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考利（马尔科姆·考利）

人物生平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是20世纪美国文学界一位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文学事业。尤其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迷惘一代”的活动，备受学界关注。^[1]

马尔科姆·考利189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奇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1911年，考利进入皮博迪高中，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在这里，他开始展现出自己的文学天赋。在1944年写给斯坦利·扬（Stanley Yang）的信中，他说：“在进入皮博迪高中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作家，并开始向校报投稿。”很快，他在学校的文学圈中变得越发显眼，成为了皮博迪文学社团的一员。在校期间，他共向校报投了5篇短故事、7首诗歌；他写的散文曾在学校获奖。考利在学校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多是校报的编辑或投稿人、文学社团的成员等。文学作为纽带把这群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考利的高中生活因文学而变得多姿多彩。朋友间的文学交流增加了考利对文学的兴趣，对他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哈佛大学。在哈佛上大学时，考利已经吸收了他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思想和追求。1917年，考利中断学业，像其他众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法国前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身在军队，考利也未曾放弃他的文学梦想。作为战地救护队的志愿者，他以战地的所见所闻为素材来进行创作。1919年，考利离开军队，与自由艺术家佩吉·贝尔德（Peggy Baird）结婚。在此期间，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以及现实的无助使他们决定离开美国这个伤心地，远走他乡。1920年考利从哈佛毕业，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在格林威治村为一些小杂志撰写书评。

1921年，考利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他和妻子一同来到法国，入读蒙彼利埃大学。他一方面攻读学业，一方面为美国报刊撰写书评。在法期间，他结识了很多作家、艺术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对达达主义的推崇吸引了考利，受其影响，考利的文艺思想也发生着变化。他或多或少吸收了达达主义的文学观念，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达达主义者。旅居法国的经历增强了考利对美国社会的洞察力，使他可以在文艺的前沿来反思美国本土文化。考利认为文人应以整个文学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同时文人应该一面保持自己的观点，一面关心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

在1921-1923年，考利就读于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这一流亡生涯犹如文学的一次奥德修斯之旅，以寻找梦想的精神家园。回到美国后，1929-1944年，考利作为美国自由派杂志《新共和》杂志担任编辑，成为文学书评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任职于维肯出版社。

在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际，美国的知识界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危机。1931年，他卷入到肯塔基矿工的罢工斗争中，这次事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触动。肯塔基之行之后，考利开始与左翼激进作家有了接触，认识到苏联的反法西斯作用。考利一度与左翼联系密切，甚至成为左翼阵营中的一名宿将。他在1935年出席了召开的第一次全美作家代表大会。但是，国际形势的一些急剧变化使美国作家的统一战线——美国作家联合会开始瓦解。1937年第二次全美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革命的主题已大为削弱，西班牙政局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许多美国作家退出了共产党和作家联合会。   30年代末，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和苏德协议的签订，使美国的左翼运动发生动荡与分化。这两大事件在左翼阵内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人们都感到迷茫，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起初考利还心存幻想，但现实使他动摇了，1939年他彻底转变立场，脱离左翼阵营。此后，考利决心远离政治，他离开纽约，回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乡谢尔曼，专心于自己的文学工作。40年代，考利出任维金出版社的顾问编辑，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作家选集，包括《海明威文集》、《霍桑文集》、《爱默生文集》。其中《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由考利亲自撰写序言，极大地提高了福克纳的社会知名度。福克纳能够蜚声美国文坛，主要归功于考利的大力推举。五六十年代，他还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1941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第四次全美作家大会更表明进步作家的“蜜月”正式结束。接着是五十年代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时期，迫使考利在内的一些作家把对实际政治问题的兴趣转移成为对抽象的道德问题的探讨如对人道主义、人类命运的思考等。

晚年，考利定居谢尔曼，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他中止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写作，愉快地回到了单纯而简单的文学批评中。他重新发现了阅读的乐趣，开始关注美国本土文学。考利仍热心于文学事业，他很积极地参与乡镇生活，还帮助编辑村里的报纸。在这样愉悦舒适的环境中，考利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考利是一位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深编辑，他曾经毫无保留地关心和扶持过如康拉德·艾肯、福克纳、约翰·契佛、杰克·克鲁亚克、肯·克西等许多作家。作为美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翻译家、编辑，考利的一生著作颇丰，他早年出版过诗集《蓝色的朱尼厄塔》《干燥的季节》，翻译过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但考利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学评论。其中《流放者的归来》《金山梦》《我的作家生涯》《80岁的展望》等专著，都已成为研究现当代美国文学发展和现状的重要文献考利编辑了很多作品选集。在1980年的《金山梦》（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中，他回忆了三十年代时的生活。

1989年8月29日考利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1岁。

主要作品

写作特点

生动真实

考利认为，文学史上每一代新人都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象征。文学史实际上是活动于其中的人所创造的泛文化史。所以，他的文学评论集，确切地说，他的具有独特风格、文采的文学回忆录所写的是“范围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他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浪漫而又最华而不实、纵欢寻乐的“爵士时代”，这是文学史家对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特征的概括，体验过“迷惘的一代”作家在一次大战后所共有的失望、幻灭心绪，在其后漫长的写作生活中，又目睹过从3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巨变；他也一直活跃于文坛，与不同年代出生的众多作家有广泛联系。这种种因素，使考利能以参与者的身份、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去观察20世纪美国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因而被公认是“美国知识界的故事”。他的著作内容广泛，材料翔实，见解精僻，文体生动简洁，可谓独树一帜。在他的笔下1923年的乔伊斯“是一个身材顽长、形象消瘦的人，苍白的额头高高的，戴着一付黑眼镜。薄薄的嘴唇上，皱纹累累的眼角处明显地表达出一种痛苦的神情”。考利同海明威于1923年夏在巴黎庞德的消夏小屋初次见面。年轻的海明威“目光执著，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考利生动形象的叙述令美国20世纪文学界的光彩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流放者”

即使身处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样对于一战后出现的这批“迷惘的一代”艺术家，考利与其同时代作家也持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准则。斯泰因提出了“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霍顿和爱德华则称其为“悲伤的年轻人”（the sad young man），而考利却选择了“流放者”（exile）一词。不同术语的使用展现了他们观察和阐释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不同视角。考利本人就是这批“流放者”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员，他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以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真实地再现一战后的流亡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与思想轨迹。流放，这个词的普遍解释为被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生活。而考利本身所强调的则是一种“自我流放”。这群艺术家们大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却遇到了那么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对当时主流文化的不同见解以及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使他们决定远赴欧洲，一些人聚集与巴黎左岸。事实上左岸并不代表法国文化正统，它是游离于法国主流文化之外的“异类”文化堡垒，他存在于法国境内，但自成一个小世界，和美国的格林尼治村一样，是文化反叛的基地。在那里，艺术家们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归属感，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即使他们选择了背井离乡抑或留在祖国，他们都可以被称之为精神上的“流放者”。但是，正如尘埃落定一样，事物不可能总是处于混乱状态，总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考利坚称这些“流放者”们最终必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完成他们思想上“追逐者”的使命。考利意识到虚无缥缈的“个人主义”已经彻底破产，这促使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美国社会各项价值观的重塑工作，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来找回他们灵魂上的“归属”，从而结束精神上的“流放”。在《流放者归来》的最后几章书中，他顺便提到几位早先转变过来信仰这一理想的人，如迈克·戈尔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和乔·弗里曼。考利也认识到知识分子们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而是与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和目标紧密相连，当他们选边站队最终确立自己的立场时，才发觉自己已不再是流放者，并实现了“追逐者”的自身价值。“他们有了朋友和仇敌，在社会中有了目的，这样，不管他们居住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找到了家乡。”“家乡”的深邃含义正在于此。纵观现当代美国文学，各种流派纷呈，互相包容并存，既有对外国文化的扬弃发展，但仍植根于美国的社会现实。

考利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阐述为“离别和归来”模式。这一模式虽然特别适用于“迷惘的一代”，但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却恰恰是本世纪美国文学的一个真实写照，从而真实再现了一战后美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人物影响

马尔科姆·考利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优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评论家之一。他的著作《流放者归来》堪称第一部从社会发展、历史演变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全方位对“迷惘的一代”作家进行解读的权威作品。马尔科姆·考利的整个一生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对于这些作家的评论作品也成就了其本人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譬如，在考利编辑并为之作序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于1946年出版后，考利既指出福克纳的小说结构松散等缺点，同时也指出福克纳作品的伟大意义。他认为，福克纳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即一个贯穿于《喧哗与骚动》等小说中的“福克纳的神话王国”。享有盛名的美国批评家、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对考利这个选本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在《新共和》（1946.8.12）撰文说，考利“以其前言中的明智、敏感性与谨严和编选中所表现出的机智和判断力，将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但它在现在特别有价值，也许只有它可以给福克纳的名声标志一个转折点”。从此，福克纳声名大振，直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许多年后，福克纳本人说过，“我对于马尔科姆·考利的感激之情难以言喻”。

另一件在美国文坛上传为佳话的事与被称为“城市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美国契诃夫”的小说家约翰·契佛有关。三十年代，考利在《新共和》任主编。契佛当时热爱写作，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考利鼓励契佛每天坚持写千字之内的短篇小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逐渐磨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特别善于从中产阶级日常琐碎小事中发掘题材。17岁时，契佛因吸烟被学校开除。他写了四篇短篇寄给考利。考利将其中一篇 《我破学校开除》在《新共和》 破例发表，其他三篇推荐给《纽约客》杂志。以此为转机，契佛得以成功地步入文坛。1981年其短篇小说选获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重新燃起了美国读者对短篇小说的热情。

人物评价

《纽约时报》曾称誉“马尔科姆·考利是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

人物思想

通过对考利早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的分析，考利的文艺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文学源于生活，又不同于生活。文学是对现实的艺术性加工，并且通过影响读者来发挥社会性功能。二、作家不能脱离社会，沉溺于个人的艺术世界里，无法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三、作家应始终保留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受任何团体或组织机构的束缚，文学创作不能沦为政治性工具。四、考利强调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持谨慎态度。五、评论家的职责是对那些新出现的或是被误解的作品，进行客观公正地评论，以使读者能够对作品形成正确的认识。

艺术

美国的格林威治村是青年艺术家的聚居地，这里俨然一个缩小版的巴黎左岸。众多特异的思想家、艺术家们聚集于此，考利也一度在这里生活和创作。格林威治村特殊的环境和氛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 20年代，美国文学界出现了一道奇观，众多作家诗人先后离开美国，自动流放到了法国巴黎，考利也是其中一员。巴黎那异于美国的文学氛围对这些“流放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旅法经历对考利的文学事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流放归来之后，考利不自觉地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展示了青年人的活动和思想。

透过考利此间的书评，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想法：首先，对于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考利有自己独特的体认。他把作家和诗人看做是个体匠人的团体，每个人奉献了自己特殊的天赋才能，都致力于共同的文学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基于改变过去文化的积淀物的努力。其次，考利对20年代早期美国的文学发展趋势不满。他批评了现代写作中存在的青少年式的浪漫主义，部分作家沉醉于个人敏感而不愿面对现实世界。其实考利本人也是从这种幻灭的情绪中挣扎出来的。

再次，考利并不赞同现代艺术中的实验主义趋势，他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应当借鉴其他作家的经验，吸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诗歌不是独立灵感的结果，囿于个人的艺术世界，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是无法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他说：“和从前辈那里学习一样，诗人们也应从当代艺术家那里获取经验。”考利的观点，使他区别于很多同辈作家。多数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时，都会自觉地阅读前人的作品，以期从中获得符合自己期待视野的部分，但较少有人会注意到同时代的作家朋友们。而考利则特别提到了与同辈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应该走出狭窄的个人世界，在前辈的指引和同辈的交流中不断进步，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艺术家们不应沉浸于浪漫的理想，或愤愤于残酷的现实，而应沉下心来，仔细打量周遭的世界，以艺术家的敏锐双眼去发现适合自己的艺术材料，创作出符合自身艺术特质的作品。总的来说，考利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作品不是作家个人的产物，作家还应当从前辈及同时代的作家那里吸取有益的经验。

由于繁忙的工作，考利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这使他感到很烦恼，“他害怕自己的文学天份被浪费，害怕陷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目前的这种生活状况使考利产生了各种消极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如果继续生活在这个不适宜的社会里，被禁锢在固定的准则里，并被切断与乡村的联系，那么他的智力和情感资源将会很快枯竭。很显然，必须改变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才能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此时的法国正好具备了理想的条件，它是年轻艺术家们向往的天堂。幸运的是，考利在友人的帮助下获得了可以去法国留学的美国战地服务奖学金。值此大好机会，他终于可以去法国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摆脱美国的生活环境。

考利在法国古典主义者布瓦洛那里发现了很多符合自己的文学想法的东西，他甚至感觉自己与布瓦洛时期的作家在性情和美学上是相投合的。布瓦洛最主要的文艺思想包括两点：一是理性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他所谓的理性指的是常识和天性，这些是普遍的、自然的。二是摹仿自然的原则。布瓦洛追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首先，布瓦洛对理性的重视契合了考利的思想，文学创作应当受到理性的控制，必须符合常识和人类的天性。另外，布瓦洛提倡的摹仿自然原则，则对应于考利信奉的艺术源于现实的原则，即文学作品都来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考利对此更为深入的认识是艺术源于生活，又不同于生活。因为艺术作品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仿，而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布瓦洛还提倡文艺创作以古人为榜样，这也正是考利所赞同的，文学创作要借鉴前人的经验。在布瓦洛的作品的刺激下，考利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当代美学的调查研究，他的观察反映了一个年轻评论家在寻找文学焦点时的不确定性。

反观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主张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甚至作家的创作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现代主义提倡的是从人类的心理出发，表现人类在现实生活的压抑下的心态的变化。所以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扭曲的，故事情节是荒诞的，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现代主义的这些特征并不符合考利的文学期待，他无法接受脱离现实的现代主义作品。所以，考利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在面对众多现代形式、多样的美学理论和具有高度组织框架性的文学景观时，他试图在现代主义迷宫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在法国古典主义的美学设想下，他发现一个合宜的批评视角来判断现代性。考利在现代主义中所珍视的部分，清楚地说明了古典理想的不足。他通过观察，发现艺术不仅源于宗教，甚至艺术已趋向于代替宗教。并且，现代艺术家是在被信仰救赎，在他自己和他的艺术中都是如此。考利对文学道德和美学的研究带有宗教性特征，而对于自己早期所追随的象征主义美学，他感到愈发地不安。他设想批评的一个任务是在艺术家和观众间，在当代艺术和历史传统间进行思考，公众和艺术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考利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天真的、不成熟的，最典型的是他倾向于从浪漫主义的反面来定义自己的古典理想。处于世界艺术前沿的法国，汇聚了各路不同的文学流派和艺术家。在此种背景下，考利受到不同文学观念的冲击，尤其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达达主义闯入了他的古典主义世界。这导致考利的文学思想有些混乱：一方面他感觉自己的文学品味和信念有些异于他人；另一方面他对现代主义准则表现出不适感。周围人对先锋派的迷恋，使他更固执于保卫自己的文学兴趣和美学见解。凭借对先锋派文学的深入体悟，考利不认同形式主义美学，反对现代写作中的形式主义实验。这样，考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信念：文学应当以人类为关注点，注重人的问题；同时还应使用传统的艺术习惯来和公众交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考利认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应放弃那个“逃回过去”的梦，大家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并学会发现自然和社会的美。为了寻找定义文学和人类生活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他又回到了古典主义的原则。

在自序中，考利分别就艺术和宣传的区别、艺术的作用及艺术家是否该参加阶级斗争等问题表明了立场。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想象、形象、信任、真理和美、永恒，是一切被艺术家称为“好”的东西；宣传则是暴力、误导、机巧、庸俗、虚伪和丑陋，一切被称为“恶”的东西。人们为艺术而欢呼，随宣传而沉沦。在考利看来，二者的差异其实不是观念性的，也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活动，即如何对待事物表象下的一切。如果你对它们视而不见或歪曲否定，这就是宣传。若你选择认真对待它们，并试着融入它们，这就是艺术。考利的解释是对辛克莱所谓的“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进行的有力反驳。对于艺术家是否应该参与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考利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人这个个体，他们无法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斗争；但具体到不同的作家时，他们有做出不同选择的自由。当谈到美国青年的放逐行动时，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流放，与俄苏流放者不同。美国流放者所经历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放，而非肉体上的折磨，即一种“象征性的创伤”。

“金山之梦”

《金山之梦》出版于1980年，是考利晚年撰写的文学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他原计划是作为《流放者归来》的续作来写，但在写作中改变了思路，最终成型的书成了对混乱、挣扎和梦想的叙述。本书不同于考利之前所写的回忆性作品，它描述的是和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考利以共产党同路人的姿态，撰写此书。他在本书中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接受暴力推翻美国政权的想法？二、为什么他们期望无产阶级独裁的？考利认为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是宗教性的，它为困境中的美国人提供了现代社会中已丧失了的同志友谊和道德标准。他在书中叙述了新政、矿工罢工、越战老兵游行等那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并在叙述中穿插进自己的生活。

《金山之梦》分为三个部分，二十六个小章节。第一大部分描述了考利对处于萧条头两年中的苦难的、迷惑的美国人的同情。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不小的波折。在书的中间部分，考利向人们表明在选举罗斯福的岁月中，在美国所遭受的的痛苦、暴力的经历怎样影响他和美国左翼中的其他知识分子。他亲眼目睹了越战老兵的绝望，参加了国家饥饿游行，观察到银行倒闭怎样加深了人们的绝望。所有这些事件，似乎都是美国系统不能生存的依据，所以左翼知识分子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系统处于最糟糕的状况之时，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加入了约翰·里德俱乐部，献身于创造能传播革命思想的艺术中。最后一部分展现了人们在共同的“人民阵线”下一起反对法西斯的努力。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探索新的出路，此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出路，于是知识界出现了普遍“左转”的趋势。身处时代大潮中的考利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开始逐渐认同左翼人士的观点，参与他们的活动。他希望作家们能团结起来，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化解经济危机而贡献一份力量。但在此过程中，他仍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愿完全受制于共产党，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考利的一生见证了美国的萧条和繁荣，那是一段充满波折的历程。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考利却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学领地，辛勤地耕耘。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从不受外界因素的束缚和制约。考利的众多作品都是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社会和文学现状的生动记录，成为研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的宝贵资料。

在广阔的政治背景下，考利一直是个富于同情心的超然的观察者。本书的主题即对文化危机的理想且积极的回应。美国社会，世界上所有的商业社会都发生萧条而面临破败。通过放弃他们的中产阶级身份，“参加到一支理想化大军中的工人行列中去，这样，他们也许可能有助于推翻‘这个制度’，并有可能与同志们肩并肩地走出不公正和不合逻辑的境地，从而进入金山之中。”在这里，“金山”代表了理想的社会主义未来。当美国处于萧条中时，考利和其他很多作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种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共产主义似乎是唯一的希望。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金山梦”也逐渐褪色直至破碎。考利知道，这种极高的幻想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永存，但共产主义至少提供了进入新生活的可能。

在“金山梦”破碎后，考利决心远离政治，只专注于自己的文学事业，于是他献身于美国过去和当代文学的记录工作。通过大量的批评实践后，他越发确信自己的文学记事者和历史家的身份。对于文学作品，考利有自己的喜好：一、他喜欢在主题上对传统形式的使用，喜欢作家诚实地表现传承下来的写作技艺，而不需要作家私人情感的展现。二、考利欣赏文学作品材料的原创性和个人品味，看不惯一味地追求技巧的创新。作为批评家，应当相信艺术是有历史的，能进步的，而且艺术家和公众是相互作用的。考利一直倾向于从批评的距离来观察、见证和记录他人的文学变化，而不是过多地参与或去适应他人的生活。

“迷惘的一代”

在对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的研究中，尤其是对“迷惘的一代”的研究中，考利的观点一直都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考利本身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一份子，但是他却可以较为可观地思考和分析了美国社会这一特殊的现象。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谈到：“对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这个词很有用，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词来表达他们的不安之感，他们感到战后的年轻人的人生观以他们自己不同。现在他们用不着不安了：当年年轻人阅读冒犯社会道德准则或文学传统习俗的最新言论，只要说一声”那是迷惘的一代“就行了。然而这个词对年轻人也很有用。他们是在迅速变化的时期里长大并进入大学的，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时间本身似乎比阶级的影响或地域的影响更为重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步口号能宣告他们与老一辈作家的隔绝之感，与同辈作家的亲切之情。这个口号中的名词比形容词更为重要。他们可能惘然不知所终，可是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冒险经历，形成了共同的观点，从而有可能把他们说成是一代人”。在他看来，“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或传统都失却维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适应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战后的那种生活，是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带刺激性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试图过流放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旧的道德准则，并因为他们对社会和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在“迷惘的一代”作家对美国感到失望以后，大多数的他们纷纷离开格林威治，在法国巴黎聚集起来，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有“战争幻灭说”和“文化朝圣说”两种说法。而考利将这群人称为“流放者”。这些人去巴黎是为了追求艺术理想，出于对法国的崇拜。对于美国而言，法国的文化环境较为宽松，因此，吸引了众多美国作家。在这次颇具规模的“流放”行为发生之前，有作家已经先行到了法国。不管怎么说，以上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又不够全面。虞建华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中这样解释道：“流放是一种象征行为。20年代是个从既定的社会准则向尚未产生的社会准则过渡的特殊时期，年轻的文化反叛者需要作出明确表示。他们宣布与传统一刀两断，又须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宣言’。在行为上也走向美德的对面，建立另一种生活作风和道德原则。即使未出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感到与社会文化气候格格不入。出走不仅从地理上，也从心理上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拉开距离，使流放者可站在圈子外对主流文化进行观察批评。流放是主动作为‘局外人’与‘圈内人’进行对话的文化姿态，他们的象征行为起到了新文化旗帜的作用。”这种解释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此问题，考利也做过解释：

作家在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俗气的领域内无法找到一个寄托灵魂之所，他们就试验各种各样暂时能满足自己道义和心理上需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总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总是不公开的。文人渴望摆脱中产阶级美国的伪善与压抑，渴望走发挥创造力和自我表现的道路。不管这条路通向哪里。因此，他们成了流亡者，他们不但离开美国，也离开对他们宝贵的个性造成威胁的团体和阶级。

作为“流亡者”的一员，考利的现身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确实，处在那个特殊时期的青年人厌倦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渴望到异国他乡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在他们眼中，法国具备理想的艺术氛围。因此，考利等人并不是被动流放，而是主动去寻找“精神家园”的。他相信法国能为他提供进行文学工作的足够机会，并能发展他的天赋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