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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1898年由康有为等领导的变法
历史背景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
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
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思想基础
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
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直接起因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变法过程
舆论宣传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
实施变法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光绪皇帝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
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袁世凯
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变法内容
社会改革
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政治改革
（三）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康有为还有些未发表的新政，如：
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
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变法结局
戊戌政变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政治经济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思想文化
一、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
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变法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历史评价
国内评价
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
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
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
国际评价
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相关争议
变法破坏原改革进程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
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康有为在国外，竭力把慈禧、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
中国台湾文化大学副教授雷家圣指出：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便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从而结束了戊戌变法。
雷家圣亦指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
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
1896年，朝鲜国王逃到俄国公使馆寻求保护，以图摆脱日本的压迫，然而到了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日军再度大举进入韩国，逼迫韩国签订韩日议定书；同年再逼迫韩国签订第一次韩日协约，韩国之财政、外交皆须听从日本顾问的意见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之后，以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特派大使，逼迫韩国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日本得在韩国设置统监，统理指挥今后韩国对外国的关系以及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
日本利用顾问、统监掌控韩国的政治外交，这与戊戌变法时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07年，朝鲜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际，派遣属下秘密潜赴海牙，向和平会议主席及各国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书，并要求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长以韩国已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没有外交权为由，予以拒绝。
海牙密使的消息传回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谴责韩国政府：
“漠视协约精神，敌视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韩国宣战。”
最后，李熙宣布让位，由太子纯宗即位由此可见，可见“借才”一旦付诸实施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1909年，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合邦”的计划，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韩国终于在1910年，被迫签下了合并条约，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
维新派图谋出卖国土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
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
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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