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镇（北魏前期平城以北的六个军镇）

概况

天兴元年(398)，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当时，在蒙古草原上，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北魏大军南下作战时，柔然的骑兵经常侵入北魏境内，平城的安全受到威胁。六镇的具体设置时间记载不详。广阳王元深曾说：“昔皇始（道武帝年号，396～398）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北魏边镇大约在道武帝时代已初具规模，当时统称为“北镇”，有的镇还没有固定的治所。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魏太武帝拓跋焘调发凉、司、幽、定、冀五州十万人在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西到今山西河曲一带大规模修筑边防工程。太和十八年(494)七月，孝文帝巡视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四镇，下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满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六镇”之称，始见于记载。

”有观点认为，这就把六镇的设置追溯到了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他曾于天兴元年（398年）建都平城，设置这种说法受到了学者段连勤等的质疑，但可以说，北魏边镇大约在道武帝时代已初具规模。这些边镇，一度统称为“北镇”，有的镇还没有固定的治所，此后，北方边镇进一步完善，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魏太武帝拓跋焘调发凉、司、幽、定、冀五州十万人在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西到今山西河曲一带大规模修筑边防工程

“六镇”之称，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文献出处，一般认为是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太安五年（459）十二月的诏书，诏书中说：“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也有学者认为六镇之名在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延和年间（432-434）即已出现，依据是《魏书·来大千传》中的记载：“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

1、沃野镇，始置于汉沃野县故城，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太和十年，迁至汉朔方故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正始元年(504)，又迁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乌加河北。

2、怀朔镇，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正光四年(523)，改置为朔州。

3、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旧名黑城，后改为武川。武泰元年(528)，改镇为郡，更名神武郡，属朔州。

4、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5、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

6、怀荒镇，今河北张北。此外，在六镇东面，尚有御夷镇。原为御夷城，在今河北沽源东北。后置镇，在今河北赤城西北。武泰元年，改镇为州。

由平城向北出塞之路，东边一道自晋阳经平城、怀荒镇至瀚海；西边一道自平城经沃野镇、高阙戍、燕山至瀚海。中间则有武川镇，在阴山道上。昔人称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得阴山，乘高而望，踪迹皆见，故为要地。阴山道自朔州（治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向北至白道城，经白道至武川镇，是从平城出塞的主要通道。北魏时人认为，朔州是白道的冲要，此处不全，则并、肆危殆。武川成为朔州北面的屏障。沃野镇处于河套平原，北魏在河套地区置河西苑，是政府重要的牧场之一。该镇有河西承华宫，自道武帝起，北魏皇帝多次巡幸河西，此地农牧业的发展对北魏经济力量有重要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北魏前期中期，对六镇极为重视。北魏边镇置镇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由鲜卑贵族、凉州武人担任，戍防军人主要是鲜卑人，也有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蒙古草原上的另一游牧民族高车受柔然压迫，先后有数十万人、牛羊百万内附，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分屯边境。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着重经营中原，六镇将士地位日益低下。鲜卑贵族子弟进仕艰难。且派往北镇防戍的人，多为流犯或死囚，称为“府户”、“兵户”，与六镇将士统称为“镇户”。加以朝廷派往北镇的镇将贪污者多，边防士卒与高车降众都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太和二十二年，怀朔以东诸镇高车人举行大规模暴动。孝文帝被迫暂停与南齐作战，北上镇压。暴动虽然被平息，六镇却已被严重毁坏。正始年间，对六镇及御夷镇进行了迁移重建，别置诸戍，明设亭侯，以备不虞。但矛盾并未由此缓和，正光四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于高阙戍，揭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诸镇华夷之民，纷起响应。连克武川、怀朔二镇。北魏政权联合柔然镇压起义民众，六镇起义失败。六镇兵民二十万人被遣散到河北定、冀、瀛三州，至此，六镇遂告废弃。

六镇兵变

真正给了北魏王朝以致命一击的是北方“六镇兵变”。先前为防柔然，太武帝拓跋焘在北方边境设了六座军镇，后来陆续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北方六镇是北魏国防的一道生命线，在北魏国家的军事、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边镇军官成为国家的显贵，享有较高的特权。

然而，随着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以及迁都洛阳，北方六镇的作用日渐式微，军镇将领也逐步失去往日优厚的待遇，以前的天之骄子在短时间内变为时代的弃儿，面临着灭顶之灾。可以说，北魏迁都洛阳使得六镇的政治、军事意义降低到最低限度，全力拓南，北方便无力顾及。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到孝文帝去世（公元499年）的几年间，由于南征和建设新都，北魏国家的财力己基本上被耗尽。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政权已无力支付北部边镇巨大的经费开支，而北方六镇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又做不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因此，经过孝文帝迁洛后几年的消耗，北方六镇的经济已经完全空虚，自宣武帝元恪登基（公元500年）后，北部边镇便频频告急。

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样，北方六镇的政治地位也一日不如一日。那些随孝文帝南下的同宗同班同僚们依旧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留居北部边镇者则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倒被时代所轻，“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直侯白；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天壤之别，无怪乎会引发北方六镇同洛阳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

由于北部边镇地位日落西山，北方六镇军队成员的组成也今非昔比。军镇设立时，豪强子弟争相从戎入边，而如今则是流刑罪犯的发配地；当时军官的出身为皇亲国戚、高门世家，而如今则所用非人。广阳王深就此上书肃宗分析说：“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纵，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魏书·京兆王传》也载：“政事怠倦，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北方六镇政治性的丧失，军事性的降低，经济上的破产，组织结构上的混乱，各种矛盾在魏末时交织在一块，爆发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可以说是只待东风。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蓄势已久。六镇变乱终于爆发，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公元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义起兵。其他各镇兵士纷纷响应。

这次兵变通常被解释为底层穷苦士兵的起义，其实是对六镇军士来源的误解。须知北魏六镇及禁军的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是征召于强宗子弟、高门良家，出身鲜卑具有贵族性的职业化军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军事起家，军事贵族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以夏变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属统治阶层之人，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接受汉化，继续显贵；而留守边镇的，并未实行汉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时更彻底丧失了贵族身份，仕途无望。此前，洛阳发生的一起羽林军暴乱事件，即因对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不满而群体发难，实际已经是六镇兵变的前奏。六镇兵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北魏改革中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巨大差距这一不公正现象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而并非是什么受压迫的底层士兵的起义，或是简单的对汉化政策的反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兵变，北魏只好反过来勾结原先设立六镇所要防御的柔然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叛乱。破六韩拔陵战死后，北魏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20多万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荣率领下，各路起义兵士复合一处，号称百万，声势更大，洛阳为之震动。这时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残余羯族部落的酋长尔朱荣，带领本族8000强悍骑兵，趁葛荣轻敌，设伏山谷，伺机突袭，葛荣兵败被杀。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准备详述六镇变乱的过程。大致上说，在公元530年4月万俟丑奴兵败被擒后，六镇变乱暂时告一段落，但北魏政局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反而在尔朱氏军阀集团干政之下，走向灭亡之途。

正当六镇变乱声势浩大之时，北魏朝廷内灵太后与孝明帝之间的母子冲突也日趋激烈，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孝明帝密诏秀容（今山西朔县北）契胡军阀尔朱荣入京勤王，尔朱荣未至洛阳而孝明帝已被灵太后毒杀，结果尔朱荣攻入洛阳拥立孝庄帝（元子攸），诱杀灵太后及朝士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祸”，此后朝政为尔朱氏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