 军队将领水平下降释兵权

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大将拥兵自重,巩固中央集权,但是后续的军事改革中,频繁调换将领,造成的恶果就是兵不识将,帅无常师,将兵之间难以达成默契,严重挫伤了武将的积极性,束缚了武将军事才华的发挥,也使得整个军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作战整体,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且文官强势控制军权,军事指挥能力有限;将领经常受到皇帝派遣的内臣监督,内臣“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天下,无所不至”,武人颇为丧气。可以说,自“杯酒释兵权”之后,除狄青外几乎无一名将。随着军队将领水平下降,宋朝军队作战能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同时期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农业和军事发展较快,在宋辽、宋夏、宋金战争当中,宋朝并没有必胜把握,甚至连连败北,只能奉送“岁币”以求苟安,结果边患愈演愈烈,最终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3. 军事力量难以集中

宋朝军队的兵权是相对分散的。各部门互相掣肘,有的文官好论武将过失,却不去认真探究武将的功绩;有的主帅一味听从皇帝安排,缺少机动灵活的策略;有的士兵享受优厚的待遇,不愿意为陌生的将领奋勇杀敌。军事管理体制的过度制衡,军队自身缺乏强大的作战信息,这就导致军事力量涣散,当有外部势力突然入侵时,无法及时调整军备进行强力应对,贻误战机,遭至惨败。

评价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学术争议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书中记载，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书中记载，在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细，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一书所记载，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但若根据《笔录》所载，此事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但若根据《纪闻》所记载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未见一字。元末，史学家根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编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