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生计（嘉庆帝政务活动之一）

出现问题

八旗特别是满洲八旗，作为清王朝立国的支柱作用一直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在政策上都特意给予种种优惠，使八旗官兵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享有诸多特权。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就连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后改为一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一度为一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称为行粮）。这种包养政策曾经为调动八旗官兵的积极性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消极性也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是八旗生计日益艰难，特别是康熙八年最终停止圈地后，旗地已无新的来源，加上旗人生齿日繁，而官兵数额都有定限，新增旗丁已无法按原来的规定计口授田，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趋激烈，旗人又不善经营，因而生计艰难；另一方面，由于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也日益减少，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追求奢华、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不仅影响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也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从康熙中期以后，如何扭转八旗颓废之风，妥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便成为每一位在位皇帝面临的相当头痛的问题。^[1]

嘉庆即位后，八旗状况更为严峻。其一是组织涣散，战斗力丧失。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早在乾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49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平定后，清廷清查台湾武备情况发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1]

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但却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差。嘉庆四年总统勒保就奏称：“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时人严如煜也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因此作战时往往是“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表现极差，当时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又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之讽。^[1]

然而，他们虽毫无作战能力，贪生怕死，却极端贪图享受。正如前述：“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即是。挥霍无资，就必然抢劫财物，而且骚扰百姓很有本领。“四川自两金川用兵以来，又承制府福康安后，征调赋敛无艺，仓与库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减省衣食，裒聚丝粟，则元气不复。”驻防太原八旗“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可见其对地方骚扰之害。^[1]

平时的情况自然更糟。嘉庆七年的一道上谕说：“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嘉庆十年四月，嘉庆训武备时也承认：“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相反，他们的奢侈风气却很盛行。嘉庆十五年二月八日的一道上谕说：山东民人在八旗各衙门左近托开店铺。二月十一日谕：八旗曾是一支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但“阅今数十年后。”^[1]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典型的表现在宫廷门禁的疏于管理。嘉庆十五年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时人昭梿也记载说：守卫官兵及各门侍卫等平时并不携带武器，“至有侍卫旷班，累日不至。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使其裸背者俱全，已为厚幸，君尚何责哉？”更严重的是嘉庆八年闰二月发生的陈德在宫内顺贞门行刺嘉庆事件，当时百余侍卫只有6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如此军队，怎么能担负保卫国家、震慑全国，维护国家统治的任务？^[1]

其二是风气堕落，生计艰难，违法乱纪案件层出不穷。由于长期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根深蒂固，他们日就华靡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唱戏，游荡赌博，每月饷银到手后首先沽买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告匮，只好靠预借饷银、典卖旗地直至靠借贷度日，因而生计异常艰难。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的上谕就说：“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即如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种情况使嘉庆震动极大，指出：图钦图敏本是罪人苏努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虽经刑部再三开导，始终执迷不悟，情属可恶，因而令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窝什布二人削除旗籍，发伊犁枷号三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俱永远不准释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旗人魁敏、窝什布等坚不出教的态度对嘉庆震动极大，从而对以后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响。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嘉庆不得不对八旗生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1]

解决问题

整理旗务，转移风俗

从嘉庆整理旗务的整个过程来看，前期基本上沿袭前代的诸种做法，集中在扭转八旗子弟的奢靡之风上，具体说是禁止旗人赌博及泡戏园子的恶习。^[1]

为了扭转百数十年来宗室、八旗世风日下的状况，在嘉庆看来，养之之道固然重要，但与教之之道相比较，后者更为关键。但要切实推行教之之道，则管理部门，包括宗人府和八旗都统衙门必须首先振作起来，负起责任。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再强调国事、公事已不那么灵了，嘉庆只好以“大家长”的身份出现，用家事、私事去感化他们，要使旗人返朴还淳，扭转每况愈下的旗风。从当时情况看，旗人酗酒、唱戏、赌博、斗鸡、斗鹑、斗蟋蟀、泡茶馆等等恶习，已是愈积愈深，他们终日沉湎梨园、遨游博肆，迷而不返，其中又以赌博为害最烈，往往因赌而负债累累、衣食无着，甚至是倾家荡产。所以，嘉庆想来想去，权衡轻重，最后还是决定从诫赌、禁赌入手。^[1]

早在嘉庆四年四月，嘉庆便鉴于旗人奢华逸乐思想日益滋长的情况，重申了京城九门以内不准开设戏园子的禁令，指出：城内戏园子日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拮据，危害极大，必须加以解决。^[1]

嘉庆七年初，袁锡等开圈聚赌一案被处理，违禁聚赌各犯受到严厉惩处。嘉庆通过此案还了解到，聚赌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有关官员受贿包庇，因而对涉嫌人员也予以惩处。负责京师治安工作的步军统领明安是嘉庆宠臣布颜达赉的胞侄，属世家旧族，嘉庆也曾肯定过他是世族中可以造就的有用之材，着意给予提拔。但在此案中，明安事前对聚赌事毫无所知，已有失察之咎；事后又经由鄂罗锡叶勒图中介，听情受贿，由家人刘升出面，接受了袁锡贿送的白银五百两，只是稍后闻知外面风声甚紧，始将原银吐出。嘉庆一方面自责无先见之明，识错了人；另方面下令将明安革职拿问，经军机大臣和刑部审明，拟发往乌鲁木齐，嘉庆“尚觉处罚稍轻”，改发伊犁赎罪。鄂罗锡叶勒图身列卿员，供职内庭，竟为开围聚赌之袁锡请托，索贿银一千两，先截留一半，其后明安吐出的五百两，亦蓄意侵吞，情节尤为严重，实属卑鄙无耻，著于刑部内先枷号两个月，满日发往伊犁赎罪。对此案失察的左右翼总兵恭阿拉和国霖，也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1]

在打击聚赌行为的同时，嘉庆还对八旗子弟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工作，亲自撰写了一篇《训谕八旗简明语》，苦口婆心地告诫八旗子弟说：^[1]

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美才辈出，不可胜纪。然生齿日众，间有失于教训之子弟，又遇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尸禄保位之都统、副都统。加之以作奸犯科、开局哄骗之莠民，以致日趋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推图片时逸乐，罔恤一世身家，深可怜也。最可恨者，无知聚赌，盖开局之恶棍，其意总在敛钱、受其愚弄而不觉者，诚可哀也好赌之人，其弊有五，为我八旗子弟言之：食禄于朝，罔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穷困，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之旨，下不能妻子之饥寒，其弊二也；学文习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之物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王章，胆益放恣，卒至身名俱丧，其弊五也。此五弊，贤者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特书此数语，遍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尔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不为朕加意训导耶？！诸臣中能尽一份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八旗子弟观朕此旨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皆复旧习成佳士，诚国家之大福也。若诸臣中无一人尽心尽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是国家之大不幸，此篇文字不必存。朕亦不再饶舌矣。^[1]

应该承认，嘉庆对赌博五弊的概括，并非信口开河或危言耸听，而是对当时旗人聚赌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才提出来的，因而是有的放矢的。^[1]

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嘉庆详细地披阅了当年的人数和仓谷数，发现人数较上年大大增加了，而存仓谷数却下降，这使他不得不为阎闾生计而感慨万千；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旗人的生计问题，并尖锐指出：近来八旗糊口亦岁有增添，而所得钱粮，限于定数，伊等当差执业，亦须衣食稍充，方能安心习学，若平时不知节省，焉能自赡身家。乃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数日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银入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日后；岂非自取困穷乎？此后旗人等尤当谨身节用，崇尚俭朴，以期仰事俯育，共庆生成，无负朕淳淳训诲。为此，嘉庆一再督饬诸王大臣及八旗都统，严格管束宗室觉罗及八旗人等，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清语、弓马、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处游荡。违犯者将从重治罪，并将失察之王公及都统等一并治罪。^[1]

当然，苦口婆心的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辅以必要的惩治措施，教育亦难以奏效。所以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嘉庆又对京城及东北等地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二次比较集中的查处。^[1]

先是御史韩鼎晋密奏：近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大多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立即密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除当场抓获杏花天赌场一起人犯外，还讯知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也参与开赌，看衙兵役收受规钱，事发时有明亮家人通风报信。嘉庆感到事态并非轿夫聚赌那么简单，遂决定亲自过问此案，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虽然口称认罪，但语多谎饰搪塞，并有不尽服输的表露。再经军机大臣再度传讯，明亮才说出心疑禄康的轿夫亦曾聚赌，其役夫是以效尤。嘉庆认为若不迅速查个水落石出，确实难以服众，遂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并将开局轿夫头徐四访实，查明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使嘉庆感到大为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并不算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有一人惩办一人就是了，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象明亮、禄康这样一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竟置朝廷禁赌令于不顾，对于身边之人开局聚赌，平日既不严加管束，事发后又千方百计予以掩饰、包庇，这是嘉庆绝对不能容忍的。^[1]

他在惩处明亮时讲得很清楚：“若仅止失察轿夫聚赌，自行据实陈奏请罪，不过交部议处，即议革职，亦必加恩留任。乃于轿夫开场聚赌，得信后竟授意家人进城送信，致令该轿夫等闻风逃逸，种种回护欺饰，殊失大臣之体，已不胜协办大学士、尚书之任”。但嘉庆考虑到明亮以前同阿桂平定金川著有功绩，在平定白莲教起义过程中亦有微劳，遂稍予从宽处理，令将明亮所有太子少保衔、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清字经馆总裁、紫禁骑马、双眼花翎全行革去，降为二品顶带、副都统，署理富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出差之缺。^[1]

至于对禄康的惩处，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嘉庆认为大学士禄康，兼任步军统领，专司缉捕。凡京城内有犯禁不法为匪滋事之人，皆当严拿净绝，方使奸宄敛迹，辇毂肃清。可是禄康赋性软弱，平日一味宽厚，在步军统领证职数载，应办事件，一味废弛，毫无振作。查办京城开赌事件，仅以杏花天赌棍及明亮轿夫二起具奏，对于自家轿夫开赔，却有意隐瞒。追至英和、桂芳于初五晚查实其家轿关头徐四早在十四年十月起即已开局聚赌，并供认每日分给地段官兵京钱八千及禄康管门家人张四、内监杨二每日钱二三十千不等，禄康对此竞懵然无知，足见其无能已极。若问题到此为止，不过是失察问题，仍可谅解，议处时充其量是革职留任。可是禄康却文过饰非，汉称于初六早间已将徐四看押审办，适英和造人将徐四押走，这显然是一种遣词。所以嘉庆指斥禄康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最后命革去禄康太子少保、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步军统领、经霆讲官、阅兵大臣、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崔文门正监、国史馆总裁等职，投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1]

接着，他乘胜追击，一查到底，又连续查获京城赌案十三起，连前共有十六起之多，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英和这次奉旨查拿赌犯，虽然表现还算积极，“但他系户部诗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所获赌犯却以左翼地面者居多，故难辞平日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同时，总理政务的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上庆佳，亦以失察交部议处，降二级留任。此外，凡对赔案负有责任的有关大员，如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无不受到降革的惩处。这样集中地处分大臣，在嘉庆前还是少有的。嘉庆还命令将所有窝赌的房屋棚座全部没收入宫，并规定自后若再有此等干禁图利者，不仅没收房棚，还将对房主治以应得之罪，著所租系属官房，则由内务府负责查明经管之人，严厉惩治，命刑部拟定有关条例奏闻施行。至于此次赌案首犯徐四、张三，则被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使赌徒等触自警心，咸知凛戒。禄康管家门人，胆敢受贿包赌，处以枷号三年。参与聚赌各犯，枷号一年，满日再发极边烟瘴充军。协尉乌尔登负有查赌专责，却纵容所属兵丁受贿庇赌，实属卑鄙不职，处责三十大板，再发往伊犁赎罪。这样，查处京城聚赌案才告一段落。^[1]

不久，韩鼎昌又举报东三省旗人赌风甚炽，嘉庆核实后认为事关陪都重地，嘉庆一面令盛京将军观明严行查禁，、一面亲自召见刚卸任回京的盛京侍郎荣麟查询。据荣麟称，盛京旗人聚赌者甚多，甚至协领、佐领等官员，也参与开局赌博。前任盛京将军富俊曾认真查拿，稍有敛迹，但未能根绝。这就证明了韩鼎晋所奏并非虚妄。嘉庆认为，盛京为陪都重地，风俗素称淳朴，岂能容许棍徒诱赌，致八旗子弟纷纷效尤，转荒本业。除再次饬令观明严厉查办、务绝根株外，还将近来因办理参务不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的富俊起用，给盛京骁骑校衔，协助观明实力查缉，如果办理认真，能使赌博断绝，不仅可将功补过，还可获得重赏。其后富俊果真在盛京禁赌著有成效，被升任黑龙江将军，不久调任吉林将军。^[1]

以后嘉庆又多次督饬王大臣及八旗都统严行管束宗室、八旗人等，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清语及弓马技艺，力戒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处游荡，违者从重治罪等，对扭转八旗堕落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

筹划八旗生计

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归根到底，根源仍在八旗生计艰难问题上，因而，整顿旗风势必要回归到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上。为此，嘉庆帝在禁止赌博，以政令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1]

其一是赈济灾荒，增加旗人养育兵额。嘉庆对于各地的赈济工作本来就十分重视，对旗人遇灾自然倍加关注。嘉庆三年七月，松花江水势泛涨，两岸低洼田地被水淹没，尽管吉林将军秀林在奏报中提到，目前水势尚未滋漫，现在无庸接济。但嘉庆对此总放心不下，仍指示秀林说：松花江水虽未盛涨，低洼田亩究被侵淹，该处旗民生计，未免稍有拮据，务须留心详查。如有应行接济，即行办理，断不可隐讳偏灾，致失旗民生计。这类事例很多，无庸赘言。至于增加养育兵额，则是嘉庆力图缓解旗人因生齿日繁而生计日艰问题采取的主要办法之一。^[1]

嘉庆十年（1805），他原打算将五营马兵以若干缺归入满洲、蒙古八旗闲散人等分别批充，只是考虑到挑充五营马兵，与绿营一体当差，恐不免沾染习气，致生流弊而暂时搁置。后来根据禄康等人的建议，将差马拨出二千，转张家口收放，估计每月可节省马乾银五千两，于八旗满洲、蒙古闲散人员内，每旗满洲增养育兵额二百；蒙古增养育兵额五十，八旗共培养育兵额二千分，每月每人给银一两五钱，每月统计用银三千两。余银尚有二千两，禄康等人原拟暂时扣存于部库，但嘉庆为了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养育兵额，认为不必存部，仍于满洲、蒙古闲散人员内酌添数额，以资旗人生计。至于如何平均选派，命军机大臣详细议奏。^[1]

随后，庆桂即将军机大臣会议结果上报称：以每月节省马乾银五千两，每名养育兵给饷银一两五钱计算，可得三千三百三十分。拟于满洲八旗每佐领下增加养育兵四名，共计增加二千七百十八名；蒙古八旗每佐领下增养育兵三名，共计增加六百一十二名。两数刚好相抵。嘉庆阅奏后，心里自然十分高兴，认为：“该议一切均属可行。旗人增此养赡之资，惟当倍敦勤俭，勉图上进”。由于这次增补兵额三千多名，数量不算少，为杜绝挑选人员过程中的舞弊问题，嘉庆决定改变过去全凭都统自行挑取的办法，首先详核各家口人数，然后经军机大臣将不管旗务的亲王、贝勒、贝子、散秩大臣、满洲二品、三品、四品阁学、京堂开单进呈，由嘉庆从中选定十六人，会同该旗都统、副都统秉公挑补足额，以为慎重。不久，各都统为增添养育兵事上折谢恩，嘉庆也藉此向八旗官兵进行一番将心比心的思想教育。他在上谕中说：朕综理诸政，崇实黜华，即如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生计拮据。各都统、副都统均有教养兵丁之责，嗣后务体朕轸恤旗仆之意，俾兵丁各习弓马，勤慎当差，节俭生计。倘此次调剂之后，不知节俭，以为尚可再望恩施，妄行僭越，华服饮酒，赌博听戏，钱粮入手，立即荡然，是多添银两，转于伊等有损无益。况国家经费有常，朕亦不能屡加恩施。通谕知之。^[1]

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旗人生计，他准备恢复已经裁撤的天津满营旧制，或于顺义、宝坻等九处量添满兵额数，俾八旗人等分驻，食粮当差，不至坐食家居。可是当嘉庆将此事交大学士等筹办时，却遇到了麻烦，臣工的回奏是国家经费有常，建议俟河工办完、经费稍宽时再行筹办。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嘉庆自然不好责怪他们，嘉庆经过权衡，决定用生息的办法去解决。他用广储司、造办处银各十万两，户部再筹五十万两，交商生息，每年所增生息银可添养育兵额多少？命户、兵两部会同八旗都统筹议。回奏该项款年息可得八万余两，除汉军八旗无庸增添兵额外，可于八旗满洲、蒙古、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增加月给一两五钱饷银无米养育兵四千七十六名，年需银七万三千二百余两，另年终赏银六千一百余两；余额尚可于内务府三旗及圆明园包衣三旗再增养育兵三百二十四名，用年饷及岁终赏项等四千二百余两。以上两项，全部可以在生息银内动支。嘉庆听后非常高兴，立批准行。^[1]

与此同时，嘉庆也注意解决宗室子弟的生计问题，即增加其职位，以便他们自食其力。如嘉庆十六年三月六日曾谕：“我朝家法，宗室人员以学习清语，勤肄骑射为重，即文学科名尚非所亟，是以宗室考试之例，从前乾隆年间即曾钦奉高宗纯皇帝圣谕停止，所以定其趋向，壹其心志，不致荒弃本业也。近年以来，宗室生齿日繁，朕虑其无进身之阶，屡经加恩于六部、理藩院添设司员十六缺，并准令乡会试，又添增宗学学生六十名。现在宗室登进之途不为不广……”云云。^[1]

然而，尽管嘉庆想方设法增加养育兵额，毕竟是僧多粥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挑选兵员只以生活困难情况而定，也影响兵员素质。如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1]

二是清理旗地，以保证旗人有所收入。如整顿东北旗地的做法：一是令旗人私垦地亩自首入官。嘉庆四年十二月，奉天将军琳宁奏称：“奉天旗民私垦余地隐占日久，若不清查办理，恐致妄想争端，请将从前私种之罪并地方官失察处分俱行宽免，赏限二年，令各业户将浮多地亩自行首报，不拘数目，照依红册地纳粮之例一律交纳，”嘉庆“加恩每亩酌中纳租三分，折交钱文，自于旗民生计为便。”同年，嘉庆还令盛京将军清查距各城较远不能放牧的闲荒地，让旗人耕种升科，次年五月，盛京将军清查出马场地近39万亩，令各城旗兵开垦升科，亩征银四分。嘉庆六年九月，嘉庆又通谕各旗查丈土地，预备牛具种子，来年试种，按年起科。对于普遍存在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地的民典旗地问题，嘉庆于嘉庆九年秋天下令清查，“勒限一年，准其首报”。次年八月，盛京将军富俊等奏报说：“自上年九月至今，业据旗民首报地，约计二十一万余亩，”但指出：“此项民典旗地，事阅多年，且尚有辗转接典旗地等事，头绪繁多，该旗民等均系穷苦之人，今既各将地亩呈首，而一则应追典价，一则应追租息，俱不免追呼之扰，且尚有应得罪名，其情究属可悯。兹格外施恩，著将业经首报地亩，所有旗民人等应得之罪，并应追典价、息银两一并宽免”。随后清廷只好改为官为赎买。^[1]

另一个举措则是禁止官民盘剥旗人的行为。如嘉庆十五年二月八日的上谕称：山东民人在八旗各衙门左近托开店铺，潜身放债，名曰典钱粮，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届兵丁等支领钱粮，该民人即在该衙门首拦去扣算，该兵丁于本月养赡不敷，因而下令严禁。同年二月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指出：“阅今数十年后，法令益觉懈弛，习俗更加敝坏，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钱粮恩赏随得随尽，逞一时之挥霍，而不顾终岁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销，而不顾全家之养赡，致房产交易，生计荡然，风气改移。”他同时申述世宗谕说：“八旗为本朝根本，凡系生计禁令习俗等事，屡经申降谕旨，从前皇考之时恩赏稠叠，历经多年，而满洲等生计并不见滋植，转益减损者，皆法令懈弛之故也。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仓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愿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若于此辈加以顾惜，不但恶者无所惩，即善者亦无由劝矣。”要求严校阅，教以典礼伦常及照顾其生计。^[1]

再一个措施就是迁移京旗实边垦荒，发展生产。由于八旗人口不断繁衍，而八旗兵额有限，嘉庆虽千方百计增添一些养育兵，但其数量毕竟有限，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最根本和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鼓励旗人发展生产，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方式。而嘉庆囿于成规，对此拒绝考虑。四年春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就称，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建议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却遭到嘉庆的断然拒绝，嘉庆在一道上谕中指责说：其奏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由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至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等语，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1]

直到嘉庆十七年后态度始有所改变，该年四月，他向军机大臣说：“八旗生齿日繁，京城各佐领下户口日增，生计拮据，虽经添设养育兵额，而养赡仍未能周普，……国家经费有常，旧设甲额现已无可复增，各旗闲散人等为额缺所限，不获挑食名粮，其中年轻可造之材，或闲居坐废，甚或血气方刚，游荡滋事，尤为可惜，因思东三省原系国家根本之地，而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闻近来柳条边外采参山场，日渐远移，其间空旷之地不下千有余里，悉属膏腴之壤，内地流民，并有私侵耕植者。从前乾隆年间，我皇考高宗纯皇帝轸念八旗人众，分拨拉林地方，给与田亩，俾资垦种，迄今该旗人等甚享其利，今若仰循成宪，斟酌办理，将在京闲散旗人陆续资送前往吉林，以闲旷地亩拨给管业，或自行耕种，或招佃取租，均足以资养赡，于教养之道，实为两利。著即传谕吉林将军赛冲阿等，查明旷地数量及可安置多少旗户等情迅速回奏，或可先派旗人数百户前往试行，俟办有成效再作推广”。^[1]

但赛冲阿并没有认真办理此事，直到十九年改任积极主张移民垦荒的富俊主持此事始大有进展。富俊本人对移驻旗人垦荒持持积极态度，他上任后即上疏说：过去在乾隆中期，也曾移住京旗到吉林垦种，但大多凭借吉林兵力，垦而不种，甚至雇觅流民代耕，时间长了，田地遂为民有，所以他建议如今等办试垦，不如先办屯田，发吉林闲散旗人千名为屯丁，每丁给银二十五两、籽种两石，官置牛具，每人给荒地三十晌。其中垦种二十晌，留荒十晌，四年后征粮，每晌一石。十年后再移驻京旗，人给熟地十五晌，荒地五晌；其余十晌，荒、熟各半，则给予原驻屯丁作为恒产，免征其租。因利而利，靡帑无多将来京旗移到，得种熟地，且与本处旗屯错居杂处，有利于他们学耕伙种，实为有益。并详细地开列了屯垦、出纳、设官、经理等事宜上报。嘉庆对此十分高兴，准如所议试行。^[1]

嘉庆二十一年正式移民开垦，虽然第一年遇上早霜收成不好，但很快即获好的效果，因此富俊奏请续发盛京、吉林旗人各千人往垦，设左右二屯。其中盛京旗人多是自愿入屯，偕族而来，到嘉庆二十五年已大有成效，当地“比屋环居，安土乐业，有井田遗风。中屯开垦在先，麦苗畅发，男耕妇畯，俱极勤劳。”到道光元年正月，富俊又上疏说：三屯已垦荒地9万余晌，成效甚著，请移住京旗三千户，道光得知大为高兴，降谕说：“八旗生齿日繁，而甲饷设有定额，屡经筹议加增，于旗人生计仍未能大有裨补，惟因地利以裕兵食，乃万年之长策。富俊筹办开垦阿勒楚喀、双城堡三屯地亩九万数千晌，现已渐有成效……自道光四年为始，每年移驻二百户，分为四起送屯该处”。^[1]

应当指出的是，在拉林西北双城堡迁移京旗，准备工作至嘉庆二十五年已经建立三屯，设总屯达进行管理，屯丁有婚丧斗讼等事，呈该佐领报协领侦办，有命案报请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验汛，并转报将军衙门决定。但迁移工作自道光二年才开始进行，而且进展极为缓慢，直到道光七年才迁移487户。因与原计划相差太远，故道光九年将移垦定额3000户的计划改为1000户，且允许雇佣长工助耕。所以道光初年，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就曾说：“双城堡屯田，经始维艰，宜推广以竟成功也。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经理数年，糜帑数十万两，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三户，本年移驻三十六户，总未及一百户，诚恐此后愿往者少，又不便勒派，虚费以前经始之力，致善政无成功，实属可惜。况伯都讷等处，亦多可垦之地，如能源源而往，则京师贫苦旗人，既可得有产业资生，而该处以荒僻之区，渐成巨镇，实属法良意美”。^[1]

与此同时，嘉庆帝还采取了迁移宗室回驻盛京的措施。宗室是旗人中特殊的阶层，人口增加更快，他们的俸禄虽较丰厚，但实际获得职位也非易事，因而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比较突出，加上他们原本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追求奢侈安逸生活的颓靡之风更盛，给清王朝带来的危害也最大。时人昭琏就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困，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盖宗室习俗倨傲……惟市井小人日加谄婿，奉为事主，有司以其天璜，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又多畏其威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对于他们自然不能象其它旗人那样迁移垦荒，只有养着。早在嘉庆八年，嘉庆便从众多宗室因无住房而浮居各处的情况中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指责他们不知节俭，另一方面则令宗人府及八旗都统衙门或择地建房，或调剂旧房予以解决。其次是增加职位，但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因而成为一大累赘，弃之不能，养之不易，令清帝颇为头痛。嘉庆无奈之下，就想将他们迁移回老家安置，希望他们在祖居之地感染下返朴还真，至少少惹麻烦。^[1]

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是在嘉庆十八年进行的。为做好安置工作，他先令盛京将军和宁等在盛京小东门建房八十区，皆固以垣墉，可聚族而居。迁移过程中，特命官雇大车运送，备置行装，启程后还逐日发给盘费并由大臣照料，沿途文武官员护送，安排可谓细致周到，但仍遭到宗室们的强烈反对，有人还把此事比作发遣予以抵制。嘉庆不得不写了一篇很长的《训移居盛京诸宗室》加以劝导：^[1]

朕祗承庭训，首重展亲，教养多方，终难遍及也。我八旗子弟，生齿益繁，亿万黎民，辐辏京邑，物产昂贵，此必然之势也。设官分职，经费有常，岂能多增禄糈乎？亦未能尽用宗室，置满洲、蒙古、汉臣于闲地，非善政也。封建直省，其失具在，前史更不必论矣！宵旰殷怀，迄无良策。敬读皇考《盛京赋》，启祐予衷，以祖宗之心为心，思淳本睦族之道，莫若移居故土，习我旧俗，返朴还淳，取奢从俭，诚良法也。……宗室中之明事理者，必知感鞠谋绥众之深恩；而一二不肖者遂讹传为窜逐流放之重罚，是不但不知予求旧之心，亦非乃祖乃父之克家良嗣矣。……不可不阐明其理。夫犯罪之人徒流军遣，律有明条，必申明所犯何罪，所配何省，从未有发遣至本省之军犯，……内地则发往新疆，新疆则发往烟瘴，远离故土，投诸四裔，遇有庆典始赦还乡，……天下皆知，宗室转不知耶？今以衣锦还乡之乐事，转谓斥放迁徒之虐政，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试问犯罪发遣之人岂有受此重赏乎？！……愿我宗人，还我故国，安常处顺，念昔先人，武备宜勤，家语须熟，行有余力，学于古训，此日为家之贤子弟，他年作国之好大臣，拭目以俟，可不勉乎！^[1]

但劝导归劝导，宗室们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当作一种权益或地位的象征，根本不愿意来到相对荒凉的发祥之地。怎奈皇帝决心已下，只能悲悲戚戚地走上返乡的道路，而且时时都在梦想着重返北京城。嘉庆本来打算“间十余年踵行一度”，只可惜尚未来得及推行第二次第三次，便与世长辞了。^[1]

为调动驻防八旗屯种的积极性，嘉庆还改变原来公耕的办法，推行分产承耕的办法。嘉庆为了调动边疆驻防八旗屯种的积极性，还着手改变原有军屯公耕的老办法，积极推行分产承耕，其目的仍在于妥善安置闲散旗丁，以裕旗人生计。^[1]

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他谕示伊犁将军晋昌说：该地从前八旗公种之田，若仍令其通令合作，他们必然视公产不如私业，勤惰不齐，不足以专责成。应将此项田二万余亩分给八旗，使各专心耕种，永资乐利。”

应该指出，当时的边境军屯，并不限于驻防八旗，但嘉庆只谕示于旗屯实行分产承耕，很明显是出于对旗人的一种特殊照顾。对于晋昌建议的“如有人力不敷，准其佃人耕种，计亩收租”。嘉庆则认为，这种做法，“日久恐滋流弊”而不予批准，明确指示“应责令八旗闲散余丁自行耕种，既敷养赡，又免游惰，于驻防旗人教养之道，大有裨益”。可见嘉庆之所以推行旗屯分产到户，目的是为了把旗人的教与养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扭转旗人世风日下的状况，而并非单纯地考虑增加旗人的经济收入。^[1]

至于前任伊犁将军松筠在离任时曾经提及，他于任内曾在伊犁河北岸筑堡造屋，移驻闲散旗丁按堡授田，教之树畜，今三时务农，冬时操演。嘉庆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好，现松筠虽已离任，但该处尚留有原派承办人员，遂饬令晋昌遵照松筠原定章程，认真妥办，以收实效。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移旗民垦荒并不限于旗人集中的东北三省，而是凡有八旗驻防的地区，只要条件具备，都在大力推行。^[1]

其后不仅鼓励屯垦，甚至对开采煤矿也开了禁，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吉林将军富俊奏请试采煤斤，很快便获得嘉庆的批准，指定缸窑、胡家屯、营盘沟、田家屯即半拉山、丁家沟、波泥河等六处为开采区，以裕旗民生计责成富俊妥立章程，约束稽查，如有办理不善，以致滋生事端，惟该将军是问。^[1]

然而，嘉庆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道上谕就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1]

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迁移京旗实边政策并非嘉庆首创，而是始于乾隆年间。早在乾隆初年，因八旗数十万人闲聚京师，待养于官，大臣们就曾建议将部分京旗移驻关外，使之屯垦戍边。如乾隆二年（1737），御史舒赫德建议，将闲散京旗移驻盛京、黑龙江、宁古塔，如此，“不惟京城劲旅无单弱之虞，而根本之地更添强壮之卒，事属两便”。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更议定吉林开垦办法：先派吉林乌拉兵等开垦荒地，待移驻京旗到达后，将所垦地亩均给，移驻京旗户给三顷，闲荒地听其招佃开垦，官给车马牛种。拉林地区自乾隆九年至二十四年间，共移驻京旗3000多丁。乾隆十年（1745），清廷还曾考虑将黑龙江呼兰地方700余里荒地作为京旗屯垦地，后决定将其中500余里留作移驻京旗屯垦地，等待拉林等地收效后，再行迁移，其余200里则由当地旗人移驻屯垦。^[1]

政策与观念

实际上，八旗生计问题归根到底说来是个体制问题，也就是说，八旗生计问题与八旗制度本身有关。八旗作为国家统治的重要支柱，一直被清廷作为特殊的阶层来供养的，但其数额有限，而其人数增长很快，国家已无力负担，却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他们生活困难。八旗制度发展到清代中期已经到了必需改变的地步，八旗规模已经发展到政府无法全部包揽下来的程度。嘉庆推行的种种措施，大多是康雍乾时期推行的政策，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现在嘉庆继续推行此种方法，自然是只能缓解一下客观存在的困难。而他迁移宗室移驻盛京只不过是减轻对京师的压力，迁移京师旗人到东北垦荒，也不过是想回复到八旗制度创建初期那种耕战结合的老路上去，根本不愿意对制度本身有所变革。^[1]

最典型的事例是他对御史罗家彦的批判。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罗家彦奏筹八旗生计，建议让八旗男妇老幼均可以纺织为生，八旗贵族对这一建议当然是普遍反对，因而被八旗都统公同驳议。对八旗生计苦于无计可施的嘉庆帝，本来可以认真加以考虑的，因为这一建议不失为扩宽旗人生活门路、改善生计的有效办法之一。现在见满洲大臣们纷纷以违背祖制相批驳，而他向来又最怕别人指责他违背或擅改祖制，因而很快就站到了维护祖制的立场上来，并郑重其事地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等宣谕说：^[1]

“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则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罗家彦此折，若出于满洲御史，必当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姑念该御史系属汉人，罔识国家规制，但他识见如此，竟欲更我旧俗，岂能复胜宫官之任？！著革退御史职务，仍回原衙门以编修用。”^[1]

从其中的内容来看，嘉庆对祖制问题是相当敏感的，罗家彦所奏不过是他筹划八旗生计的一个思路，采用与否，全在嘉庆自己掌握，而且此建议本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却被冠以“欲更我旧俗”的严重罪名，上纲上线，足以说明嘉庆在改制方面的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去考虑八旗生计问题，自然不能有大的改革创新出现，也就不能根本解决八旗生计问题。^[1]

有意思的是，当时人沈起元也曾对八旗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分析其中的矛盾说：“一甲之丁，至今而为数十丁数百丁者比比，于是一甲之粮，昔足以赡一家者，必不足以赡数十家数百家，势也。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虽有干木、陶朱之智，不能为生也；岂惟旗人不能自为计，虽尧舜之仁不能为计也。”所以他认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关键“在一视满汉而已”。即：“今之措置旗人者，宜莫若于汉军之内，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或以辈行，其余子姓则散之出旗，军者均之，汉者汉之，军有甲粮可以自给，余归四民任其所之，使谋其生，则宿卫无虚籍而辇下无穷民，所裨于军国大计者非浅鲜矣。”这种主张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对八旗制度本身进行改革，部分出旗为民，改变其寄生性，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思路。况且由国家全包的供养制度也并没有起到保证其战斗力的效果，历次作战表现已说明这一点。然而由于八旗制度是历代祖宗所传下来的，具有不可改变的性质，要对其进行变革，实在是太难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