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唐代韩愈的七言律诗）

作品赏析

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此诗虽追步杜甫，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得杜甫七律之神，但又有新创，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全诗叙事、写景、抒情熔为一炉，诗味浓郁，诗意醇厚。^[3]

创作背景

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府法门寺真身塔中将所谓的释迦文佛的一节指骨迎入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要官民敬香礼拜。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看到这种信佛行为，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阻止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五十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两年后又遭此难，情绪十分低落，满心委屈、愤慨、悲伤。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所以他写下这首诗。^[4][1]

作品评价

曾季狸：韩退之“雪拥蓝关”，“马不前”三字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艇斋诗话》）

金圣叹：一二不对也，然为“朝”字与“夕”字对，“奏”字与“贬”字对，“一封”、“九重”字与“八千”字对，“天”字与“潮州”、“路”字对，于是诵之，遂觉极其激昂。谁谓先生起衰之功止在散行文字!才奏便贬，才贬便行，急承三四一联，老臣之诚悃，大臣之丰裁，千载如今日。五六非写秦岭云、蓝关雪也，一句回顾，一句前瞻，险如逼出“瘴江边”三字。盖君子诚幸而死得其所，即刻刻是死所，收骨江边，正复快语。安有谏迎佛骨韩文公肯作“家何在”妇人之声哉！（《贯华堂批唐才子诗》）

何焯：安溪云：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结句即是不肯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之意，非怨怼，亦非悲伤也。（《义门读书记》）

李光地：《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诗配之。（《榕村诗选》）

汪森：情极凄感，不长忠爱，此种诗何减《风》、《骚》遗意？（《韩柳诗选》）

纪昀：语极凄切，却不衰飒。三四月是一篇之骨，末二句即收缴此意。（《瀛奎律髓汇评》）

王寿昌：怨诗如“冉冉孤生竹”，比之《绿衣》，似不减其敦厚。尤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李义山之“曾共山翁把酒时……”（《九日》），皆能寓悲凉于蕴藉。然不如韩昌黎之“一封朝奏九重天……”，虽不无怨意，而终无怨辞，所以为有德之言也。（《小清华园诗谈》）

朱宝莹：宪宗迎佛骨入内，昌黎上表切谏，宪宗怒，贬昌黎为潮州刺史。发句即本此。颔联上句承发句上句，言谏迎佛骨也；下句承发句下句，言贬潮州也。颈联切途中，分写景，情兼者也。落句对湘语。（品）雄健。（《诗式》）

程学恂：时未离秦境，而语已及此，其感深矣（末句下）。（《韩诗臆说》）

吴北江：大气盘旋，以文章之法行之，然已开宋诗一派矣。（《唐宋诗举要》引）

俞陛云：昌黎文章气节震铄有唐，即以此诗论，义烈之气，掷地有声，唐贤集中所绝无仅有。（《诗境浅说》）^[5]

作者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因论事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生著述颇丰，文学造诣极高，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写作极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进学解》、《顺宗实录》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