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465年,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五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象征了北魏五朝的五代皇帝。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武周山)石窟,是由北魏皇室主持开凿的皇家寺院,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这里是内蒙古到山西的交通要道,即盛乐到平城的必经之路。

中文名

昙曜五窟

外文名

Five Tan Yao cave

别名

武州山(武周山)石窟

景点类别

旅游景点

地理位置

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

建造时期

公元450年

气候类型

亚热带季风气候

适宜游玩季节

四季皆宜

所属地区

山西省大同市

保护单位

云冈石窟由云冈石窟研究院

历史沿革

在此地开凿石窟寺,其意义非同一般。现在云冈石窟由云冈石窟研究院负责保护、研究与管理,有40多个洞窟,主要洞窟为第一窟至第二十窟。

开凿肇始

昙曜五窟

云冈石窟创建于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音坛耀)开凿5个大石窟(第16-20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465年,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据说是要显示北魏皇帝权力的无限;而5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象征了北魏五朝的五代皇帝。

在历史上,大同曾经一度是全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四世纪时中国北方地区还处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之中,此时在北方草原兴起的鲜卑族拓跋氏的首领拓跋珪,将都城从内蒙古盛乐迁到平城,即现在的大同,由此翻开了大同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北魏(386-534)建国初期,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徙民活动,随着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地区,不计其数的人民从华北、关中及河西等地区来到平城。这些人之中有不少的佛教信徒,如侍奉道武帝和明元帝的道人统法果出生于河北赵郡,文成帝时期的道人统师贤、沙门统昙曜等来自凉州。在这些高僧的引导下,北魏皇帝崇信佛教,法果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思想。在北魏统治阶级和佛教集团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下,佛教得到北魏皇室的保护。其间虽经受过太武帝的灭佛,但文成帝即位之后立刻复佛,其发展趋势马上超过了灭佛前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建筑特色

昙曜五窟(16-20窟)是云岗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五窟六窟毗连成一组双窟,规模宏伟,雕饰瑰丽,技法熟练,为云冈艺术之精华。

洞窟呈椭圆形平面设计,窟内宽敞,主要造像占去大部分面积。

其中第16窟是一个以伎乐驰名的洞窟,中间巨佛立于莲柱上,昂首挺胸,气概非凡,被西方游客誉为"美男子",或英俊清秀,或肃穆端庄,或披千佛袈裟而立,或合十而坐。周壁有千佛、佛龛。这些造像,神情生动,姿态美妙,或吹笛,或弹琵琶,令人叹为观止。

而第20窟露天大佛结跏跌坐,被称为云冈石刻的象征。佛像为释迦坐像,高13.7米,胸以上因石质坚硬,保存完好。造型古朴硕大,两肩宽厚,袈裟右袒,面形丰圆,薄唇高鼻,神情肃穆。背光的大焰纹和坐佛、飞天等浮雕十分华美,把主佛衬托得更加刚健雄浑,为云冈石窟中的代表作品。

石窟前有清顺治八年所建五间四层木构楼阁,琉璃瓦顶,颇为壮观。

主要景观

昙曜五窟即现在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

各个洞窟的主尊分别为:第十六窟是施无畏印的佛立像、第十七窟为交脚菩萨像、第十八窟也是佛立像、第十九窟是施无畏印的佛坐像、第二十窟是施禅定印的佛坐像。

第二十窟的主尊是云冈石窟最有名的大佛,俗称露天大佛。因为前壁和窟顶崩塌,本来藏在洞窟内的主尊像完全暴露在外面。主尊坐佛像高约14米,腿部风化严重,高肉髻,头部素面,面相丰圆,大目高鼻、双耳垂肩,唇上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宽肩,双手放在腹前系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右肩覆衣角,袈裟下面穿僧袛支(内衣),衣边饰联珠纹。身后有火焰背光,内有坐佛及飞天等。第二十窟坐佛充分反映了北魏佛教造像的宏伟气势。

我们从侧面参观大佛时能发现,它的背部与山体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一尊圆雕,但从正面看,大佛是一个独立的、完美无缺的造像。不过,其面部从正面看和从侧面观察,给人的感觉不一样。耳朵的位置太靠后,眼眶也拉得过长,这种做法使大佛面部富有深度。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视点移动就会破坏大佛造型的平衡。本来,大佛是藏在洞窟里面的,人们没有条件从侧面观看大佛的脸部。大佛没有必要考虑从所有角度参观的可能性,大佛和礼拜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礼拜者只被允许从正面仰视大佛,而大佛静静地俯视着礼拜它的人。

着袒右肩袈裟而右肩覆衣角的形式常见于凉州地区,故此亦称“凉州式袈裟”。昙曜本人又是出身于凉州,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大佛衣着的选择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第十九窟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洞窟,主洞左右各开一个侧洞,洞窟外立面风化严重。主洞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开有门和明窗。这是昙曜五窟的共同形式。主尊高约17米,占据窟内主要空间,高肉髻,素面,面相丰圆,下颌部分已崩塌,其容貌与第二十窟大佛极为相似。大佛直接坐在石窟地面上,无台座。身穿与第二十窟大佛同样的袒右肩、右肩覆衣的袈裟,右手举于胸前,五指伸展,左手持衣角置于腹前,衣纹表现与第二十窟相同。窟内壁刻满千佛,并在前壁左右两隅的千佛中刻有较大的佛立像,立佛膝下有一小孩,佛摸小孩头,据说这是释迦牟尼和其子罗睺罗。

因造像太大,不管在窟内还是窟外,无法把握大佛的全貌,礼拜者必须站在洞窟外面,透过明窗才得以瞻仰大佛容貌。大佛和洞窟限制了参观者的视角,也就是说大佛拒绝参观者无礼的眼光,只有在它规定的范围内才允许与其交流。

左右侧洞各开在离地表高约5米处,西洞前壁已坍塌,都以施无畏印的佛倚坐像为主尊。

第十八窟,洞窟外观与第十九窟基本相同,有一门及明窗。窟内主尊为立佛,同时还有胁侍菩萨立像、佛立像以及比丘像的群像结构。主尊高15.5米,立在很低平的莲花座上,素面高肉髻,面相浑圆,大目、高鼻、垂耳、面带微笑,宽肩,右臂垂下,手已残,左手举于胸前持袈裟。身着贴身的袒右肩袈裟,沿着袈裟衣纹贴满了小坐佛。主尊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在菩萨头上各雕五尊比丘像,共十尊,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捏莲花或水瓶等,身姿各异,它们可能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

左右侧壁各有一立佛像,高约9米,其容貌与主尊十分相似,具圆形头光,身躯短粗,着通肩袈裟,右手举于胸前,五指伸展(东壁佛把大拇指和食指捏一起),掌心向前,左手垂于体侧持袈裟衣角。

第十七窟形制较特殊,洞窟地面低于洞外地面。主尊也和前面几个洞窟不同,是交脚菩萨,高15.5米,面部、双臂及背光的大部分已崩塌,腿部雕刻尚未完工。戴宝冠,身上饰璎珞、臂钏,胸前佩蛇纹饰带。开凿洞窟时应是由上而下雕刻的,或因当初第十七窟的施工规划不完善或其他原因,主尊造像体量过大,雕凿腿部时发现洞窟的高度不够,工匠们毫不犹豫地将洞窟的地面向下挖掘,终于把交脚菩萨成功地容纳到洞窟里。

第十六窟在昙曜五窟的最东端,洞窟基本形制与其他四洞一样。主尊为佛立像,高13.5米,其形象与其他四洞主尊差异较大,头部刻有波状头发,面部长圆,身上穿的不是袒右肩袈裟,而是袈裟从双肩搭下来后其衣角搭在左肘上,胸前用带子打结的形式。这种着衣形式称为“双领下垂式”或“中国式袈裟”。

公元前后佛陀像分别在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出现,此时,已有了袒右肩式和通肩式袈裟。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期,佛陀像还沿袭着这两种早期着衣形式。然而,随着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日益深化,佛陀也改穿上中国式的衣着,因此产生了所谓“中国式袈裟”。第十六窟主尊应为中国式袈裟佛陀像的早期范例之一。

从洞窟平面看,其他四洞主尊都占满整个窟内空间,而第十六窟主尊和前壁之间有较大距离,由此有学者认为第十六窟在初期开凿工程中并未完成,后来经重新改凿才得以竣工。

造型特色

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

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群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云冈石窟第20窟佛像侏儒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和奴隶。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更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位。整个洞窟俨然是一幅封建统治的图象。

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详。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价值意义

关于昙曜五窟,一般认为它们分别仿效的是北魏早期五个皇帝的形象,具体代表哪一位皇帝,学术界也有争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杭侃教授根据现场调查和文献记载认为,昙曜五窟应该是“按世俗的昭穆制排列”,但这五个洞窟的中心并不是第十八窟,反而“十九窟是五个窟中的中心窟”。他认为,因为第二十窟在开凿后不久坍塌,所以无法在其西面再开新的洞窟,不得不在东部,即第十七窟外面开第十六窟。第十九窟主尊代表开国皇帝拓跋珪,第十八窟是第二代明元帝,第二十窟代表第三代太武帝,第十七窟的交脚菩萨代表太武帝之子,尚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第十六窟为当时在位的第四代文成帝。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较为合理。

昙曜五窟诸大佛受到河北、长安、凉州等佛教先进地区造像的影响而产生。石窟寺院这种佛教艺术表现形式早在印度就已出现,凉州地区也有早于云冈的佛教石窟,比起这些石窟寺,昙曜五窟的内容简单、单纯,洞窟只是为容纳大佛而存在,高达十几米的大佛应为昙曜五窟的特点,大佛是洞窟的一切,不需其他装饰。

如第十七窟主尊那样不拘泥于细节的做法,并未让人觉得凿窟计划有疏漏,相反使我们感到北魏早期造像活动的大气和豪放。大佛巨大的躯体确实相当逼人,但大佛略带稚气的容貌却又使人感到比较亲切。这两种矛盾的感觉,可能体现了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特殊性格,即“皇帝即当今如来”。昙曜五窟的大佛既代表宗教领袖,也代表了人间统治者,并不完全是神话故事里的人物,也是具有肉身的人主,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人气味儿。

昙曜五窟反映了北魏初期特殊的佛教文化,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也分别象征具体的皇帝个人。这种特殊的佛教造像在印度或其他佛教先进地区从未出现过,昙曜五窟的开凿,揭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的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