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玺（帝王的传国玉玺）

皇权标志

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具有征信作用的皇帝宝玺，尤其是国宝，则是这种最高权力的标志。清朝政权作为中国封建制度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的政权，曾大量吸收了历代统治方略的精华，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综观清代国宝制度，既有满族统治的特点，也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前者如御宝宝文中增加了满文，后者如御宝数目及宝文内容等。清代国宝制度从肇始、确立到消亡，也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过程。

清代的国宝始制于满洲入关以前。努尔哈赤时期只有一方“天命金国汗之印”，皇太极天聪年间也是一方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至1636年皇太极国号改“大清”，改元“崇德”时，见于记载的国宝起码有“皇帝之宝”等五种（见皇太极国宝五种），此时清代国宝已初具规模。

顺治元年（1644），清室定鼎燕京（今北京），清朝许多国宝应是在这一时期创制的，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修成，其中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至雍正五年（1727）重修《钦定大清会典》时，所载的国宝数目及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知康熙至雍正年间清代国宝制度相对稳定，为乾隆皇帝重新厘定国宝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认为皇帝治理天下，应充分重视国宝的征信作用，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对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标志的国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十一年（1746），针对过去对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

乾隆厘定二十五宝之后，剩下的十四方御宝中，有四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其余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1]这十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改刻为“制诰之宝”，改刻原因则史载不详。

另外，在故宫藏品中，有四方檀香木交龙纽宝玺，皆汉文篆书，制作的年代当在光绪末宣统初年，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以上诸宝的文件。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这些御宝也就被束之高阁了。故将其列入清代国宝的范围。

宝玺

独领朝纲

“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这是乾隆皇帝对皇帝宝玺内容的基本看法，实际上，也是所有皇帝宝玺在择取印文时要考虑到的。清代皇帝在选择闲章印文时，都力求充分体现其为政思想，尽管这类闲章在全部皇帝宝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览之后，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清朝皇帝施政方略的某些痕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敬天法祖的思想意识。清代每位皇帝都有表示敬天法祖的玺印，如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雍正帝的“敬天尊祖”玺、乾隆帝的“敬天法祖之宝”。“敬天”，就是要用君权神授的理论证明其统治的合理与神圣，“法祖”则维护了其统治的严肃性和合法性，以法祖为名，推行自己的政策，减少了用人行政方面的诸多阻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统治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通过对敬天法祖思想的提倡，可以增强满族的民族凝聚力，进而维护其民族的独特传统和纯洁性。

二是勤政爱民的治世方略。清帝对勤政爱民极为重视，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清帝将勤政提升到祖制家法的高度，勤政已经成为其施政特征之一，也是构成清朝皇帝集体性格的重要方面。他们的宝玺中经常出现“朝乾夕惕”、“兢兢业业”等反映勤政的内容。同样，民为邦本，爱民如子的思想在清代也得到较好的体现和实践，清帝对如何勤民、爱民、养民、恤民多有论述，而“敬天勤民”、 “育德勤民”等宝玺正与这些言行相呼应。

三是中道政治的施政方针。为保持统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清帝必须调和随时可能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把握好政策的力度，自觉运用能为汉民族普遍接受的理论学说作为统治依据，其中儒家的中庸学说被广泛采用，提出了“宽猛相济”的“中道政治”策略。在清帝闲章中，有不少印文就是依此衍化而来的，如“中得天地心”、“和顺积中”等，反映出清代诸帝对“中道政治”施政方针的重视和推崇。

此外，还有一些玺印反映出清代特殊时期朝政的状况，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的“归政仍训政”、“敕几训政”等玺以及咸丰帝的“御赏”和“同道堂”玺。 “归政仍训政”正是乾隆帝禅位嘉庆帝后归政不放权，仍独揽朝纲的真实反映。咸丰帝于热河去世前，将“御赏”和“同道堂”玺分赐孝贞皇后和同治帝，规定二玺为辅政期间下达圣谕的信符。这两方咸丰皇帝的普通小玺后来被慈禧所掌控，成为她专权的工具。

檀香木异兽纽“育德勤民”玺

“育德勤民”玺，清康熙，檀香木质，异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6.2cm。附系黄色绶带。

寿山石海水行龙纽“雍正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雍正敕命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海水行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4cm见方，通高11.5cm，纽高6cm。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奉旨：镌‘雍正敕命之宝’。钦此。于二月二十四日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镌‘雍正敕命之宝’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

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

“雍正尊亲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卧象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8cm见方，通高9.7cm，纽高6.2cm。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怡亲王交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奉旨：镌‘雍正尊亲之宝’。钦此。本日郎中保德交袁景邵、滕继祖各篆字样二张，呈怡亲王看。王谕：准袁景邵篆的三行样式，但笔画掩草，收拾好再照样镌刻。遵此。于九月十四日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镌刻‘雍正尊亲之宝’完，怡亲王呈进。

寿山石

鼍

龙纽“敬天尊祖”玺全形之一

“敬天尊祖”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鼍龙纽方形玺，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5cm。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奉旨：镌‘敬天尊祖’。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镌‘敬天尊祖’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据此，知此宝刻于雍正元年。

此宝是雍正帝早期重要宝玺之一，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寿山石飞熊纽“朝乾夕惕”玺

全形之一

“朝乾夕惕”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飞熊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7cm，纽高4cm。

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奉旨：飞熊钮图书镌‘朝乾夕惕’钦此。于三月十三日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镌‘朝乾夕惕’四字……怡亲王呈进。”该宝是反映雍正帝勤政思想的重要文物，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此宝之飞熊纽雕刻精细，为清早期印纽雕刻之代表作品。

寿山石双螭玦纽“兢兢业业”玺

“兢兢业业”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螭玦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4.3cm，长9.4cm，通高4.5cm，纽高1.8cm。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奉旨：两边磨去些，镌‘兢兢业业’。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镌‘兢兢业业’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该玺为雍正帝自励自勉之作。

寿山石双兽纽“亲贤爱民”玺

全形之一

“亲贤爱民”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5cm。

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奉旨：镌‘亲贤爱民’，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镌‘亲贤爱民’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此宝为雍正帝御极后的自箴之作。

寿山石螭纽“乾隆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乾隆敕命之宝”，清乾隆，寿山石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3cm见方，通高13.4cm，纽高5cm。

此宝应专钤于乾隆帝发布的敕书之上，其地位与“二十五宝”之中的“敕命之宝”同，为乾隆帝诸宝玺中规格较高者。

白玉交龙纽“敬天勤民”玺

“敬天勤民”玺，清乾隆，白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6cm。附系黄色绶带。

玺四周刻乾隆帝御制《敬天勤民宝四言诗》。

寿山石卧兽纽“所宝惟贤”玺

“所宝惟贤”玺，清乾隆，寿山石质，卧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4.5cm，纽高1.9cm。

此玺与“乾隆御笔”、“德日新”为一组，相配使用，钤诸御笔书画之上。

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以明其求贤若渴，绥远抚近之心迹。

青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玺

“归政仍训政”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3cm见方，通高5.6cm，纽高2.7cm。附系黄色绶带。

寿山石随形纽“嘉庆尊亲之宝”钤本

“嘉庆尊亲之宝”，清嘉庆，寿山石质，随形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7cm长，9.3cm宽，通高17.8cm。

“尊亲之宝”一般在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制作，为上尊谥或徽号而用。此方“嘉庆尊亲之宝”在嘉庆初年的乾隆帝裕陵的神道碑上已经使用，是嘉庆帝宝玺中制作较早的一方。

此宝的雕制至少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乙亥年）由内府御用工匠完成，以为祝寿之用，至嘉庆初年又刻上现在的印文，因此此宝表现了乾隆年间宫廷寿山石雕刻水平。

昌化石雕云龙“惟几惟康”玺钤本

“惟几惟康”玺，清嘉庆，昌化石质，随形雕云龙方形玺，汉文篆书。面7.1cm见方，通高14cm。

嘉庆以“惟几惟康”为治世之要道，故刻之于玺，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

青玉云龙纽“传心基命”玺钤本

“传心基命”玺，清嘉庆，青玉质，云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7.3cm，纽高3.1cm。

青玉瑞兽纽“保泰持盈”玺

“保泰持盈”玺，清嘉庆，青玉质，瑞兽纽葫芦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4cm，长4.1cm，通高3.1cm，纽高1.9cm。

寿山石雕云龙“政贵有恒”玺

“政贵有恒”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通体雕云龙纹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6cm见方，通高9.9cm。

寿山石雕灵芝葡萄“恭俭惟德”玺

全形之一

“恭俭惟德”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随形雕灵芝葡萄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9.5cm。

此玺是反映道光帝节俭思想的重要实物。

水晶连环桥纽“同治尊亲之宝”

“同治尊亲之宝”，清同治，水晶质，连环桥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8cm见方，通高5.2cm，纽高2cm。

同治帝宝玺。此宝用一块水晶雕制，尤其是桥纽及连环，雕刻难度很大，不易成型，故十分难得。此宝曾钤于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行乐图》以及咸丰帝定陵神道碑之上。

“同道堂”与“御赏”二玺

“同道堂、御赏”玺，清咸丰，二方一组，共装于一黑漆盒内。其中“同道堂”玺，青田石质，光素，篆书。面2cm见方，通高8cm。“御赏”玺，田黄石质，光素，篆书。面宽1cm，长2cm，通高5cm。

两玺原是咸丰帝奕詝所用的闲章。

二玺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始，约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结束，是晚清政治的见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怀抱古今

印章虽小，但约千言于数字，缩寻丈于径寸，诚可谓尽乎碑版铭勋赋诗乐志之胜。皇帝闲章亦不例外，尤其是嘉言诗词玺，多凭借诗词文句表达其个人的胸襟怀抱，优美的文辞，加之篆刻家的细心经营和巧妙雕琢，在方寸之间，呈现出典雅的意境和风神。

清帝闲章印文择取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取自儒家经典。清代皇帝深知要统治人数比本民族多得多，文化积淀更为深厚，社会发展又处于先进地位的汉民族，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有极为透彻的了解，知彼知己，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定。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利用儒家礼制塑造自己。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儒家经典和理学是相当熟悉的，许多印文就直接或间接出自这些典籍。如出自《论语》的有“为君难”等；出自《尚书》的有“万国咸宁”、“惟精惟一”等。所有这些玺文都与修身养性、治国安民有关，代表了他们对古代文化经典奥义宏纲的理解，这是他们自觉学习的结果。二是择自古代名篇佳句，如“心清闻妙香”择自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还有一些印文择自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许浑等的诗句，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恐怕是不会产生这一现象的。三是选自皇帝自己的御制诗句，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清代皇帝常于万几之暇，读书研史，鉴赏吟咏，以琴棋书画自娱。这在他们的闲章中表现很明显。如写字作画的有“××宸翰”、“××御笔”，描绘自然中物象的有“平生知己是梅花”，此外，调琴鼓瑟、吟诗读书等也有闲章表现。

由于皇帝的闲章多是根据他们的旨意而作，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落入印文，借以抒发一己之心性，即便是内外臣工的进献，也都揣摩上意，因此，综合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印文中所反映出的皇帝鲜明的个性特点。雍正帝“为君难”的玺文，反映出在经历了惨烈的皇权斗争之后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印文反映皇帝性格最充分者莫过于乾隆帝，他一生所刻印章在千方以上，其中诸如“古稀天子之宝”、“十全老人之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多记述他一生的功业，这种具有记事纪盛功能的玺印在他的宝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凸显出他喜欢张扬炫耀自我的性格特点。而“即事多所欣”、 “心愿符初”等更是乾隆帝创造盛世之后那种志得意满、沾沾自喜心态的真实写照。闲章为考察皇帝的性格、情趣、思想和生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寿山石雕夔龙瓦纽“雍正御笔之宝”

全形之一

“雍正御笔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雕夔龙瓦纽，汉文篆书。面13.2cm见方，通高15cm，纽高6.5cm。

此宝体量硕大，瓦纽上雕出没于云间的九条夔龙，形态各异，宝周边浅浮雕博古夔龙纹饰，古朴典雅，做工精细，为典型的清早期寿山石雕作品。为雍正宝玺中的重器。

寿山石云龙纽“雍正宸翰”玺

“雍正宸翰”玺，清雍正，寿山石质，云龙纽，汉文篆书。面6.2cm见方，通高7cm，纽高4.5cm。

此宝纽雕云如流水，行龙出没云端，飘逸生动。此宝经常与“朝乾夕惕”或“亲贤爱民”相配，钤于雍正帝御笔书画之上，印迹至今多有留存。

寿山石狮纽“圆明主人”玺

“圆明主人”玺，清雍正，寿山石质，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8cm见方，通高7.7cm，纽高3cm。

该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大致刻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因是年康熙帝把畅春园北赐给皇四子胤禛，并“赐以园额曰‘圆明 ’”，此后雍正便以“圆明主人”自居。此玺曾钤于《御选语录》之《御制总序》及《御制序》后。

寿山石“破尘居士”玺

“破尘居士”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光素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7cm见方，通高2.7 cm。

此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此玺与“雍亲王宝”相配使用，钤于御笔书法之上。此玺雍正帝即位后便不再使用。

寿山石雕山水人物“万国咸宁”玺

“万国咸宁”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人物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3cm见方，通高7cm。

昌化石雕荷塘小景“乾隆宸翰”玺全形之一

“乾隆宸翰”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荷塘小景方形玺，汉文篆书。面8.4cm见方，通高15.2cm。

此玺用昌化鸡血石刻治，印石鸡血虽然不多，只丝丝缕缕散布于顶端，但质地却极温润，近似于牛角冻。尤其是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不同的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使之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是乾隆帝宝玺中雕制最为精美者之一。该印本为文人印章。

田黄石“信天主人”玺

“信天主人”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长方形玺，汉文篆书，玺文两边围二升龙图案。面宽2.5cm，长3.2cm，通高5.5cm。

田黄石子母狮纽“乾隆御笔”玺

“乾隆御笔”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子母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7cm见方，通高6.2cm，纽高3.5cm。

此宝与“所宝惟贤”、“德日新”为一组配合使用，是乾隆帝宝玺中钤用较多的一方。如著名的“三希堂”匾上就钤有此玺。

昌化石质“惟精惟一”玺

全形之一

“惟精惟一”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苏轼《赤壁赋》文意，汉文篆书。面6.9cm见方，通高11.9cm。贴黄签一，上墨书“惟精惟一御宝一方”。

此玺与“乾隆宸翰”相配，钤诸御笔书画之上。

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

“古稀天子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9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5.2cm。

此玺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年乾隆七十万寿。

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

“八徵耄念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1cm，纽高5。4cm。附系黄色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