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訢（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领导者）

人物生平

兄弟构隙

幼年奕訢与母亲孝静成皇后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帝属意奕訢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道光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奕訢之母静皇贵妃修墓，亲令皇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訢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给奕訢为府邸。此府原为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八月十五日，咸丰帝驾幸奕訢海淀别墅 “朗润园”，为之题园名，山、水、亭、轩之名，并赐诗一首，极示关切之意。奕訢有答诗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九日，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长女生，嫡福晋瓜尔佳氏所出。是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七月初一日，其母孝静成皇后（即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咸丰帝晋封为康慈皇太后。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后之次日，咸丰帝以奕訢在办理皇太后葬礼时礼仪疏忽为由，罢免他的一切职务，令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临危受命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奕訢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爱新觉罗·耆英去天津参与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单衔具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伍弥特·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重申以战迫和之议。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八月初四日，得长子，咸丰帝赐名载澄。 

北京谈判时期的奕訢（1860年11月2日），菲利斯·比托摄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亲王议政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爱新觉罗·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兴办洋务

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訢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促成了同治中兴，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  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几度起落

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1869年在北京的奕訢，约翰·汤姆森摄(2张)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日后两宫太后就以同治帝名义颁诏，以其目无君上，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  ，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责奕訢：“此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经过两宫太后干预，同治帝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

（图册参考资料  ）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訢先是倚重文祥。文祥于光绪二年（1876年）逝世后，改由深受奕訢信任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主持日常事务  。当代学者姜鸣认为“在1880年前”，奕訢“只是把把关”  。

光绪七年（1881年）除夕，沈桂芬去世  。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甲申易枢

奕訢坐像，取自光绪末上海东亚社石印本《点石斋画报·恭邸养疴》 

光绪十年（1884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该年系甲申年，这一事件又称“甲申易枢”。朝廷在罢斥奕訢等人的上谕中称：“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此外，被停赏亲王双俸。此后，奕訢家居养疾。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赏还亲王双俸。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恭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请京中著名戏班演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奕訢又被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新旧之间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奕訢因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被赏赐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奕訢晚年像(2张)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闰三月，奕訢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数次前往探视。至四月初十日，奕訢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再临祭奠，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赐谥号“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与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得单谥“忠”  ），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  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主要成就

奕訢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外交上主张保持与欧美大国的和平，支持开办了中国早期的近代军事工业，成为清朝洋务运动的中枢首脑。在其任职中枢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叛乱。他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也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

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恭王府

家族成员

兄弟

长兄：爱新觉罗·奕纬，隐志郡王，母和妃那拉氏。

次兄：爱新觉罗·奕纲，顺和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三兄：爱新觉罗·奕继，慧质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四兄：爱新觉罗·奕詝，即咸丰帝，母孝全成皇后钮钴禄氏。

五兄：爱新觉罗·奕誴，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

七弟：爱新觉罗·奕譞，醇贤亲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八弟：爱新觉罗·奕詥，钟端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九弟：爱新觉罗·奕譓，孚敬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姐妹

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1813-1819），葬许家峪园寝。嘉庆二十五年（1820）追封为端悯固伦公主。

皇次女：生于道光五年（1825）正月十三日，母为祥嫔钮祜禄氏，无封。

皇三女：端顺固伦公主（1825-1835），母孝全成皇后，追封为端顺固伦公主。葬陈家门园寝。

皇四女：寿安固伦公主（1826-1860），母为孝全成皇后，封寿安固伦公主。

皇五女：寿臧和硕公主（1829-1856），母祥妃钮祜禄氏，封寿臧和硕公主。

皇六女：寿恩固伦公主（1830-1859），母孝静成皇后，封寿恩固伦公主，指配景寿。

皇七女（1840-1844），母彤贵妃舒穆鲁氏，未命名，无封。

皇八女：寿禧和硕公主（1841-1866），母彤贵妃舒穆鲁氏，封寿禧和硕公主，指配札拉丰阿。

皇九女：寿庄固伦公主（1842-1884），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封为寿庄和硕公主，指配德徽。

子孙

• 子女

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咸丰十一年（1861年）封荣寿公主。光绪年间晋封为荣寿固伦公主。深受慈禧太后喜爱。

长子：载澄（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

次子：载滢（1861-1909），同治七年（1868年）出继钟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

三子：载浚，早殇。

四子载潢，早殇。

• 孙子

长孙溥伟（1880-1936），载滢之子，载澄嗣子。袭封恭亲王。

次孙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畲，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

三孙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

史料索引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

后世纪念

恭亲王墓

人物评价

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以同治帝名义发表的上谕对其功绩肯定道：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在私下说：“我在上海曾见过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则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光绪初，恭王奕訢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无敢僭越。 

奕訢死后，光绪帝在上谕中评价：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清同治间恭王长军机最久，畺吏中以左文襄最负时望……。 

在奕訢留守北京，与英、法、俄谈判后，西方人就开始对他产生兴趣。如同治四年（1866年）法国《环球画报》记者弗尔努瓦（H.Vernoy）便说奕訢“年富力强而且精明睿智”，并认为：“虽然年纪不大，恭亲王却已成了清朝立宪派的首脑。” 

1866法国《环球画报》根据驻广州记者发回的画像绘制的奕訢像 

美国记者、作家杨约翰：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奕訢死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曾在清海关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作家马士提到：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说：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光绪：“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1]

杨约翰：“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马士：“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赵尔巽：“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2]

主要作品

据《晚晴簃诗汇》载，奕訢有《赓献集》《岵屺怀音》《乐道堂古近体诗》《萃锦吟》等作品传世。《晚晴簃诗汇》还收录有其诗十三首：《琉璃河口占》、《易州道中咏怀古迹五首用杜工部韵》（五首）、《七弟二十寿辰》、《鉴园遣兴集句》（四首）、《新秋集句》、《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 

奕訢亦工书法，今存其行书《兴州江运记》（1857）  等。

轶事典故

字号别名

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内称“六爷”，加之精于洋务，与西方人（清人鄙称为“鬼子”）接触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称号  。又因他被封为恭亲王，故人因其王号称“恭邸”；死后谥号“忠”，后世称“恭忠亲王”。

恭宝互谑

奕訢与宝鋆同在中枢供职时，也有一些趣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载，一日，宝鋆临近散值时如厕，归来时奕訢还在等他。见面后，奕訢便笑问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宝鋆针锋相对，答道：“那（哪）里，是出恭。”又一日，奕訢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赑屃，对宝鋆说：“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贝、佩”音近，奕訢以此为戏。结果宝鋆应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龙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  何刚德认为，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会导致泄露机要，并认为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树”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訢的长子载澄品行恶劣，深为其父所恶。据《清代野记》载：奕訢听说载澄患病时，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谓请医开药，不过是掩人耳目。很久后，载澄病危，左右侍从把这个消息告诉奕訢，奕訢说：“姑且念在父子一场，去为他送终是可以的。”等到进了载澄的卧室，见他侧身卧在南坑上，已经气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绸作的衣服，用白丝线在衣身上绣满蝴蝶。奕訢一见，大怒道：“就为这一身匪衣，（载澄）早就该死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载澄于是气绝身亡。 

恭王遗言

• 反对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帝频繁慰问，并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探讨。据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记载，奕訢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闻有广东举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高层密谈，不大可能被泄露给位卑言轻的胡思敬。但关于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说法还是流传甚广。 

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人得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确实将大量官员，无论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这或许是奕訢之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不仅是奕訢，当时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在内的重臣，大多也与这场“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奕訢死后一个月，《申报》发表报道称，奕訢重病期间，光绪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奕訢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奕訢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奕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訢去世后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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