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北宋政治家）

人物生平

吕夷简原籍京东路莱州（今属山东），因其祖父吕龟祥曾任安徽寿州知州，故吕氏移家寿州。吕夷简出身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是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

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考中进士，初补绛州军事推官。历任通州通判、滨州知州、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吕夷简才识卓优、清慎勤政，当时便有“廉能”之誉。知滨州时，他上疏请免掉农具税，真宗为之颁行天下。在礼部员外郎任上，他批评真宗建筑宫观是劳民伤财，请罢除冬天河运木石。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议和划界，返朝后升任知制诰之职，成为真宗的近臣。

真宗末年，他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真宗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朝野盛传吕夷简将要获拜为相。

吕夷简像

明道元年，仁宗的生母、嫔妃李氏病逝，太后未公开治丧。吕夷简朝令时提出此事，太后惊急地说：“宰相也管宫中事吗？”刘太后忙让仁宗皇帝退朝后，并独自召见吕夷简。吕夷简针锋相对地说：“太后不为日后保全刘家着想吗？”一句话震住了太后，后来才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荆王的儿子一直养在宫中，太后很喜欢他，长大了也不放他出宫。大臣们多次请求，太后推说让他给仁宗陪读。吕夷简说：“圣上应该亲近儒臣，方能便于圣德的养成。”太后没办法，只好放他出宫。在吕夷简努力下，仁宗初年政治清平，社会安定。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崩逝，仁宗亲政。吕夷简向他提出八条规劝，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仁宗皆虚心接受。

宋仁宗郭皇后素不满吕夷简，在仁宗面前挑拨他与吕夷简的关系，吕夷简被短期罢相，旋即复任。郭皇后脾气暴躁，在宫中与尚美人发生争执，大打出手，不料一巴掌打在拉架的仁宗脸上。仁宗决意废掉她，吕夷简也表示赞同；孔道辅、范仲淹等人疏救，被贬官外任。当时，宗室子弟人数剧增，经吕夷简建议，朝廷设置大宗正对其进行管理，又增设教授员。后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宰相王曾与吕夷简意见不合，多次发生争执。王曾无法忍受，直斥吕夷简“纳赂市恩”。吕夷简请求在仁宗面前对答，但当仁宗询问王曾的理由时，王曾却语屈，二人于是一同被罢相。吕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衔出判许州，又改任天雄军节度使。不久后，又带右仆射衔入朝拜相。一年多后，进位司空。吕夷简推辞不接受，被改封为许国公。当时正整顿兵备，仁宗授吕夷简为判枢密院事，但谏官田况认为言“总判”之名太重，于是改为兼枢密使。

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在燕云一带集结重兵，声言要伺机南侵。消息传至东京，有人主张把迁都洛阳。吕夷简认为，如果迁都洛阳，使契丹不加抵抗渡过黄河。那时，城池再坚固，也难阻挡敌人的进攻。契丹“畏壮侮怯”，如果匆忙迁都洛阳，是向敌人示弱。应该建都大名，表现出仁宗要亲征的决心，这样才能挫败契丹南侵的图谋。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主张，于当年五月就改称大名府为“北京”。

吕夷简像

庆历三年（1043年）春，吕夷简病重。仁宗召见了他，不让他下拜，扶他坐在自己面前。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多多过问朝政。吕夷简再三辞让，仁宗允他以太尉致仕。不久，吕夷简病故，享年六十六岁。讣闻传入朝中时，宰臣正在向仁宗奏事，仁宗悲哭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旋即在禁苑中为其服丧发哀，并辍朝三日，下令有关恤典从优，追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文靖”。

为政举措

1.知人善任

在用人上，吕夷简对反对他的人不够宽容。这些人物常常被他贬往远方任职，如孔道辅、范仲淹等。欧阳修批评吕夷简“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

但是，吕夷简对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还是能够重用的。常常一面薄惩示威，一面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故《宋史》称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2.拒绝迁都

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在燕云一带集结重兵，声言要伺机南侵。消息传至东京，有人主张把迁都洛阳。吕夷简认为，如果迁都洛阳，使契丹不加抵抗渡过黄河。那时，城池再坚固，也难阻挡敌人的进攻。契丹“畏壮侮怯”，如果匆忙迁都洛阳，是向敌人示弱。应该建都大名，表现出仁宗要亲征的决心，这样才能挫败契丹南侵的图谋。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主张，于当年五月就改称大名府为“北京”。

安抚边疆

吕夷简在处理宋与辽、夏关系，巩固边防方面卓有贡献。他任用范仲淹用兵西夏，派名臣出使辽邦，与两国达成和议，实现了和平，保护了国内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上述关系的处理上，吕夷简对辽夏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过巨，加重了国内财政负担，这是应当指出的。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吕夷简图片

吕夷简离任以后，人们在他植牡丹处建一亭，取名“牡丹亭”，又名“思贤亭”，以表示对吕公的纪念。后吕夷简官拜宰相，西溪百姓在镇东南又建“靖公堂”以示不忘。

宋仁宗庆历年间，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对当朝的人批评得很严厉，尤其对于夏竦更是诋毁斥责。不久，朝中发生党派之争，石介被免职回乡，不久后病逝。

山东有一个举人孔直温谋反。有人说孔直温曾是石介的学生，于是夏竦就说石介实际上没有死，是逃到北方胡邦去了，仁宗就下诏限制石介儿子的行动，又派使者告诉京东刺史，要挖开石介的棺材看看。

当时吕夷简任京东转运使，对仁宗的使者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表示石介果真逃到北方，这样虽然杀他儿子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故挖开人民的坟墓，要怎么对后世交待呢？”使者说：“但是又如何回复皇上的旨意呢？”吕夷简说：“石介去世后一定有为他办理殡殓的人，又内外亲族和参加丧礼的门生恐怕不下数百人，你都发公文去询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写保证书，保证不说实话要依军令处罚，这样就可以对皇上交待了。”使者照他的话去禀告仁宗，仁宗也明白这件事是夏竦的诬陷之词，不久便降旨释放石介的妻儿回乡。

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三次交锋

天圣七年（1029），初到中央当官（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因为临朝听政的刘太后有“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的企图，便上书极力反对，并且“奏疏请皇太后还政”。此举除了让范仲淹成为当时的流量大V外，还让他被中央政府封杀，不得不自己“乞补外”贬黜到河中府做通判（相当于山西永济市市委书记）。纵使是个道德完人，范仲淹内心也并非毫无波澜，再给晏殊的信件中他如此吐槽：“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朝宰相（吕夷简）不帮忙、不给力。鉴于当时吕夷简是独相状态，范仲淹的外黜在程序上他肯定有过经手，两人自此结下“梁子”。

明道二年（1033）的废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仁宗亲政后的逆反心理有关。早在仁宗十五岁成婚时，年轻的皇帝情窦初开，早恋的对象则是王蒙正的女儿。据说此女“姿色冠世”，但是刘太后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硬让仁宗娶了后来的郭皇后。等到刘太后离世，仁宗逐渐开始“释放天性”，后宫美人竞相得宠，郭后在后宫教育“姐妹”们“做人”时误扇仁宗耳光，这导致了仁宗因“初恋往事”以来对于郭皇后（刘太后的生前影响）积怨的爆发，一时冲动要求废后。

那个时候吕夷简方才复相两个月，范仲淹也在刘太后去世后回到中央任右司谏之职。先说吕夷简的复相，其实也与郭皇后有关，原来早在八个月前，刘太后刚去世时仁宗就与吕夷简商量如何罢免“前朝故旧”，结果等到官宣的时候，吕夷简却发现自己也名列贬外之列，通过小道消息（内侍阎文应），夷简才知道仁宗在与郭后聊到外朝事务时，郭后吹了耳边风：“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就这么一句话，让吕夷简出京蛰伏了半年才复任宰相。恰巧“耳光门”事件爆发，吕夷简自然顺水推舟落井下石，力赞仁宗废后之举。

此时范仲淹是右司谏，自然而然挑起劝诫皇帝和宰相的大任，在御史中丞孔道辅的带领下入宫进谏，说无端废后有损天子和朝廷形象，仁宗一开始还想闭门谢客，结果孔道辅直接拉着门环大叫“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表明自己在废后事件上“吹哨人”的立场。仁宗只能让吕夷简出场帮忙擦屁股，结果吕夷简与范仲淹、孔道辅一班谏官君子辩论不利，只得用一道缓兵之计把锅甩回给仁宗，让他们自己和皇帝说理去，然后再来个快刀斩乱麻，促使仁宗立即下达人事调动命令，斩草除根把这些唱反调的言事官给调离出京。吕范第二回合较量，吕夷简完美控场，完胜范仲淹。

到了景祐二年（1035），或许是因为宋仁宗在废后事件上颇有悔意，亦或是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范仲淹再次回到朝中，判国子监。作为宋朝“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典范，范文正公在为官做人上依旧秉承“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处事风格，该他说的说，不该他说的也说。“逼得”吕夷简只能私下给他递小纸条提醒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不做谏官了就不要管闲事。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对范仲淹来说，生命不息，说真话的精神不止。

于是吕夷简又生一计，把范仲淹调到开封市长的岗位上，“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可是范仲淹也不只是会耍嘴皮子功夫，据说他上任方才一个月，京师就“肃然称治”，本职工作办好了，范仲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向仁宗进献《百官图》，以揭露宰执用人唯亲之失，让吕夷简大动肝火。对于夷简来说，郭后的仇都能报，此时还不是“小范老子”（之后仲淹经略西北时西夏人对他的尊称）的小范算什么，找着个机会就在仁宗面前怼范仲淹，说他是个“务名无实”的“公知”。双方因此开始了往来数个回合的文言文嘴炮，最终吕夷简在大怒的状态下给范仲淹戴了三顶罪帽：越职言事、勾结朋党以及离间君臣。在朝重臣的朋友圈也因此撕裂，纷纷站队点赞表达态度，更严重的是，宰执团队（吕夷简与王曾）亦从此明分两派，整日吵架斗嘴，搞得仁宗最后只能来了个悉数罢免以得清静。范仲淹则第三次被调离中央，贬知饶州。

吕、范二人的梁子，要直到三年后吕夷简第三次拜相，委任范仲淹经略西北时才解开，当然这已是后话。而吕夷简作为宋人“精神偶像”范仲淹的对立面，其“动有操术”的权臣形象，却已在三次斗争中逐渐深入人心，并因之奠定。

吕夷简的相业

“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宋史》

天下人敬爱范文正公，说明一个人为官是好是坏，老百姓往往都看在眼里。但若怀揣情感因素来看待范仲淹的对立面吕夷简，自然会在很多观点上有失公正。清人恽毓鼎在其所著《澄斋日记》中对吕夷简有一个“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评论，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读历史，以概括吕夷简的相业，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宋真宗时期，有一次与吕夷简的堂伯父吕蒙正谈论起吕家小辈谁堪大用，他的回答是“有侄夷简，宰相之才”。作为宋太宗拔擢的状元宰相，为政风格以稳健著称的吕蒙正所言即使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总体来说自有其平允之处。凭借自己在地方上做官时的出色才干，加上吕蒙正的影响力，于真宗末年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到任后“治严办有声”，更是让宋真宗于屏风上加深了对他的好感，准备重用他。

不久以后真宗驾崩，由于即为的仁宗尚且年幼，故由刘后垂帘听政。可能因为仁宗皇帝有时没法早睡早起，刘太后就希望朝臣们能够单独朝拜她，时任宰相的是一代权臣丁谓，作为宋朝早期老奸巨猾的代表人物，乐于玩弄权术的丁谓在道理及私人角度上都是老大不愿意，因为一旦刘太后的小小心愿成真，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名义上代替仁宗，本来算是同一阵线的刘太后、丁谓两人从此生隙。

朝廷正直之士被丁谓欺压多年，苦于找不到机会将他赶下台，眼见时来运转，他们“赖以为重”的副相王曾率先发难，在刘太后和队友闹矛盾的档口，用一道奏疏改变了丁谓专权的局面。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吃到大锅饭的宰执集团本想就此罢休，但丁谓可能是好运到头，人品耗尽，由于内侍雷允恭擅自更改真宗陵寝方位，担任山陵使的丁谓自然逃不了干系。朝廷委派吕夷简验治其事，配合着王曾一不做二不休的“内部动作”，丁谓最终落得个“俄窜崖州”的下场。当上宰相之前的吕夷简，在打击朝廷“邪恶势力”专权的战斗中，可算是居功至伟。

没多久，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最高执政圈的夷简，除了在天书、崇道几个层面进行合理规谏等常规操作外，最能体现其“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莫过于协调仁宗与刘太后的关系一事上。作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原型人物，宋仁宗在刘太后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是谁，其生母李氏在世时作为一介宫女，则以“未尝自异”的态度低调做人，即使默默去世后也仅仅是“进位宸妃”。

或许是处于女子的妒忌心，刘太后在如此情况下还想把李妃仅以宫女规格落葬。获知此事的吕夷简此时已经身为首相，他当着仁宗与刘太后的面表示应当将李氏厚葬为宜，把刘太后吓得半死，赶紧支开仁宗，和吕夷简尬聊装傻：“一个宫女死了而已，宰相你说啥我不懂。”吕夷简当场表示自己作为宰相，宫内宫外都有义务插手，气得刘太后差点给他按上个“离间母子”的罪名，好在吕夷简“屈伸舒卷”，提醒太后若是不想考虑刘家，自己也就不操碎这个心了，言下之意就是未来仁宗知道了真相，还发现自己生母未被厚葬，可别怪我吕夷简没吹过哨。顿悟的刘太后方才答应礼葬李氏。待到实际操作时，吕夷简还特地嘱咐内侍罗崇勋用皇后服入殓，且以水银实棺。这才让在刘太后去世后，亲眼见到棺内情况的仁宗感慨“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倘若没有吕夷简“遇大事极能匡正”，纵使宋代的皇帝个人素质再好，恐怕在上述情况下也难免开展一系列追责活动，宫内朝外之动荡也可想而知。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所谓内外无间，说的即是刘太后与仁宗的特殊母子关系，正因内外无间，宰执集团才有空间施展治国的才干。

吕范之交

“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朱熹

说回吕夷简与范仲淹，吕夷简第三次入相后，不计前嫌安排范仲淹与韩琦负责对西夏的战事。范仲淹因此面谢吕夷简，夷简回答：“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这既是动有操术的证明，也是其宰相度量的表现。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西夏李元昊在给范仲淹的信件中态度傲慢，以皇帝身份自居。不想让朝廷见到此信尴尬的范仲淹私自将信烧毁，朝内有人说范仲淹这么做应该被处以极刑，最终还是吕夷简赞其忠心可嘉替他解了围。

待到庆历年间，范仲淹自己身为宰相处理中书政事，知道了做大统领的困难，他在以参知政事身份去往陕西担任安抚之职的路上，与退休的吕夷简相遇于郑，面对“惟有过悔之语”的范仲淹，吕夷简告诫他想要经略西北，还是在朝中为便，想不到吕夷简会如此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范文正公“为之愕然”。喜欢“搞事情”的欧阳修后来写《文正神道碑》，说吕、范两个人老了以后相处甚欢，即是因此之故。

庆历四年（1044），吕夷简去世，范仲淹撰写祭文：“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范仲淹对于吕夷简的悼念断然不会是口是心非之举，他一身因为坚持讲真话吃了不少苦头，但风雨之后，或许他也意识到了吕夷简用操术为士大夫开拓施政之空间，与自己用操守开启士大夫之正气精神同样可贵的真理。^[1]

史籍记载

《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吕公神道碑铭》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

后世纪念

吕夷简墓

人物评价

《宋史》：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赵恒：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

郭皇后：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

赵祯：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王珪：聪明亮达，规模宏远。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

张方平：皇宋受命，光宅天下，唯上帝顾保，世赉良弼。在太宗朝，有若吕文穆公蒙正，率循大卞，乂宁王家，克左右、乱四方，以底绥大业。圣上缵服，有若元宰太尉许公，寅亮一德，谟明修辅，答扬祖宗之猷训，以缉熙于光明，此所以持盈保成，重雍累洽，隆无疆之基者也。

王称：①夷简相仁宗，（阙）功立名，有益于世。方其主治丧之礼，则其见远矣；消监兵之（阙），则其意深矣；请建都之议，则其谋伟矣；斯善持宰相之权者与，噫，夷简诚有绝人之才，故能达权而应变，然其功最大者，乃在于处仁宗母子之际，使人无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制治于未乱，朝廷以之安静，公卿士大夫亦赖以无祸，此其所以有后也哉。②以夷简为父，而公著为子，其谋谟事业有大过人者，盖夷简善任智，而公著则持正以成天下之务，贤于父远矣……吾宋之韩吕氏，皆以相业世其家，呜呼盛欤。

李焘：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馀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然建募万胜军，杂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战斗，用宗室补环卫官，骤增俸赐，又加遗契丹岁金缯二十万，当时不深计之，至于后世费大而不可止。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赵与时：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吕中：①废后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简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②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罪，不相掩可也。

王应麟：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

脱脱：吕夷简、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厚，相臣预有力焉。士逊练习民事，风迹可纪，而依违曹利用以取讥。方夷简在下僚，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郭后之废，遂成其君之过举，咎莫大焉。虽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邵经邦：愚观吕许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观其一言之决，虽筮龟不如，正所谓技茅连茹，以其汇征吉者也。

冯梦龙：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

恽毓鼎：宋代宫闱之事，大臣皆得与闻。如王文正、吕正惠、吕文靖，遇大事极能匡正。

欧阳修：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郊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堕，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2]

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