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解》有清康熙年间刻《朱子三书》本、清乾隆元年李清植刻嘉庆六年补印《李文贞公全集》本、光绪年间《重刊道藏辑要》本等。

基本内容

南宋学者朱熹撰。《通书》本是周敦颐的主要著作，通论《易》经大旨，而不系于经，其言极简，全书四十章，二千八百三十二字。所以，初学者阅读很难把握其要旨。朱熹早年读此书时，“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通书后记》）。有鉴于此，朱熹经过考订编定了《通书》，并为之作注。

朱熹对《通书》的疏解，在文字章句上较为平实，但对此书的思想观点的把握，未必符合周敦颐的原意。朱熹实际通过注释，阐发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朱熹在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时说：“言乾道之元，万物所取，以为始者，乃实理流出，以赋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图之阳动也”。将“理”与“乾元”挂起钩来，把它当作世界的本体。又如《通书》第二十二章“理性命”，朱熹在第一节下注曰：“此言理也。阳明阴晦，非人心太极之至灵，敦能明之”。后人沿袭朱说，以为“此篇言理为心之太极”。其实，各章的标题本来就是朱熹编订时所加，周敦颐在此章并没有提到“理”字。而且周敦颐并没有提出“理”的范畴。《通书》其它地方谈到“理”，均作条理解。二程曾明确地表示，“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显然也不是从周敦颐那儿得来的。朱熹硬给周敦颐的思想贴上“理”的标签，不过是要为其理学观点制造理论根据、套上一个神圣的光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