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诗（东汉文学家蔡文姬的诗作）

作品赏析

《悲愤诗》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2]

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蔡琰（蔡文姫）离开匈奴回汉之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记载， 东汉兴平年间，天下大乱，蔡文姬被胡人所掳，被迫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在匈奴地方生活了十二年，生下两个孩子。曹操原来与蔡文姬之父蔡邕交好，同情蔡邕没有子嗣，就派遣使者用重金贵宝赎回蔡文姬，让她再嫁给董祀。后来蔡文姬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下两首《悲愤诗》，一为五言古诗，一为骚体诗。^[1]

作品评价

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诗筏》：“叙事长篇动人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诨，皆在净丑。文姬《悲愤》篇，苦处在胡儿抱颈数语，与同时相送相慕者一番牵别，令人欲泣。……后人极力摹拟，非无佳境，然一概直叙，全乏波澜。如古本《琵琶记》，有词曲，无关目，有生旦，乏净丑，对之但觉闷闷耳。” 

清初诗人、诗论家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四）：“《悲愤诗》首章笔调古宕，情态生动，甚类庐江小吏诗。彼所多在藻采细璅，此所多在沉痛惨怛，皆绝构也。” 

清代诗人、学者沈德潜《古诗源》（卷三）：“段落分明，而灭去脱卸转接痕迹，若断若续，不碎不乱，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拟之。”“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使人忘其失节，而只觉可怜，由情真，亦由情深也。” 

清代文学家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汉五古如苏、李、《十九首》，多用兴比，言简意含，固是正宗。而长篇叙事言情，局陈恢张，波澜层叠。若文姬此作，实能以真气自开户牖，为后来杜老《咏怀》《北征》诸巨制之所祖，学诗者正不可以偏废也。” 

清代诗人、画家厉志《白华山人诗说》: “文姬妇人，魏武英雄，两人作诗，如出一手。至《薤露》与《悲愤》并观，尤不可辨，真乃怪事。” 

近代文学家吴闿生《古今诗范》：“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6]

作者简介

蔡文姬（生卒年不详），名琰，字文姬（一说字昭姬，晋朝避司马昭讳称文姬）。陈留郡圉县（今河南省杞县）人，东汉末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

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嫁给董祀。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今已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