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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堂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贵州大学堂 |
| 外文名 | Imperial university of guizhou |
| 创立时间 | 1735年 |
| 前身 | |
| 建立 |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 |
| 扩建 | 阳明书院的基础上 |
| 地位 | 中国早期创办的大学之一 |
| 创办时间 | 清末 |
收起
学校历史
“贵州大学堂”作为中国早期创办的大学之一，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
1902年清末“新政”之初，遵照朝廷相关谕旨，贵州巡抚邓华熙等官员决定将贵阳旧有三大书院之一——贵山书院改而创办的贵州大学堂，既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以“大学堂”命名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国内创办较早的省级大学堂之一。它是贵州近代教育事业开拓发展的重要标志性里程碑，在整个贵州教育史暨贵州开发、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创办经过
1896年6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日)刑部左侍郎、贵阳人李端棻的奏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学，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李端棻的这一奏折，便成了戊戌维新时期，即中国近代学堂教育首次普及、推广、发展阶段，清廷创办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主要较早蓝图之一。而李端棻本人在嗣后不久即发生的百日维新中，也因此擢任了主管全国教育的礼部尚书。
根据朝廷的批示谕旨和李端棻等人的奏请，参考山西令德书院的办法并结合贵州实际情况，1897年贵州学政、得风气之先的天津人严修(严范孙)，采取了“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的办法，首次对贵阳学古书院(又名“南书院”)进行近代教学改革，从而揭开了贵州历史上近代教育事业的帷幕。(此前洋务运动时期，贵州未见近代学堂，比沿海沿江繁盛地区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段)。
当时，光绪皇帝曾迭降谕旨重申：“开办京师大学堂，人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佳”，“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这时，国内“山、陕、鄂、湘、皖、浙等省各增设学堂，培养人才，力图自强之策”，于是，贵州巡抚王毓藻遂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呈奏：“查贵州省城向设三书院，曰贵山，曰正本，曰学古，素习制艺，未便一概更张。惟学古书院，臣严修时与住院生于词章，帖括之外，讲贯西学，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势利导，即改为‘经世学堂’，其聘请山长，委监院管理如故。另檄贵阳府知府严隽熙总办，选生监之有文行，不染习气者四十人，肄业其中，每人月给膏火四两，延算学一人教习，择娴习西文西语一人副之。泰西各学派别支分，皆以算学为从入之门。测算精，则各学逐渐而悟；交涉孔烦，西文西语通，则辩论较易。仍饬山长，朝夕教令其阅史书，探掌故，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经义及儒先语录，以正其心术；并举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术业既定，严立课程，务期本末兼赅，陶成令器。中学、西学，每月分期面试，年终臣会同学臣统校核实，旌别给予奖赏，以示鼓励。其常年经费及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即将学古书院即支之二千金全数拨用，别饬善后局筹提二千两藉资补苴。省外安顺、遵义等十一府属，并分札各该府书院，月课兼试算学及时务各论，以广造就，仰副圣主崇学储材之至意。”
很明显，实际成于巡抚王毓藻名下的贵州经世学堂，在近代学堂构建方面已比学政严修率先改革的贵阳学古书院完善得多，主要表现为：1．正式设置了西文西语课和专职教习；2．将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事列入“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学习内容；3．经费四千两、生额四十名，每人月给膏伙银四两，已成定数；4．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进行近代学堂设施建设；5．有了“贵州经世学堂”这一具有近代学堂特征的正规校名，等等。除此而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前述光绪皇帝谕旨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的规定，此时的贵州经世学堂，就应该是贵州最早的一所近代高等学堂。
王毓藻，字鲁芗，湖北黄岗人，于1897年3月7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五日)由四川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14天后，严修即开始为改革贵阳学古书院考试各属保送之高才生。又过9天，即3月30日(二月二十八日)严修所改学古书院正式开学。直至严修任满离黔后，王毓藻仍然在任。按理说，王毓藻作为严修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全时段的贵州一号守土官长，也应该是有功劳的。更何况，在严修离黔后，王毓藻还“因势利导”，将贵阳学古书院的改革继续推进了一大步，正式设立为“贵州经世学堂”。但却不知什么缘故，迄今为止，人们却把创办贵州经学堂的功劳完全归在严修名下，而不归在王毓藻名下？这是贵州近代教育史应该弄清的一个问题。
1900年3月13日王毓藻病殁于贵州巡抚任上。翌日，上谕邓华熙继任贵州巡抚。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于甲午战后1896年8月17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九日)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安徽巡抚。1897年3月，即仿效天津做法，在安徽奏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并奏请对其“头等学堂”教习优以仕途。1898年春，邓华熙又“奏筹议添设学堂，请拨常年经费”，“请于各省正款内每年拨款一万两，以充费用”。“奉旨依议咨饬通行”，从而成为当时国内与山西巡抚胡聘之、礼部左侍郎李端棻等齐名的积极推行近代学堂教育的著名官员之一。
邓华熙迁任贵州巡抚正置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期。不久，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逃至陕西西安。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一行回銮前在西安颁发谕旨，称：“人才为政事之本……，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著各该省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特此通谕知之。”
9月22日(八月十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又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关于要求“整顿中法，以行西法”，长达三四万字，包括“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内容的联衔会奏，特颁发谕旨，表示其打算实行“新政”的决心说：“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恨振兴之不早……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与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
但是，直至11月25日（十月十五日)，数月过去，在举办近代学堂方面，全国仅有署直隶总督、原山东巡抚袁世凯一人遵照慈禧太后9月14日(八月二日)的谕旨，奏报了其举办山东大学堂的情况及章程，称其“以通省学堂一时未能遍举，先于省城建立学堂，分斋督课。其备斋、正斋，即隐寓小学堂、中学堂之规制，意在循序渐进，而成效可期”。袁世凯的这一奏报当即奉谕旨：“通行各省仿照举办”。
邓华熙与袁世凯是同一天奉谕旨分别任贵州和山东巡抚的，可谓有些缘份。邓华熙钦奉12月13日(十一月十三日)政务处咨开的袁世凯这一奏报和批复谕旨：“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钦此”等时，“跪聆之下，惶悚莫名”，“当集司道集议”，并亲往贵阳旧有贵山书院“相度”，“随即派员筹款修葺，扩充讲堂，增设学舍”，决定遵照“叠次谕旨，遵照其规制办法，亦遵旨依照山东大学堂章程，参酌本省情形，稍为变通，”正式创办为“贵州大学堂”——这就是贵州大学堂的缘起。
规章制度
关于贵州大学堂的规制，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任可澄主纂民国《贵州通志》，至今六七十年过去，广为流传的仅主要为简单一句话。即“分英、法、日文三班，并授以经史、格致、天算诸学”。而且，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甚至连开办贵州大学堂一事都无专条载入。好在《贵州巡抚部院邓奏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贵州大学堂详细条规》等原始资料还可查到，否则很难复原当时的真实景况。
贵州大学堂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正式创办开学。
1903年元旦(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距《章程》规定“十二月十五前后放学，给年假”尚差十二天，主要创办人，贵州巡抚邓华熙便因病告假朝廷允许养病。这对于创办未满周岁的贵州大学堂，真是一个不详之兆，尽管邓华熙所拟订《章程》、《条规》，考虑了方方面面情况，十分详备，乃至细致得入微。但邓华熙“乞休”，本身就暗示了当时创办大学堂的艰难。
事实上，早在1902年2月13日(正月六日)管理京师大学事务、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专门正科暂时停办，而降级改设高等学校之“预备科”和“速成科”时，便反映了当时国内开办大学堂普遍存在的两个共同问题：1．经费不足，规模不够；2?郾“今虽奉明谕，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至今奏报开办者尚无几处”，大学堂缺乏循蒙养学堂，而小学堂，而中学堂，而高等学堂、而大学堂，逐级升人的合格生源。张百熙说：“查(京师)大学堂开办约有二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此于上国名声，极有关系。”因此，张百熙一面“将所拟京师大学堂所办高等学校之预备科并附设之速成科章程，暨颁发各直省高等学中学小学各章程，一并奏进”，“请旨催办各省学堂”；一面认定“高等学堂即省学堂也”。京师大学堂专门正科“本为各省高等学校卒业学生资送肄业地步”。应饬下各直省督抚，大省每年筹款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帅”，“按季拨解大学堂应用”。8月15日(七月十二日)张百熙又进一步奏称：“今学堂图始之时，关系学术人才者甚大……。臣拟请钦定章程颁行之后，即令饬下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切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很明显，张百熙的意见就是要按照县设小学堂、府设中学堂、省设高等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的宝塔形模式来规范和兴办全国近代学堂，并调集各省财力和生源，保证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国家级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上规模、上档次地扩展。而贵州大学堂属于省学堂，按照张百熙的奏呈和所拟章程，其名称本就应该规范改为“高等学堂”。加上此时贵州大学堂仅设有分别相当于中学堂和小学堂的“正斋”和“备斋”，尚无与大学堂名称相符的“专斋”。这就名亦不是而实亦非，难逃“整顿”厄运。况且，作为当时全国兴办大学堂楷摸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两年后则不得不降级改设预备科和速成科的命运，同样也预示了早产的贵州大学堂必将会降级以求的不良前景。
1904年署贵州巡抚，原贵州大学堂总理曹鸿勋遂开始对贵州大学堂实行整顿，将名称规范地改为贵州“高等学堂”，“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分斋讲授。”是年底，林绍年由云南调任贵州巡抚，感到“成效尚觉难期。推原其故，皆由小学、中学未能遍设，教习非尽学堂卒业之人。”“惟边省风气初开，既无完全师范，所取学生亦未合格。而管理未尽得法，一月有数人之假归，一年有数次之考补。新旧搀杂，程度悬殊。教员一日之内，叠教四五等之学生，既苦劳而无功。学生去来无定，志业屡迁，亦皆勤而无获。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而尤中学之实。固由规模未备，亦办理不善之所致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林绍年认为“是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与其划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于是，林绍年“到任即与该司道等商榷，先通饬各属就地筹款，每州县至少应资送速成师范一二人。款如有余，加送专门科学一二人”。有愿自费游学者，皆咨送不限，从而掀起了贵州历史上首次成批人员出国留学热潮。截止1905年一年，从春夏三、四月至秋、冬十一月，林绍年共咨送贵州赴日本留学人员151名。其中，官、公费113名(习速成师范66名、完全师范8名、专门科学27名、考察学务12名)，自费38名(习速成师范2名、专门科学7名，考察学务4名，专业未定25名)。既有“于高等学内考选学生8名(如漆运钧、徐龙骧等——笔者)，并派教员廖杭、周恭寿护送，兼司速成理化等科及考察学务”；亦有曾创办贞丰“仁学会”的知府吴嘉瑞、曾创办贵阳“算学馆”的民立贵阳达德学堂堂长黄禄贞等“遴派之府及州、县、教佐十数人，出洋考察，藉以研究管理之方法，预备将来之任使”；还有钟昌祚、刘显治、熊范舆、和保衡等最早在贵州经世学堂和武备学堂接受过近代教育的学生；但主体和大量的，则是全省各府、厅、州、县筹款选派的，仅有中学根柢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举、贡、监、廪等生员，如朱沛霖、胡肇安、陈学钊、张锦林、李永蓁、钟振声、傅良弼、蔡岳、牟琳、张鸿藻等等。这些人在日本留学后，许多都成了辛亥革命或清末、民国年间的著名贵州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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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太懒了，什么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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