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方案之一）

综述

孙中山称“孙文学说”即《行易知难》为“心理建设方略”，并置于全部方略之首，足见其重要性。从行文上看，孙中

孙中山

（1）“行易”说

推翻满清政府，创建民国后，孙中山满以为从此可以乘势而进，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各种革命和建设宏志，让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事与愿违，建设事业无从谈起，人民生活甚至不如清朝专制时期。这与他发动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孙中山认为，除去他个人的能力有限外，主要是革命党内思想不一，人心分裂，对他所提出的革命的最终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说，真是想不到呀，革命刚刚成功，党内的同志马上就出现了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说什么提出的理想太高了啊，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啊，……不一而足，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对于革命的宗旨、革命的方略失去了信心，不再努力去实行了。他认为，这种消极、悲观心理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革命成功了同志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因为同志们在思想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革命意志消沉、颓废了。

那么，这种重大的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知易行难”的观念。孙中山说，这个观念数千年来就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心中，能够迷惑亿万人民的心，其流毒之烈，可以亡国灭种。他的全盘建设计划，一一都被这种错误观念所打消。他气愤地说：“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在孙中山看来，心是人世间万事的本源，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归之于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人心的振作或萎靡，如果人的心里相信事情可行，则移山填海的难事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如果人的心里不信事情可行，那么即使是反掌折枝这样易做的事也无收效的时候。革命党人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被“知易行难”的观念所俘获，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理想太高，视之如空言，于是放弃了建设的责任，造成建设的失败局面。所以，孙中山决心著书立说，以破此心理大敌，让革命同志走出迷茫，不再把他的建国理想视为空谈，而于实践中努力实现之。

为了破除顽固的“知易行难”观念，孙中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易知难”的命题，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进行充分的论证。他指出，“知易行难”观念颠倒是非，以难为易，以易为难，违背真理；其危害性在于，如果有人为此观念所误导，则顿生畏难之心，不敢有所作为了。它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的危害性则在于，大多数革命党人误信了此观念，对贯彻他所提出的建设策略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敢实行。

在“行易知难”中，孙中山显然强调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知难”说恰恰是为了有力地论证他的“行易”说的。他认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的进化，应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野蛮到文明，属于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到更高级的文明，属于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属于知而后行时期。与一直流行着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相反，孙中山认为，即使在科学昌盛的时期，也并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离的。因为自然科学越发展，则一个人的知与行就相隔越远，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为一知一行，若从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原理来看，也是分为知者和行者。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曾出现过大禹治黄河、秦皇筑长城的伟大壮举。可是后世误信“知易行难”观念，虽有先知先觉者的发明创造，那些后知后觉者却总是以“行难”为借口，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视真知为空谈不可行，白白失去了机会。

孙中山强调“行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破除对“知易行难”的迷信，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大胆地闯，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大事，就成于“行易”的冒险精神。“是故日本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而中国的变法，却深受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总是必先求知而后行，由于知不能得，所以永无成行；或者既有知却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当然，孙中山并非一味地偏执于不知而行，他明确指出，在科学时代，能知能行，知之应更易行之。关键是敢不敢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建国他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方略了，心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知易行难”观念，确立“行易知难”的新观念，转变畏首畏尾的社会心理，摈弃思想中的陈腐东西，克服行动上的畏难心理，鼓起斗志，敢于实践由他所创立的这整套建国方略。

（2）“知难”说

上文提及，孙中山用了“十事”来论证“知难”。例如饮食，他说，这是一件极为寻常、极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极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类、动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众生中，又能有几人知道其中的学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专心致志研究饮食的生理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至今已数百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人能够穷其道理。又如用电，在城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一种无线电报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会风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电学理论呢？电学史表明，费了一百多年的工夫，竭尽了无数学者的才智，各人贡献一点智慧，才得成全现今的无线电知识。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识真确，学理充满，然后依据它们制造出器具，则无所困难了；器具制成以后，使用它们，则更无困难了。所以，孙中山认为，一般地说，学识的难关一过，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所以是“知难”而“行易”。

孙中山提出“知难”，绝不是他主张放弃求知。众所周知，孙中山游学海外数十年，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强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兴国之道。科学就是最高级的“知”。孙中山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就中华民国的建设而言，孙中山已根据世界进化的潮流，依照各国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思考，缜密设计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决心循此计划而行，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之林。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行易知难”说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的意义。

孙中山的“知难”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几千年来深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往往忽略作为文明的特质的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待一切事情，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孙中山特别列举了中国在逻辑学、经济学、建筑学、电学、化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匮乏与落后状况。他认为，文明进化有赖于发明家、传播家和实行家。发明家即为科学家，属于先知先觉者；传播家即为仿效家，属于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为苦力，属于不知不觉者。中国不愁没有实行家，却苦恼于无发明家。在中国，人们并不尊重发明家，反而崇拜实行家。例如在化学方面，中国人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于巴斯德的化学成就；在医学方面，中国人十分推崇蜾蠃这样的蜂虫，而不重视发明麻醉药的名医。由此造成广大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十分低下。很显然，科学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的国民难以担负起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孙中山提出，新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孙中山视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他经常说：“学者，国之本也。”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对“惟坚船利炮是务”、“舍本而图末”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效仿的西方列强的治国方法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而在这四者当中，首要的在于陶冶人才。孙中山早年在多种场合都告诫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民国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人才，必须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人才。例如，他鼓励留学，利用国外条件快出人才。1912年2月24日在令教育部核办由美国赔款项下给予官费留学美国的文件中，他写道：“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 1912年12月27日，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孙中山赞扬了松江女校在培养人才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还强调：“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

孙中山重视教育

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停歇，校舍用作为兵营，学生被编入行伍。因此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归还学校在战争期间被军队所占用的校舍及财产。1912年2月10日，安徽省池县小学向临时总统府呈报，该小学遭到一些军人的破坏和蹂躏，财物受损失。孙中山接到报告后马上批示：彻底追究查办，以肃军纪。时隔数日，据当时的教育部门反映，在全国范围内，多处学堂局所及充公房屋等处，均被军队驻扎，所有房屋、器物、书籍、仪器等，多遭焚毁搬取，损失巨大。教育部曾派员分路调查，但屡次遭到当地驻军的阻碍。接到这个报告后，孙中山立即下令陆军内务两部会同教育部速派人员，前往各处调查，妥善处理。

由于承认和主张“知难”，因此孙中山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显然是快速复兴中华的必由之路。西方列强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功夫去发展、应用科学技术，才有今日的物质文明水平，假如我们中国采来就用，岂不便宜快捷。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明治维新后不足4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泱泱大国，对外开放，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强大起来。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可是，如何才能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从而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孙中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因为各参战国，特别是西方列强都要恢复经济，它们需要为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寻找销售市场，为由战争而组织起来的大量人力谋求工作之所。而新生的中华民国恰好能够满足它们的这些需求，为它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正需要大量的机器来开发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建造工厂，扩张运输业，发展公共事业。而西方列强的那些军用物资完全可以转为民用。这样，既开发了中国的资源，繁荣了中国的经济，又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开辟了新的巨大市场，使它们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萧条中恢复过来。因此，孙中山认为，他所构思的实业计划是面向世界的，同时通过借助国际力量来发展中国，最终解决世界的军事战争、商业战争和阶级战争三大问题，推动世界的和平和文明发展。这样，中国问题的祸根———贫穷落后也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他说：“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在这一建设方略中，孙中山特别突出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积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另外，开发中国的实业，可以采取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两种方式进行。凡较之于国家经营更适当的实业，应采取个人企业的方式进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而那些不能交由个个企业经营的，譬如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则应由国家经营。同时，开发中国的实业，还应遵循如下四条原则：第一，必须选择最有利的途径吸引外资；第二，必须满足国民最迫切的需要；第三，必须是阻力最小；第四，必须选择最适宜的地理位置。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构成。

第一计划：

建造北方大港

第二计划：

建造东方大港

第三计划：

孙中山提出，改良广州水路系统需要解决相互关联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防止水灾，二是便利航行。在广州河汊，水灾主要是由于西南下游北江正流的淤塞引起，所以在那里应疏浚河道，将自清远至海一段，一律浚深。救治西江，同样需要浚深、扩宽河道，除去中流暗礁和沙洲。这样，在解决防止水灾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航行问题。

自古以来，西江水路就是中国南方的重要交通要道。较大的船只能够从广州直达梧州，较小的船只还能直抵南宁。从航行考虑，孙中山把西江水路的改良工程细分为四段：自三水至梧州，自梧州至柳江口，北支由梧州至桂林以上，南支自浔州至南宁。这条水路落差较大，要提高航运吨位，则需要在各段建筑堰闸，以利航行。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四川、云南以及广东和湖南两省的一部分，面积广大，人口过亿，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在这一地区大有开发铁路的机会。应由广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矿产地开辟铁路线，使它们都与南方大港相连。

西南铁路系统由七线组成，形成一个扇形的铁路网：一是自广州经湖南至重庆，二是自广州经湖南、贵州至重庆，三是自广州经桂林、泸州至成都，四是自广州经梧州、叙府至成都，五是自广州经云南大理至缅甸边界，六是广州思茅线，七是自广州经钦州至东兴。在这第三计划中，孙中山设想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除了三个世界大港外，还包括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等四个二等港，葫芦岛、黄河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等九个三等港，以及安东、海洋岛、秦皇岛、龙口、石岛湾、新洋港、吕四港、长涂港、石浦、福宁、湄州港、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等十五个渔业港。他还提出，要建设这么多的沿海商务中心和渔业港，以及沿河商埠，必须在这些商埠及海港城市创立大量造船厂。

第四计划：

交通事业

在第一计划中，孙中山曾论及过此铁路系统的建设，约有7000英里，但他认为这还不够，需要再扩建18条线，全长约16000英里。高原铁路系统分布在西藏、青海以及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方，全长约11000英里。这些地区富有贵金属如金矿、铜矿，以及农产和牧场，但都有待开发。然而这些地区都是高山峻岭，兴建铁路异常困难，工程浩大，费用极高。所以，孙中山提出，高原铁路系统的建设工程应当在其他部分铁路完成之后，国力增强了才能动工。以上铁路系统，如果全部建成，将达10万英里长，需要大量的客货列车，因此必须创立客货列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

因此，他提出五个方面的工业建设计划：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和印刷。在粮食工业中，又包括测量农地，设立农业用具制造厂，食物贮藏与运输，食物制作与保存，食物分配与输出等；衣服工业包括丝、麻、棉、毛、皮革工业和制衣机器工业。居室工业包括居室建筑材料的生产及运输，居室的建筑，家具制造，水、电、燃料、电话等家用物的生产与供给等。行动工业包括自行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的制造和公路建设等。印刷工业包括在各大中城市设立印刷厂、造纸厂和印刷机器厂等。在这第五计划中，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因为欧美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现代化工业的建设，现在中国想要在短期内追上他们，则必须借用他们的资本、机器和技术。

第六计划：

孙中山看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然而，中国有如此优越的历史、人文、自然条件，而当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进入兴旺发达的时候，却为什么反而落伍了呢？他的结论是：人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人民的力量没有团结起来。

这种状况，寻根问底，是由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在长达几百年的清朝统治时期，统治者禁止集会，大兴文字狱，压制言论。人民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都被剥夺殆尽。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了民国政府。那么，什么叫做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曾对“民国”这样来描述：“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因此，民国的本质是民权。即，人民享有“四权”，一是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力，二是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三是制定法案的权力，四是复决法案的权力。这就为人民的团结奠定了基础。

然而，此四种民权如何才能发达起来呢？孙中山认为，这应该从凝聚人心、凝聚全体民众的力量开始。而要做到这点，又非由集会结社开始不可。所以，集会是发达民权的第一步。可是，由于几百年来的满清暴力专制，中国人民被禁锢集会，集会的天性几乎丧失殆尽了，以至于集会的原则、集会的条理、集会的习惯、集会的经验，都已荡然无存了。因此，在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集会变成了乌合，毫无章法可言。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起了民国政府，广大人民翻身当国家的主人了。而值此需要人民履行国家主人的权力时，人民却显得手足无措。不过，孙中山坚信，既然民国之名已定，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民权最终还是能够建设发达起来的。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国犹如人。一个初生的婴儿，一天也不能行走一步；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建造，哪能一步登天啊？一个人在孩提时学习行走，都要有保姆来教；一个国家的民权建设，刚一开始时，也是如此。《民权初步》这本书是要教中国人学会行使民权的初步方法。“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孙中山把《民权初步》作为“社会建设方略”，旨在培育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具体贯彻他的民权主义思想。

《民权初步》共分5卷20章158节，内容很丰富。这五卷分别是：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的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这本书层次分明，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还设计了大量的案例，供学习者操练。

（1）结会

什么叫会议？孙中山说，三人以上按一定规则研究、解决某项问题的活动，就叫做会议。会议可分为三种：一是临时集会；二是委员会；三是永久结会。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都可归于临时性集会；第一种和第三种是独立团体，第二种为附属团体。任何集会都必须有规则，有其组织机构、会议秩序，永久结会还要有章程。

临时集会的组织法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要通过一定方式召集会议。其次，开会应有秩序，选举会议主席、会议秘书等。再次，选举也有章法，通过提名候选人予以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委员会的组织法与此相同。

每次会议都要循序而行，做到井井有条。一是宣布会议纪律，二是宣读会议要旨、议程，三是报告、议事、或选举，最后散会。

（2）动议与表决

孙中山说，会场里，每做一事，都需要经过三道手续：一是动议，二是讨论，三是表决。所谓动议，就是对于某件事的处理的提案。要想使提案合法化，必须有正式的动议。随意谈话或随意发表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和约束力。会员（正式参会者）提出一项动议，首先要由会议主席确认其会员身份，获得发言权或地位，然后才能向会议主席提出动议。接着，会议主席向会议复述这个动议，并提交会议讨论和表决。动议可以有附和，但也可不必。除特别提案，会议主席可不待附和而直接提交到会上讨论。动议提出后，则不能再收回了。因为，该项动议被会议主席接受并向大会复述之后，它就不再仅是提动议的本人，而属于全体与会者。如果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动议，即否决此动议，便是肯定彼动议，这叫“对等动议”。对于对等动议，会议表决其中一项就可以了。

一项动议被提出来后，经会议主席接受并复述后，与会人员便可进行讨论。这时候，会议主席的职责就是使这个动议得到充分、公平的讨论，使每一个会员有同等的权利参与这个讨论。所谓讨论，乃是指包括对于问题的一切评论，无论是反对的，还是赞同的。凡是会员，对于当前的动议都有讨论的权利，可以抒发己见，畅所欲言。而当动议一旦提交表决，则讨论终止，会议进入表决阶段。在讨论时，一要井然有序，轮流发言；二要掌握时间，讲究效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冗长的发言；三要平等、谦逊、友恭、相互尊重，辩驳言论做到诚实、适当，用公平之道，简明扼要。当然，如果有会员觉得讨论的时间过长，想立即表决，也可提出停止讨论的动议。这样，停止讨论的动议又进入上述的各道手续。不过，这一动议不能与正在讨论的动议相提并论，它只属于“附属动议”。如果讨论的效果不佳，会员还可提出其他动议，如可动议散会，可动议休息，可动议定时开下期会议时再议，还可动议搁置本议题，动议修正本议题，等等。

讨论终结后，便进入对动议的表决阶段。表决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口说法、举手法、起立法、点名法等等。但鼓掌不宜用于表决。因为，这种方法容易造成混乱。清点表决的票数后，由会议主席最后裁决。如果出现同数，即赞成票与反对票相等时，则动议取消，因为动议未过半数。

按一般常例，一项动议一经表决之后，要么通过，要么取消，事情就算过去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在一项动议表决之后，有的会员想推翻表决，提出复议，这叫做复议动议。这个动议若成功，则表示表决无效了，整个情况又回复到表决之前的样子。如果这个动议失败，则证明了之前的表决具有效力，不许再有异议。在开会期间，得胜方和失败方均可提出复议。但会议结束后，复议只能由得胜方提出，而不能由失败方提出，这样可以杜绝失败方钻空子。失败方若想提出复议，必须说服得胜方人员，再由得胜方人员提出。一般的问题经充分的讨论、公平的表决，一次就足够了。唯独有特别重大的理由，才会提出复议。这样的限制，可以避免没完没了地提出复议。

（3）修正案

凡动议都可以改变，或者增减某些词句，甚至于完全改变原来的动议，其改变的方式及改变程序，叫做“修正”。修正的意义在于改正、完善原来的提案。修正案所拟修正的东西必须与本题有关。所修正者，无论如何冲突，如果与本题无关，则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如果是另立题目，则属于与本题毫无关系，会议主席有权制止它，不予理会。另外，修正案也不能过于琐碎、愚蠢。当某一修正案提出来后，当先议修正案并表决，然后再从事修正本题。例如，某会员向会议主席提出动议的某一字句应当修改，会议主席将这一提案提交给会众，进行讨论、表决，通过后，再进入对这一字句的修正。一种修正案提出后，会有人提出对修正案的修正案，即对修正案再加以修正。这叫做“第二修正案”，而此前的修正案则叫“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是对于本题的修正，第二修正案是对于修正案的修正，并由此及于本题，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时候，解决的次序当从第二修正案开始，即进行三重表决：先表决第二修正案，然后表决第一修正案，最后表决本题。在一次会上，提出第二修正案已为极端，不能再有第三修正案了，否则没完没了，必然造成混乱。但在一次会议以后，即在一个修正案表决之后，无论是通过或是被取消，其他修正案都可以再提出来，由此而对此前的修正案再行修正。当然，对于一个本题，可能会提出多个修正案。此时，会议主席可以有条不紊，一一讨论它们。动议者也可以见机行事，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修正案。

（4）动议的顺序

在这里，“顺序”是指处理动议的程序。按惯例，凡动议的顺序都是以提出的先后来定。也就是说，凡是先提出来的动议，都得先讨论，先表决。独立动议的情况就是如此。所谓独立动议，即是指某一动议与其他动议无关，其效果是将一个新的问题提交于会议。在会议上，一个独立动议解决之后，其他动议才能被接纳讨论。

但是，有一种动议却在上述惯例之外，即附属动议。所谓附属动议，是指对正在讨论的动议提出停止讨论等的动议，它附属于独立动议之下，使之改变方式，或改变情状。它可提出于其他动议正在讨论当中而未解决的时候。附属动议必须在独立动议的上面施展其效力。在附属动议中，也有顺序问题，该先处理的虽然可能提出在后，也得先行处理。

附属动议有七种，它们的顺序等级如下：1.散会动议；2.搁置动议；3.停止讨论动议；4.延期动议；5.付委动议；6.修正动议；7.无限期延期动议。凡是属于这些动议的，都必须在本题之前先行解决。即如果当本题正在讨论之时，有人提出了上述附属动议之一，就应当立即间断本题的讨论，先从事于讨论附属动议，待这个附属动议表决以后，再从事于所变动了的本题的讨论。在讨论本题时，假若有两人先后各自提出一个附属动议，那被提出虽然在后，但如果其顺序等级是在前，便可即时讨论；而如果顺序等级在后，则不允许。例如，正在讨论某一独立动议，突然有人提出延期动议，此时，允许提出散会动议、搁置动议及停止讨论动议，而不允许提出付委动议、修正动议及无限期延期动议。

（5）权宜及秩序问题

凡集会都应按一定的规矩进行，做到有条不紊，一切问题都应由正式动议提出来。但有时候，事件的发生却出乎常规，在没有新的动议时就出现了。对新出现的事件，尤其是一切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刻应对，应对的方式，叫做所谓权宜问题或秩序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动议，却在各动议顺序之前，无时不在秩序之中，能够间断一切事件，而成为首要讨论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后，原来议论的事情才能重新恢复议论。所以，权宜问题凌驾于一切顺序之上。

因此，权宜问题是有关于议程之外的事件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种问题的产生，经常是由于关系到全体会议自身的权利，或个人自身的权利。例如，在美国元老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次，当元老们正在开秘密会议时，怀疑有人在窃听，这侵犯了元老院秘密会议的权利。于是，一位元老提出权宜问题，要求设法查出窃听者，并驱逐之。其他例子，如会堂里的灯光忽然熄灭，有人擅自闯入搅乱会场秩序，有会员突然得病需要急救，有会员因情绪而大闹会场，等等。总之，凡意外的事件，如果必须应对，都叫权宜问题。

秩序问题，即因破坏会议秩序而产生的问题。例如议论离题，动议不符合其顺序，出现人身攻击，破坏会议规则，等等。因此，秩序问题与当时正在议论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维护会议秩序是会议主席的第一要务。有会员破坏会议秩序时，会议主席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当出现秩序问题时，在议的问题即被打断，直至解决秩序问题后，再恢复进行。秩序问题在被解决后，事过境迁，不需再提了。

这样，动议的顺序，就要在原来的七种动议的顺序之前再加上权宜问题和秩序问题，可概括如下：1. 权宜问题；2. 秩序问题；3. 散会动议；4. 搁置动议；5. 停止讨论动议；6. 延期动议；7. 付委动议；8. 修正动议；9. 无限期延期动议。

以上就是孙中山《民权初步》的梗概。孙中山强调：凡是想担负国民的责任的人，不可不习练此书；凡是想凝聚人心、组织人民力量的人，也不可不熟习此书；应该将此书传遍全国，使它成为每一个国家公民的一种普通的常识。孙中山通过对会议规则不厌其烦的详细叙述和解释，所要强调的实质上是程序民主的问题。在民主制度的实施中，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把民主比作一个陀螺的话，程序就是抽动陀螺旋转的鞭子，没有鞭子的抽引，陀螺即会倒下，陀螺也不成其为陀螺了。

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牵牵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穷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求济之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及影响于人民，使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

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级，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绪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盖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为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藉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等，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即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

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条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遁嬗于宪政所必备之条件与程序。综括言之，则建国大纲者，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期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藉口宪法而行专政者 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为民国计为国民计，莫善于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

孙文学说

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全书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在当时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孙文学说》（心理建设）

作品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

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

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

第五章 知行总论

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

附录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

第八章 有志竟成

实业计划

这部洋洋十万余言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无疑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纲领。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 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 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

《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作品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计划

第一部 北方大港

第二部 西北铁路系统

第三部蒙古、新疆之殖民

第四部 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京、中部通渠

第五部 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

第二计划

第一部 东方大港

第二部 整治扬子江

第三部 建设内河商埠

第四部 改良扬子江之现存水路及运河

第五部 创建大土敏土厂

第三计划

第一部 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

第二部 改良广州水路系统

第三部 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

第四部 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

第五部 创立造船厂

第四计划

第一部 中央铁路系统

第二部 东南铁路系统

第三部 东北铁路系统

第四部 扩张西北铁路系统

第五部 高原铁路系统

第六部 设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

第一部 粮食工业

第二部 衣服工业

……

民权初步

1917年完稿。该书分为5卷20章，包括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等内容，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孙中山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目标。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

作品目录

序

卷一 结会

卷二 动议

卷三 修正案

第四 动议之顺序

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

结论

附录 章程并规则之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