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北宋王安石创立的学派）

简介

《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 (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攻击。《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成俗。在《三经新义》中，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的。《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由此标志着汉唐经学的真正结束和宋学的全面展开。

新学虽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主，但并不限于这些内容，王安石的《洪范传》 、《老子注》、 《易义》、《杂说》等，也无不是新学要著。此外，“新学”中人对《孟子》也都十分重视，如王安石、王雱、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等均有《孟子》方面的著作，他们都是当时“孟子升格运动”中的有力人物。

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当时已有一部分青年学子从王安石游。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经义，不少学者参与其事，成为其学派中人，新学遂为官方之学。从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六十年里，除元祜初年略为受挫久，新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如《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下）。因此，“新学”可谓北宋后期最有势力的学派。不过，自王安石去世以后，新学因意识形态化而变质，不仅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学者，更有甚者，其学成为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南宋后，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程朱理学成为思想学术主流，新学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断遭到贬低和否定。

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阱，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新学作为北宋中叶复兴运动脱颖出来的主流学派，不仅被视作孔孟思想的正统学派、祀享孔庙，而且为天下士林所宗。南宋建立后，荆公新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后，就新学传承而言，新学在南宋已构不成一个主流学派，在大多数场合下，新学成为政客们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阶梯而已。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元明清尊理学为统治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性质

新学的性质，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

新学的性质，属于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翻检一下《王文公文集》 ，马上就可以发现：他对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否定，他对佛道思想的汲取，他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他对道德义理的提倡，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对性命、情欲、义利等问题的探究，丝毫也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任何一家思想家。如上种种说明，处于时代思潮的激流漩涡之中，王安石没有也不可能游离或跨越这个必由的历史取向。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他的理解，来研究阐发理学思潮所关注的时代课题。正因为如此，其学生蔡卞会这样评价乃师：“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

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记·后志二》引）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如当时的陈颧为攻击王安石的《日录》是诬伪之书而作的《尊尧集》 ，其序中云：“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亦；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

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引）在这里，陈颧把王安石及其后学蔡卞等的思想学说，统统说成是“性命之理”。又如金朝的赵秉文也说：“自王（安石）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这里不仅揭示了安石之学汲取佛老思想性的实质，而且直接把它与“道学”联系在一起，以与传统的训诂传注之学“俗学”相对举。无论是蔡氏褒王，还是陈氏、赵氏贬王，可以看到其中的共同一点，那就是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以发明“道德性命”为旨归的。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之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而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41页、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治学特点

一、鄙薄汉唐传注，注重义理阐发

在宋初疑经思潮中，学者们疑经惑古，并开始摆脱汉唐儒者拘囿于对经文词句进行注疏的学风，开拓出了“自出议论”的新路子。新学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宋初学者的治学方法，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大义。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著《书〈洪范传〉后》。”（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在该文中，王安石考察儒学发展历史，抨击了汉唐儒者治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汉唐儒者以章句训诂为学，拘守传注，“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虽然用力至劬，但对于经典中所蕴含的微旨奥义却极少注意。

三经新义》的撰修

新学学者一反汉唐俗儒繁冗琐细的注疏方式，以非常简洁的笔法训释经义。如《周官》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一段，据有关学者统计，郑玄的注释有450余字，贾公彦的疏义竟达3000余言，广征博引，繁冗琐细。在《周官新义》中，王安石仅用了不到300字，就把经文解释得非常清楚，非常简明扼要。又如《周官·天官》中“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一段，贾公彦作了350字的注疏，反复繁重，仍使人难得其要旨。而王安石仅以寥寥20字作出训释：“我之治彼也，以此施焉，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1）提纲挈领，明白清晰，完全不同于汉唐儒者的繁冗晦涩（注：参见刘坤太《王安石〈周官新义〉浅识》，《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王安石的《洪范传》钩沉索隐，内容博大精深，然而包括《洪范》原文尚不足一万字，非常简洁明了，“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部迥异汉唐《传》《注》的创新之作”（注：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清人全祖望称赞说：“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胪列了《三经新义》的序文后也评价说：“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

二、立足儒学，公开汲取诸家学术之长

新学的性质，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

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说：“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在这里，王安石指出，长期以来，儒家经典早已出现残缺散佚，如果儒者一味抱残守阙，固步自封，拘囿于儒学门墙而排斥其他学问，视野狭窄，则不可能理解、阐明圣人之道。只有广采他山之石，博取百家之长，才能使儒学不断发展、创新。在这里，王安石阐述了会通诸家之学的必要性，表现出一种兼容开放的博大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同时也揭示了新学学派的治学特点。

新学学者大多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新学著作中，除对儒家经典的训释外，有不少是注释佛道经书的作品。如王安石有《老子注》二卷、 《庄子解》四卷、 《楞严经解》十卷，并曾注《金刚经》 、《维摩诘经》奏进神宗。王芳有《老子注》二卷、《庄子注》十卷，吕惠卿有《庄子义》十卷、《老子道德经传》二卷，陆佃也有《老子注》二卷、《鹖冠子解》等。王安石还多次与友人书来信往，讨论佛学问题。如《答蒋颖叔书》《答蔡天启书》等，均为主要讨论佛学义理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王安石于佛典之中纵横驰骋、旁征博引，佛学的范畴、理论，信手拈来，毫不勉强。这些都不是对佛学经典有肤泛了解者所能达到的。由此足见王安石等对佛学典籍的了解与研究之深入与透彻。

代表人物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中国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生于抚州(今属江西)，出身官宦之家，父亲为王益，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嘉祐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1069年宋神宗时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到了南宋中后期，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家乡的一些文人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