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史札记（清代赵翼创作的历史名著）

正文

《二十二史札记》，清代赵翼（1727年—1814年）着，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总计条目约六百余条，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涉及当时尚未明确为正史的《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名为二十二史，但实涉及全部二十四史。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简介

《二十二史札记》是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的着作，

《二十二史札记》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赵翼辞官致仕，闲居无事，读书写书自娱，用笔记形式把资料记录，日积月累而成《二十二史札记》，编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后分卷，每卷以类相从，并各立标题，共为609题，题目大多标新立异，一针见血，如《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武后纳谏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字之祸》的专题，又谓“《三国志》多回护”、“《宋史》事最详”，于乾隆六十年出版。

《二十二史札记》的最大特点乃它采纳排比和归纳等方法解读历史，于重大历史问题上，以归纳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如赵翼指“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乃从东汉各皇帝的寿命年期中归纳出来；研究宋朝时便提出“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及“宋冗官冗费”，指出宋朝对文人在进仕上的过份优待，导致宋朝在官员方面的支出形成沉重负担；“明初文字之祸”部分则归纳出“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

梁启超对赵翼的评价曾以这句表示：“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指出了《二十二史札记》的最大优点。

赵翼，钱大昕与王鸣盛同为清乾嘉时代以考史着称之史家，赵翼代表作《二十二史札记》与钱氏之《廿二史考异》及王氏之《十七史商榷》，同为当时考史之经典着作；但钱、王之作，侧重考订个别事情或字句，而赵作则史法与史实并重，内容及组织方面亦较钱、王之作全面和系统。

作者生平

《二十二史札记》

赵翼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造语浅近流畅，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的文学着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着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四卷，等诗文集共八十五卷。

写作原因

《二十二史札记。小引》言：

《二十二史札记》

由此可见，赵翼撰作《二十二史札记》是由“闲居无事，翻书度日”开始的，积久以后才汇集成编，可说是属于读书笔记性质。就方法而论，赵翼之《二十二史札记》采用以史证史之方法，以本书证本书，“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

至于内容，则为史法与史事并重，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亦加以评论。全书完成于乾隆六十年，历二十余年之久。综观赵翼之“廿二史劄记”，条理清晰，内容充实有考有论，实非一般读书笔记所能比拟。

内容简介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通计条目约六百，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唐书及五代史皆兼新旧而言，故虽书各廿二史，但实涉及自《史记》至《明史》共二十四部正史。

1、史法方面

《二十二史札记》

2、史事方面

《二十二史札记》主要用综述考辨的方法，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世人对之有特殊兴趣的问题，以归纳之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或辨明其虚实真伪。此部份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亦是区别于钱、王二书的一大特点。如《九品中正》及《六朝清谈之习》二篇，阐明了魏普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特点及其与政权组成的关系。汇集零散之资料，以重现历史上保持数百年的一项重要制度，并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串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又例如《武后之忍》及《武后纳谏知人》二篇，从正面与反面对武后分别予以评价。又例如（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思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及(宋冗官冗费）等篇，集中地说明了宋朝统治者对人民榨取之重和对统治阶层内部待遇之宽，从而总结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足为法者也。”

历史观点

1、“经世致用”思想

《二十二史札记》

在《二十二史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二十二史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二十二史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二十二史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

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对于宋代弊政，《二十二史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他在谈到《新五代史》时说，“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二十二史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重民思想

《二十二史札记》

《二十二史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

3、时势或事势观点

《二十二史札记》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陷入唯心主义之中。

价值贡献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

《二十二史札记》

就史学发展而言，《二十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既有单独的的评述，又有综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讨了二十四史，为古代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路向。其次，考据方法虽来自经学，而赵翼有意识地摆脱了经学的影响，甚至关于《史记》不言战国以前之事，只讲秦亡以后的之事，从个别字句和事件的订正进展到史学上一个创造性的成就。

再者，《二十二史札记》最为人所乐道的贡献是充份展示了史学上排比和归纳等方法之作用。赵翼平日读史，有所得则于别纸；然后将同类史料排比归纳，写成一条条的专题论述。取材虽基本上不出于正史范围，但透过“参互校核”，不仅可以指出个别部份之错谬处，而所得来之论断，更启发了后代学者开拓了不少历史研究课题，而《二十二史札记》则可说是中国史学上以比较及归纳法治史之典范。

此外，赵翼通过排比各历史资料，定出专题，揭示历代风气变迁及治乱兴衰大事，组织严谨，写法通俗，实为初学历史者提供极大的方便，起着入门引导的作用。

学者评价

赵翼之《二十二史札记》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堪称传统史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近代学者对此多有评价。

《二十二史札记》

梁启超将《二十二史札记》作为国学入门书目之一，梁启超在对乾嘉考据著作《二十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和《诸史考异》进行比较时突出强调了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的著述特点。一方面，他指出了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运用比较研究具有探寻盛衰治乱之原，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在其著作中对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多有论述，言辞中流露出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充分肯定，并显示出他极力向人们提倡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倾向。因为“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此类论述在梁氏著作中屡有见到。

梁启超还说：“彼（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赵瓯北翼之《二十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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