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六体（中国地图制图学的理论）

对后世的影响

此公元三世纪裴秀的制图六体，不仅总结归纳了中国远古以来地图学的丰硕成果，而且推出了自己的创造性见解，第一次为中国的地图绘制确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科学规范理论体系，使中国的地图绘制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中国的制图业经后各代发展至今，取得了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成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典型的是，贾耽（730～805)师承裴秀六体，绘制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内华夷图》。贾耽是唐代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学家，他采用裴秀制图法，在55岁时组织画工，花了17年的时间，绘制成了《海内华夷图》巨幅唐代中国全图。《海内华夷图》幅面约10平方丈，比裴秀的《地形方丈图》大10倍，可见唐代制图事业之规模。

《海内华夷图》是继裴秀之后中国又一著名地图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最主要的特点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别用不同颜色绘注，从而开创了中国沿革地图的先例。

此外，宋代石刻的《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明代的《广舆图》；清代的《皇舆全图》及《大清一统舆图》；今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及竺可桢、黄秉维、陈述彭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无不闻名海内外。

意义与贡献

裴秀提出的这“制图六体”，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最完善的制图理论。除经纬线和地球投影外，现代地图学上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他几乎全提了出来。因此，人称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一理论一直到明清时，都是遵循的。明末，意大利有经纬线的地图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绘图方法才开始改变。

制图六体”正是他在亲自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制图经验而创造性地总结出来的地图绘制理论，他奠定了中国中古时期制图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地图制图学的发展，在世界制图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明确地写下成文的制图规格，而且在他以后，直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地图在内容、形式上虽多变化，在制图法的本质上没有很多新的发展，它始终是中国绘制地图的重要方法。裴秀这一时期的地图，是中国地图史的中坚，迫寻他地图制作的渊源和业迹，基本可以看出明代以前中国制图的发展过程和地图的主要源流。裴秀以前的地图 地图是人类表达地理景观、描述地物空间位置的一种手段，它的实用价值有时是文字效果无法比拟的。因此，华夏初民在后来的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及学会把自己地理活动的范围用符号或图形表示出来，这便成了古典地图。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学科的关系

“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一理论不见得是由裴秀一个人天才地突然地创造出来，它是两汉以来许多制图工作者积累的经验，由裴秀概括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裴秀“制图六体”的创守．是中国地图学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今后仍然不是某一门学科独自推进的，科学的发肢离不开其它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所以，“制图六体”的创立不仅是本学科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其它各门学科共同发展的结果。

与“制图六体”联系最紧密的是数学，特别是数学中的几何学。因为要将实地的距离准确的测量出来，并按照比例表示到图上要涉及到相似三角形、角度、勾股定理等数学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在裴秀时代都已具备。东汉时广泛使用的“司南杓”，为地物之间方位的测量提供了良好的测员工具。 “司南杓”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磁性的杓子，将这种杓子放到刻有方位的盘上，杓柄所指方位为南。

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对“制图六体”的创立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裴秀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在《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序》中也论述了三角计算与当时流行的方位图在测绘中的作用。他说，正确的比例尺表示的距离都是用分度来表示的，而准确的距离是用直角三角形的步测边长求得的；而度数的真实程度则取决于对高低、曲直，角度的测量精度。只要正确地使用这些科学的测量方法，即使有高山大湖的阻隔，或难以攀登的地物，部可以按方位距离把位置精确地确定下来。

原文

载于他所著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序言中。文中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裴秀详细论述了制作地图的原则和方法。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区别地域长宽和面积的大小；准望，是确定各地物的方位；道里，即距离，用以确定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是校正由地面起伏、道路迂回而引起的水平直线距离的误差。裴秀指出，在运用这些原则时应因地制宜，互相参照。这样，虽有高山大海阻隔和难以达到的绝险之地，都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六体”中的高下、方邪、迂直三条，后人解释不一。一般认为，按原文并考虑到测制地图的基本法则，应理解为：将两地间的道路长度（包含道路起伏、弯曲而引起的误差）改化为水平面上的直线长度的 3个因素和方法。

基本介绍

制图六体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改变，他在门客京相　的帮助下，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地形方文图》。他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即"制图六体"：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

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

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

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

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

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裴秀对《禹贡》的记载作了详细地考订，从九州的范域到具体的山脉、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高原，都一一考察落实。同时，他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探明了历代的地理沿革，连古代时期的诸侯结盟地与水陆交通也一一摸清。对于自己暂时确定不了的，就“随事注列”，决不敷衍了事。

最后，裴秀终于制成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18篇，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这些地图，都是一丈见方，按“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即1∶1800000)绘制而成。无疑，这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然而，裴秀绘制的这套地图集后来又失传了，我们能见到的，只有他为这套地图集所撰写的序言（见《晋书·裴秀传》)。在这篇序言中，保存了他的“制图六体”理论。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量测；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它地方就会有偏差；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所以制图六体成为我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