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村,原本是一个小渔村,但从明朝开始成为海上贸易的海口。青岛山有泉水,在今青岛39中处汇集成水潭再由山上流下形成青岛河,曲折而下,流入黄海的青岛湾。青岛河入海口,依山傍海沿河有一个小渔村,叫青岛村。

历史沿革

青岛村为青岛市的起源。

现代沿海港口建码头多要修“防坡堤”以避风浪,青岛河入海口恰恰有一个岛屿——小青岛,成了天然的防坡堤,这使得青岛村有建港的条件。自元代定都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粮食及其它物资由南方运往北方,因陆上运输时间长,运价贵,于是海上运输日趋增多。青岛村处于南北海上航运的必经之处,时有船舶在这里避风浪或加淡水、添食物。

明代,沿海因倭寇作乱,劫掠船只,杀害船民,还登陆掠地烧杀,抢夺财物。明朝政府一度施行“禁海”,不准海上航行。青岛村属即墨县,“地瘠民贫”,百姓生活贫苦,多以地瓜干为主食,俗称“即墨地瓜干”,施行“海禁”不准海运后断了一条生路,生活更是困难。

青岛口

许铤,号静峰,天津武清人,进士出身。明万历六年(1578年)任即墨县令。他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地方官,为即墨百姓的贫困而焦虑。当时胶州湾畔女姑口的牛稼等人不顾“海禁”偷偷进行海运,到江苏淮安等地从事贸易,使得生活颇为优越。许铤听说后不以为是犯法,反而经过思考后给明廷上了一道奏折,要求开放海禁,为沿海百姓开一条生路。明廷谕准了许铤的请奏,在即墨县沿海将三个渔村开放为海运港口,其中之一就是青岛村。从此,青岛由一个小小的渔村成为了海运港口,称“青岛口”。

青岛作为港口有优越的条件:它背山、傍河,有小青岛作天然屏障,大的海船在涨潮时可逆河而入,河岸于是成为顺岸式码头。

青岛口西边的天妃宫(又称“天后宫”)也说明了当时的青岛是海上贸易港口。明代的“天妃”,相传是宋代福建莆田人,父亲是都巡检的武官。相传“天妃”姓林,名熙娘,她圆寂后,民间传说在海上航行的船员、渔民凡遇到危难时,祈求于她便会化险为夷。宋末她被封为“夫人”,明代被封为“天妃”,到了清代又晋封为“天后”,民间也称之为“海神娘娘”,闽南、台湾称为“妈祖”。

最早崇奉“天妃”的,是在福建一带,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以后逐渐南至广东,北至山东。青岛口建了天妃宫并扩建了几次,也证明了明代中期的青岛村已经不仅是“小渔村”了。青岛附近的金家口、女姑口、塔埠头都有天后宫,而这些地方都是海运港口。

清代,青岛口进一步繁荣,“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在山东设海关,称“(山)东海关”,盛宣怀任海关道(关长);同治四年(1865年)在青岛设东海关分关。青岛口的居民,不再以渔民为主,居民多改从事海运、商贸。这一次,天后宫又进行了一次扩建,这次扩建中建了戏楼。从现存的《募建戏楼碑记》中看到,捐款的有商店、有船主。这时的青岛口已形成小的市镇,“碑记”中记为“开埠”,即商埠的意思。

仅仅过了年,天后宫又一次扩建,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修庙碑记中写有:“盖闻天后以孝成神,以慈爱民,仁护爱国,泽洽波臣。而旅客商人云集于此者,尤赖其鸿波不扬……墨邑(按:即墨)青岛口,旧有天后行宫以妥其灵……”

同治四年的碑记中说:“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同治十三年的碑记中又说:“旅客商人云集于此”,说的都是当时青岛“旅客商人云集”。这即是清同治年间的青岛村———青岛口。

青岛镇

明代即墨开放三个经贸海口,依其规模是金家口、女姑口、青岛口。到了清代,青岛口已超越女姑口。女姑口的优势是地理位置上距即墨县城近,而青岛口的优势是在胶州湾外、黄海之滨,“地扼南北海上交通要冲”。清代仍然定都北京,“南粮北运”依然进行,青岛口不必进胶州湾,从海运角度比金家口也有优势。

同治年间的青岛,除仍有渔民、农民外,“旅客商人云集”,有商店、作坊,除经营海运的船主以外,还有为航运服务的搬运工人。青岛已从小渔村、海口发展成为小市镇。

1848年英国侵占香港开始,列强竞相入侵中国,英国人编的《海道图说》中已有青岛,称之为“镇”。光绪期间,俄、日、德等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青岛”,“以青岛为军舰停泊港”……虽然清政府没有答应,俄国军舰还是来了,还在青岛建了简易码头。

青岛镇的真正形成是1891年,如今青岛也以这一年为青岛建置之年。

1891年6月,清政府决定将登州镇总兵衙门由登州(今蓬莱)移置青岛口,总兵章高元。1892年总兵衙门在青岛建成,它位于青岛河入海口,青岛镇与天后宫之间。建筑规模很大,中轴前后三进,左右有跨院,比中等规模的县衙要大,相当于一般的府衙。在青岛镇西建了栈桥,是青岛第一个人工码头。青岛港以1892年栈桥建成之时为青岛建港之时。在青岛镇东建了炮兵营、嵩武营的营房。

随着人口的增多,在原青岛镇北面开拓了新的居民区,称做“上青岛”。这时青岛镇是军港、商港、渔港,已没有农民了。这时还先后建了电报房、邮局。

做为港口的青岛,航运方面北至牛庄(今辽宁营口)、安东、朝鲜半岛仁川,南至海州(今连云港)、宁波、福州。有即墨及山东其它县的商人在青岛经商,其中即墨黄氏为“大族”,“按巨金来设铺营商”。到1895年青岛镇已有商铺49家。

过年的时候,“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兆姑(亦写:肘鼓,今称茂腔)、梆柳(今称柳腔)、秧歌(指胶州秧歌)、江湖把式无所没有。

总兵衙门及四营军队在带动港口经济、发展青岛市镇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胡存约清末居于青岛经商,在青岛曾任中华商公局董事,他写有一本《海云堂随记》,其中记载了丁酉(1897年)“三月十四日,晚,商董首事集议本口,禀商铺数目,计:车马旅店9,洪炉1,成衣、估衣、剃发3,油坊、磨坊、染坊6,杂货、竹席、瓷器店铺7,药铺2,当铺1,织网、麻草、油篓、木材8,肉、鱼、盐铺6,酱园、豆腐坊各一,粮店、茶食3,计65家。航载写船(即代办客票及货运)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

可见,青岛镇的工商业户多于清末其它小县城,相当于中等县城,这正是同治初年“旅客商人云集于此”的进一步发展。

青岛口出口有生猪、花生、生油、豆油、豆饼、白蜡、煤及干鲜果类;进口有广洋杂货、绸布、棉纱、糖、竹、木材等。如瑞顺、协昌福、庆泰三家商店1896年进口细白棉纱布12.7件,1897年进口261件,“行销畅利”。

关于渔民没有单独的文字记载,青岛口与沧口当时共有渔船371艘,打上来的鱼类有青鱼、乌鱼。丁鱼、白鱼、带鱼、花鱼等,还有蛤、贝、蛎等贝壳类海产品。

《海云堂随记》记载了青岛口的风俗,“(青岛口)上赌风极盛,商氏‘玩趺戏’、‘扑老鸡’、‘掷升官图’、‘打满地锦’者比比皆是。”“掷升官图”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一种游戏,也可用来赌博,木版印的一大张“升官图”将清朝的“官”按“品”一一列出,如巡抚二吕、知府四品、知县七品,掷木制的“转”,如果转到“有功”可升一品,如果转到“赃”则要降三品,直到有一人升至“当朝一品”为赢家,其余人员按游戏结束时是几品向赢家交钱。

过年的时候,“口中商家循例至天后宫庙上香,叩拜财神,天后、观音、吕祖诸神,四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亦多。”人们燃放鞭炮,谓之“满堂红”;饮酒煮饺子,盛于盆,称为“聚宝盆”;店铺门首悬红挂彩,表示“红财盈门”。

这一时期的青岛镇简直如同一县城。南北航线上的海船多愿在这里停泊,加淡水、添食品,青岛口成为即墨三港口中第一大港口。

德国占领

1897年11月德国军舰停在了海湾,德官兵借口上岸购物、演习,大举登陆,将枪炮架在了大石头山(今信号山)上,炮口对准总兵衙门,然后令清军撤出青岛,总兵章高元丧权辱国,未战先退。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将青岛市镇在内的胶州湾周围割让给德国做了租借地。

德国当局施行殖民统治,在城市建设中划分欧美人士居住的青岛区和中国人居住的鲍岛区。青岛镇划在“青岛区”内,1899德国人下令收买土地,撵走居民、商家,除总兵衙门和天后宫两座建筑外拆除了所有房屋,不到一年间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就这样拆光了,只余下一些树木。胡存约等五十多个商家、作坊迁至了大鲍岛村经营。1899年德皇下令将租借地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至此,青岛由小小的渔村,到海运港口,又到商贸市镇、军港,到这时候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青岛村(镇)不再存在了。

青岛村遗迹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总兵衙门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人民会堂,原来衙门前的银杏树以及另一棵相传树龄比衙门历史还长的赤杨树被保留下来,如今被视为原青岛村的象征。今常州路、龙江路、龙华路上有古树相传也是青岛村(镇)的旧物,树龄最长的当属天后宫中的两株银杏,有500年的历史了,是青岛村的历史老人。

青岛村是青岛第一个消逝的村庄,也是不该被忘却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