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郊（徐伯郊）

人物经历

徐伯郊(1913-2002)，字文轿，浙江吴兴人。他的父亲徐森玉是著名的文物鉴定大家和。徐伯郊自幼秉承家学，文物素养极为深厚，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鉴收藏家定。1932年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学习日语，后来考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度假。七七事变发生后，愤然留在国内，并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任职。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徐伯郊酷爱文物，其收藏品之丰，成为当时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1951年受中央委派，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经他手抢救回的国宝有“二希帖”、《韩熙载夜宴图》等。年轻时的徐伯郊西装革履，风流儒雅，出手阔绰，交游甚广，尤其和张大千惺惺相惜，情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中共建政之初，一批国宝级的文物流入香港，待价而沽。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文物贩子携带巨款，聚集香港，觊觎着这批国宝。眼看这批珍贵文物有可能流失国外。周恩来总理下令拨出专款，抢救国宝。1951年春，文化部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在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推荐下，徐伯郊担任小组负责人，独挑大梁。另有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负责付款等事。

徐伯郊抢救回来的第一批国宝是“二希帖”，即乾隆皇帝所藏“三希帖”中的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辛亥革命后，“二希帖”流出宫外，被郭昭俊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在此稀世之宝将被银行拍卖前，徐伯郊得知消息，一面将郭氏稳住，一面利用在银行界的人脉，疏通那家英国银行，答应由他偿还郭氏贷款。最后以35万元港币将“二希帖”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徐伯郊立的第二功是促成潘氏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回归。其中有宋元版本111部共计1,088册，许多是海内孤本。抗战时，潘家深恐藏书落入日寇魔爪，遂藏入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1951年5月，潘世兹表示愿把宝礼堂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当即委托徐伯郊在香港全权处理。从银行取回这些国宝谈何容易，徐伯郊想方设法，奔波联络，直到次年9月，才与潘世兹一起将藏书从汇丰银行全部取出，然后又亲自护送到上海。张大千大风堂的镇山之宝也是靠徐伯郊重回祖国怀抱的。1945年，张大千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迹《韩熙载夜宴图》，又用黄金1,000多两收得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和《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黄庭坚《张大同手卷》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大千欲离开香港，率家移民到南美去。因手头拮据，他打算把这批国宝级的文物卖掉。徐伯郊闻讯立即前去说服张大千完璧归赵。张大千毅然决定把《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这两幅珍宝连同其他十几件文物，一共折价两万美元，几乎是“半送半卖”给了北京故宫。徐伯郊几年间为收购国宝辛苦奔波，没用国家一分钱。郑振铎曾写信表示要按月补送薪金，但徐伯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在尽一个书生的报国本分而已。这都是我应做之事，哪还能要国家的钱呢！”而婉拒。然而，这样一位抢救国宝的功臣晚景颇为凄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