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1689年清朝和俄国签订的边界条约）

签订背景

雅克萨之战

1636年（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清崇德元年）俄罗斯人到达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成为了俄罗斯人的殖民地。

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人民，抢夺粮食和貂皮。

当俄罗斯的势力接近清朝的中国时，便发生了军事冲突。

1652年（清顺治九年），俄国人东入黑龙江，“驻防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县）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於乌扎拉村”。这是中俄之间第一场战斗。

1657年（顺治十四年），俄罗斯帝国派正规军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合流处建立了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之后中俄之间发生多次外交和军事上的冲突。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派将军朋春5月22日从瑷珲起兵三千人，5月25日攻入雅克萨。之后清军撤军而俄军卷土重来。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军两千再攻雅克萨并围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俄军首领托尔布津被击毙，俄军伤亡惨重，雅克萨城指日可待。这就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萨之围”，并派戈洛文为大使，前来中国举行边界谈判，11月，清政府为表示谈判诚意，宣布无条件停火，停止攻城。

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过征剿和招抚，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了全国政权。至1661年（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被俘而死，清王朝基本上统一了大陆，但国家的完全统一还远未完成。康熙帝继位之初，南方有日益坐大的三藩势力；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在东北，沙皇俄国侵扰黑龙江流域已三十余年；在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裂势力日益嚣张，其影响波及喀尔喀蒙古、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之，各种分裂势力仍然存在，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

康熙帝亲政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国内局势渐渐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东北边境事务也被提上日程。

沙俄原本为欧洲国家，不与中国接壤。从16世纪后期沙皇伊凡四世时开始，俄罗斯开始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扩张殖民过程。1648年（顺治五年），俄国人抵达了堪察加半岛和现今所称的白令海峡，完成了向太平洋推进的探险。1651年（顺治八年），他们又进抵了贝加尔湖，修筑了伊尔库次克城。17世纪中期起，在以哈巴罗夫为代表的沙俄侵略者的入侵黑龙江流域过程中，中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逐渐发展为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面冲突。俄国也向中国派出过多批使节，但因礼节争端以及国家利益冲突，未能充分完成使命。

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俄罗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也在加强，在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帝国转变，但其政局仍时有激烈动荡，这种状况由留里克王朝延续到罗曼诺夫王朝。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年幼的彼得一世继位，名义上与多病的兄长伊凡五世共治，实则权力掌握于索菲亚公主之手，直到彼得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8月发动政变夺取实权。

起因

1658年（顺治十五年），叶尼塞斯克的总督帕休可夫（Pashkov）到达黑龙江的支流石勒喀河，筑尼布楚（尼尔臣斯克）城。1666年（康熙五年），一名流亡的波兰人启尔哥布斯基（NikitorChernigovskii）修筑了阿尔巴津（雅克萨）要塞，他在1669年（康熙八年）获沙皇委命为总管，此后沙俄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地区深入。而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亦留心东北形势，与臣子商讨攻取雅克萨这一战略要地以及经营东北的方略。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康熙帝派将军朋春起兵三千人直抵雅克萨，6月23日（五月二十二日）致书俄军劝退，被拒。清军经过部署，于6月26日（五月二十五日）攻入雅克萨，俄军头目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投降。之后清军撤军而俄军卷土重来。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萨布素、郎谈、班达尔善、马喇等人率兵2400人再攻雅克萨并围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托尔布津被击毙，俄军伤亡惨重，雅克萨城指日可待。这就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萨之围”，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任城内俄军出入。该战为《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创造了条件。

后续事件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于次年（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曾由巴海组织大规模巡边，一路队伍曾远抵雅库茨克。此后清廷组织的东北巡边，按照巡边范围的不同，一般分为一年巡边和三年巡边；此外，还有特别委派的巡边活动，如1851年（咸丰元年）时任呼伦贝尔佐领的敖拉·昌兴就曾受清廷委派，巡察了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及乌第河源。清政府并曾在东段边界上树立若干块界碑，据刘远图统计，共六块，其中包括巴海巡边期间树立的威伊克阿林界碑。根据学者罗明的观点，从管理机构的设置、防卫力量的加强，以及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管理、对东北各族的管辖等方面看，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东北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大大加强了。例如清政府也几度在东北实行招垦政策。尽管如此，清政府断断续续、或松或严的东北封禁政策和柳条边的管理，还是给东北边防造成了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俄罗斯问题的暂时消除，康熙转而着手解决厄鲁特问题，三征噶尔丹，经过乌兰布通之战（1690年）、昭莫多之战（1696年）等，重创了准噶尔汗国的势力，噶尔丹亦死去。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以伊德司（E.Izbrandt）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三年派一次商队前来北京。商队规模限定在200人以内，在北京逗留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1698-1718年（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间，共有十支这样的商队前来。

清朝方面，孤立准噶尔汗国的策妄阿拉布坦，也派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使团自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出发，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返回。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一个较长久的安宁。但是，俄国从来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地区的野心。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沙皇彼得一世就叫嚷“俄国必须占领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公然要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后，发誓要“实现他的高祖父和祖母的遗志”。在沙皇的旨意下，俄国军政界“收复黑龙江”的叫嚣日甚一日。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1858年（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取代《尼布楚条约》，改变了俄国和中国的疆界，雅克萨城也最终为俄罗斯割占。

影响

《尼布楚条约》以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从法律上确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享有充分的主权。这并非古代粗浅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是受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保护的领土主权。这遏止了俄国继续向南扩张，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来自西方的国际法在《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签订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国际法学说在中国却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探讨，直到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尤其是丁韪良出版《万国公法》之后。

根据此条约，俄国全部占领黑龙江流域的阴谋破产，但与大清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此后中俄两国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往来，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

签订经过

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二十日，清政府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能归还逃人，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清朝领土，即“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遂命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戈洛文谈判。六月，索额图等使臣行至喀尔喀地方，正值准噶尔领袖噶尔丹大举侵犯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

额尔古纳为界。”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喀，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为此作出了重大让步。索额图率领包括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在内的清朝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六月抵达尼布楚，驻扎在尼布楚河南岸，与尼布楚城相距三里。

清朝代表与俄罗斯代表签订尼布楚条约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6月13日（四月二十六日），索额图等人在出发前向康熙帝奏陈：“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均归我朝。”康熙帝熙考虑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喀，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故出了重大让步，又指示：“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

此后，索额图率领包括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在内的清朝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7月31日（六月十五日），中国使团先于俄国人抵达尼布楚对面，据《张诚日记》描述，先行抵达的中国水军将舰船停泊江边，水兵在岸上安营扎寨，计有3000余人，与中国外交使团同时抵达的陆军约有1400人，加上索额图的亲兵800人和夫役，差不多有9000-10000人，还有骆驼3000-4000头，马15000匹等。

8月19日（七月初五），戈洛文率领俄国使团抵达尼布楚，同日戈洛文差人面见索额图，要求，第一，谈判的地点由俄方拟定，第二，谈判时，双方所配备的警卫人员各不得超过300人。20日（七月初六），中方代表同意俄方选定地点和警卫人数，但强调，警卫人员除除佩刀之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中俄达成协议，中俄代表各自携带260名佩刀警卫入场，双方士兵相互搜查，防止暗藏其他兵器，之后他们后退一定距离布列岗哨。但后来，戈洛文自己在《出使报告》中承认，俄方派出的警卫中有哥萨克火枪兵，他们虽然未持枪支，却身藏数枚手榴弹。戈洛文还命令，留在尼布楚城里的士兵，在谈判期间，每日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严阵以待。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索额图见戈洛文强要以黑龙江为界，乃遵照康熙帝的“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的谕令作出让步，表示可以将尼布楚一带让与俄国，以石勒喀河、鄂嫩河至音果达河一带为界。尽管如此，戈洛文仍坚不接受。索额图为了达成和解，继续退让，先是提议以从北面流入石勒喀河的绰尔纳河为界，俄方不答应。后又提出北面以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南面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戈洛文才勉强同意。对中方提出的划分俄国新占领的西伯利亚与毗邻的喀尔喀之间的边界问题，戈洛文则借口沙皇并无指示，且喀尔喀已为噶尔丹占领，清朝无资格与俄国谈判此问题，予以拒绝。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1689年8月22日至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

8月22日（七月初八），中俄尼布楚划界谈判，在两座紧连在一起的大帐篷里开始，这座帐篷距离双方的驻地距离均等，为5华里。第一天谈判，开局便火药味十足，戈洛文谴责中国突然发兵俄罗斯，挑起边境事端。中方钦差大臣索额图，则历数俄国入侵中国的犯罪行径，正告戈洛文，雅克萨、贝加尔湖以东以及蒙古等全部领土，自古属于中国。双方第一天，都未亮出底牌，而是反复旁敲侧击，相互深浅，探查签约底线。

8月23日（七月初九），两国代表继续会晤，戈洛文提出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划归俄国，黑龙江以南归属于中国。索额图驳斥他说，黑龙江两岸皆为中国领土，俄国强占领了中国土地，他要求俄国归还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他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几经争执，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但戈洛文仍不接受，还在尼布楚哨卡增派300名火枪手，进行武力恫吓，并以停止谈判相挟，谈判陷入危机。

中方提出的划分俄国新占领的西伯利亚与毗邻的喀尔喀之间的边界问题，戈洛文则借口沙皇并无指示，且喀尔喀已为噶尔丹占领，清朝无资格与俄国谈判此问题，予以拒绝。由于俄国的这一态度，清方不得不放弃与俄国谈判清俄中段边界的打算。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虽然使清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处境被动，但俄方也并非没有不利之处。首先是俄国在西伯利亚兵力不足，其次喀尔喀部大量南迁，使俄国看到蒙古的人心所向。

8月24日（七月十日），两国谈判的气氛进一步恶化。戈洛文继续自己的外交攻势，他见中方反对他的划界方案，他一边继续反对中方的建议，一边采取欲擒故纵法，宣称休会，希望两国代表签署“散会声明书”，但遭到中方拒绝后，戈洛文又下令增派300名俄国火枪手，加强尼布楚城防，同时送信给雅克萨哥萨克，命其备战并抢收的庄稼。

8月25日和26日（七月十一日、十二日），索额图派耶稣会士张诚见戈洛文，告知中方再次让步，即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27日（十三日），徐日升也见了戈洛文，俄国人表示，即使中方如此让步，俄国人依旧不愿放弃雅克萨，徐日升拂袖而去。当日，索额图下令对岸沿江待命的清军渡河，一面封锁尼布楚，一面出兵500人重新包围雅克萨，且毁掉哥萨克城外的庄稼。

这时，尼布楚周围的布里亚特和温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统治，爆发了抵抗俄军的起义。大约有600一700喀尔喀蒙古人对俄国占领下的尼布楚发动了进攻，欲投奔清政府使团，尼布楚周围的布里亚特人由于不堪忍受沙皇的残暴统治，纷纷起义，并要求与清朝使团联合进攻尼布楚。

索额图的军事调遣和地方部族起义，终于让戈洛文坐不住了，他既担心与中国再发生战争，更害怕谈判破裂，回莫斯科交不了差。8月27日（七月十三日）当夜，俄国使者代表再来中国营地探查虚实，8月28日（七月十四日），张诚应戈洛文之邀，前往尼布楚城内与俄方主要代表见面，俄方表示，他们基本同意中方的划界建议。再加上俄国为夺取黑海出海口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也不能兼顾东方。以上因素促使戈洛文不再犹豫。

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索额图和戈洛文先在条约上签字、盖章，然后宣读誓词，相互交换条约。这个条约就是《尼布楚议界条约》。为表示庆贺，双方互赠礼品，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比如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dulimbai gurun i enduringge hūwangdi）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就是说，他是中国皇帝钦差，行使中国主权。《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条约原文

尼布楚条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个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 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 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 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亚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赞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 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 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 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猜，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 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面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水作罢论自两国水好已 定之日起，嗣后有逃广者，各不收纳，并应械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历一九六八年人月二十七日

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并勒石立碑。碑文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成。

外兴安岭

1693年，俄国派使节赴北京觐见要求通商，由于其使节行三拜九叩礼，康熙皇帝非常高兴，特准俄国在北京建“俄馆”，每三年可以派200人商队入京逗留80天，其他国家不得享受此待遇。

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取代此条约，确立了俄国和中国的疆界。^[2]

文字版本介绍

《尼布楚条约》原件使用拉丁文、俄文、满文文本，载俄国外交部整理的《俄华条约集》（排印本，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Китаем. 1689-1881 гг.）。其中，俄方保存的拉丁文本、满文本原件以及戈洛文报告书中记录的俄文本内容的影印件，均载《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书。三种文本在《中俄边界条约集》和主要由清史学者戴逸执笔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等著作中均有汉译本。

除上述三种尼布楚和谈会议原本外，《尼布楚条约》还有由中方译员张诚、徐日升在各自日记中记录的文本，以及若干早期汉译本和其他文字的译本，等等。  各版本差异简述如下：

关于刻碑一段

正式拉丁文本规定以汉、俄、拉丁文刻碑，作为永久性的界标。俄文本中仅说：中国方面“如若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关于译名

由于各种文本用不同的文字写成，因此译名出现了差异。如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中的萨哈连乌拉，在汉文本中作黑龙江、俄文本中作石勒喀河；又如满文本、汉文本中的石大兴安岭，在拉丁文本、俄文本、法文本中作石山。这一类差异不会对条约的解释产生任何误解。

拉丁文本（会议原本）

当时会议上中俄双方各用拉丁文缮写条约，共同签字盖章，互相交换，这一文本是由中方缮写交给俄方的一份。下有中国政府七个谈判代表的满文签字，盖有“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的印章。俄方代表则按西方习惯，用蜡油盖章。所以俄方盖章处只剩下两团污迹，图章已看不清楚。条约全文共有六条。

满文本（会议原本）

这是会议上由中方缮写交给俄方的文本，有中方签字盖章，但无俄方签字盖章。全文共八条，比正式文本多两条，正式文本的第一条，在满文本中分成第一、第二条；正式文本中第二条在满文本中分成第三、四条。

俄文本（会议原本）

这是会议上俄方缮写的文本，有俄方签字，但无中方的签字和印章。共六条，分段和正式文本亦有差异，正式文本的第一、二条，在俄文本中分作第一、二、三、六条，而正式文本中第三、六条，在俄文本中却被省略归并了，故俄文本仍为六条。

清实录著录汉文本

这是会议后，清政府根据满文本译出的，载于《清康熙实录》，卷一四三，第16至17页。《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所载均为实录本，共七条，译成汉文时省略了乌第河未定界一段和满文本中第八条“永远和好之处，奉行不得违误”等语。

徐元文汉文本

汉文本

西清汉文本

19世纪初，西清从黑龙江当地人处得到一个条约的满文本，据以译成汉文，载于西清著《黑龙江外纪》一书中，共八条，内容与满文本符合。

徐日升文本

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担任中俄谈判中的译员。他在日记中用拉丁文记录了条约全文，共六条，与正式的拉丁文本几乎完全相同，仅正式文本第三条下半段遣还逃亡者的规定，在徐日升文本中写入第四条的上半段。

张诚法文本

谈判中另一译员、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用法文记录了条约全文。共七条，与徐日升文本相近，但徐本中的第四条，在张本中分为两条。^[2]

历史记载

条约签订中俄边境线

为了彻底解决东北边境问题，康熙皇帝亲自到东北了解情况，并决定增加兵力，镇守黑龙江地方。他还写信给沙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沙皇迟迟不给答复，于是康熙皇帝派兵攻克了雅克萨城。俄罗斯政府见势不妙，只得同意进行边界谈判。

●1652年（顺治九年），俄人侵入黑龙江。

●1657年，俄罗斯侵占尼布楚、雅克萨地区，继而修筑城堡并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掠夺，激起当地各族人民奋勇反抗。期间清政府多次与沙俄交涉，俄方置之不理。

●1685年4月（康熙二十四年），雅克萨之战爆发。清军约3000人在彭春统率下，攻克俄军450人盘踞的雅克萨城。

●1685年秋，俄军趁清军退兵后重占雅克萨城。

●1686年7月，清军2400人强攻雅克萨城无效。经过1年的围困，俄军826人最后只剩66人。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清军取得雅克萨之战的重大胜利后，清政府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

●1858年，中俄订立《瑷珲条约》，雅克萨城最终为俄罗斯割占。

文本差异

关于额尔古纳河一段。俄文本中有额尔古纳“河源”字样，正式的拉丁文本和其他文本里都没有，应以正式文本为准。^[3]

关于乌第河一段，正式拉丁文本中写作“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满文本写作“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俄文本写作“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徐日升文本和张诚文本与正式拉丁文本相同；西清文本与满文本相同，《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则没有未定界的规定。寻绎文意，除俄文本中把乌第河说成“俄国所属”，据为俄国所有，并无根据外，其它文本和正式的拉丁文本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正式文本中无“以南”、“以北”的字样，是笼统的写法，而满文本是详细的写法，更具体指明了这片未定界的位置，至于《实录本》和徐元文汉文本，则是在译成汉文时省略了这一条。应当指出，清政府是一直承认这片土地是未定界，它在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中公开地申明了这点。

比较各种文本的差异，可以约略地看出条约文字形成的整个过程，以及中俄双方在条约最后写定以前，仍在就个别问题和条约的分段、顺序方面进行争执。当中俄双方在谈判中就条约基本内容和边界走向达成协议以后，两国代表团各自用满文和俄文起草了条约的草稿，这是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由来。关于边界的划分和雅克萨的归属，是谈判的主要问题，因此，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第一、二、三条都首先反映了这一谈判的主要内容，第四条以下，虽然大体上亦有协议，但并没有进行充分讨论。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的重点不同：中国方面，着重于防止俄国的再次入侵，所以满文本中把今后不得越界入侵的规定，突出地单独列在前面，而俄文本中这一规定却归并在最后一条内；俄国方面不肯交出根特木儿的家族，它又把商业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把不索还订约以前逃人及两国来往贸易的规定列在最前面。这种分段和排列顺序的差异，反映了两国的要求和强调重点不同。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满文和俄文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单纯的译本，而是进一步谈判、妥协的结果，是最后形成的定本。它和满文本、俄文本都不完全相同。个别问题上的争执已经消除，而在分条、顺序方面则照顾了中俄双方的提法。如禁止越界入侵的规定，照顾中方的写法，不把这个规定单独列条，而归并在第二条内。又如，不索还订约以前的逃人和两国往来贸易的规定虽按照俄文本的写法，单独列条，但并没有放在优先的顺序上。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基础上，双方经过争论和进一步妥协，然后修改、润色，最后写定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全部内容，以至分条，顺序、措词都是两代表国共同同意的。由于会谈的最后阶段，对于条约文字的修改、润色、写定很仓促，正式文本写定以后，双方并没有把原来起草的满文稿本和俄文稿本再和正式文本逐条逐字地核正改定，或者只作了大体上的修改就作为会议上的副本而彼此交换。所以，这三种文本虽然在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而个别问题以及分条、顺序、措词上存在着差异。

考察了《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意见：

（一）尽管《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存在着差异，但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互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

（二）《尼布楚条约》各种文本中的内容及规定的边界线走向是明确的，并且也是一致的。差异仅在于个别细节及条约的分条、顺序、译名、措词上，但不会对条约的基本内容和边界走向产生任何误解。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明确将北诺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阔疆域定为待议地区。

1690年清将领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并到雅库次克即俄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罗文（《尼布楚条约》俄代表），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清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斯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今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

背后内鬼

1689年6月13日，由索额图率领的使团从京城出发，一个多月后抵达3000里外的尼布楚。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谈判代表索额图，而是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

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二人凭借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很快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为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二人，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临行前，康熙还专门嘱咐索额图：“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康熙要他与二传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

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作为中方代表曾前往俄营拜访俄方使团代表——御前大臣戈洛文。二人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还充当了另一个角色—翻译。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他们仍然毫无顾忌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他们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自己（戈洛文是基督徒）。而他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他们甚至还瞒着随从给戈洛文去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交换，二人允诺向戈洛文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刻得到俄方的充分满足。

《尼布楚条约》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因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但是身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咄咄逼人，因为他有张、徐二人做内应。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要求清方将“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沙皇，不然沙皇将派出军队！如此贼喊捉贼，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证明清朝是在此情况下的被迫自卫，而且，黑龙江流域的土地本就隶属于中国。

在事实面前，戈洛文无言以对。就在戈洛文陷于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徐日升出来解围了，他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50大板：“当他们（俄方）杀我们（清方）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也在尽力杀戮。”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抛出了最高划界方案：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出了康熙给清朝使臣们定下的底线，因此被索额图断然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谈判，虽然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仍未达成协议。不善于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戈洛文伤脑筋了，当天夜里，他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通译跟张、徐二人进行密谈。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徐日升和张诚来到俄国营地，带来了一个千金难换的重要情报——二人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说，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会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凭武力完全可以收回这块土地，他们还建议俄国“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这番话令戈洛文大为满意，立即送给他们40张貂皮、100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另外，戈洛文还特意向他们散布自己愿意做出让步的消息，以此提高他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

果然，二人带回的这一消息，使他们在清朝使团中的身价倍增。按照徐日升颇有些自吹自擂的说法，“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因此，这两个“内鬼”得到了中国使团的完全信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的事”—这当然是戈洛文乐于看到的局面。

此后数天，就在中俄使团双方继续就边界问题频繁交涉时，尼布楚地区风云骤变。得知清朝使团到来的当地居民纷纷掀起了抗俄风潮。俄国使团的处境变得十分糟糕。

就在这时，“内鬼”们又出来帮忙了。他们拒绝与抗俄的起义民众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还公然将此叫做“昏头昏脑”的“荒唐计划”，而且认为帮助当地居民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在他们的恐吓下，中国使团的态度变得非常消极，不仅“为了不致妨碍议和，没有向起义民众许诺什么”，甚至把民众造反的消息通知了俄国方面。

清朝使团拒绝对起义者施以援手的消息让戈洛文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抗俄斗争的勃兴势必产生连锁反应，使得俄国殖民者面对丧失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可怕前景。在权衡利弊之后，戈洛文决定尽快结束谈判，以腾出手来平息当地居民的反抗。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中俄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9月7日，中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等待双方签字画押了。可就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内鬼”们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俄国效劳。

《尼布楚条约》有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徐日升和张诚懂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一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本里，沙皇头衔只有与“中国大皇帝”相对的“俄罗斯察罕汗”6个字。但在他们的“妙手”下，沙皇的头衔在拉丁文本里面膨胀了10倍，汉译多达60余字，其中更是包括了“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这般狂妄的言词，而对应的清帝头衔仍然只有“中国大皇帝”这5个字。这俨然使沙皇的地位高过清帝一头。

失地条约签署

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史书载，该条约承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客观上，在一定时期内遏止了沙俄东扩。条约里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这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第一次出在国际条约里。

中俄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第二次被清军围困时，即1685年12月26日，沙皇定下了向对华谈判的基本方针，并选定戈洛文为俄国谈判代表。俄方的谈判底线是：中俄以雅克萨为界，并在黑龙江和贝斯特拉亚与精奇里江渔猎，中国若不同意，即可与中国开战。

中俄双方的当时的战略，是尽量避免流血解决，争取通过和谈解决边界争端，但决不放弃武力应变。1686年1月，俄方谈判外交使团组成。

据《清实录》记载，1688年4月，中国也组成了对俄谈判小组名单，由领侍卫大臣索额图、都统公舅舅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人组成，随其出发，前往尼布楚的卫戍人员，有八旗前锋兵200人，护军400人，火器营兵200人。康熙钦定，其“忠贞可靠和足资信赖”的宫中耶稣会士，葡萄牙裔的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I 708）和法裔的张诚（Jean-Fran 0 4ois Gerbillon，1654-1707）随团前往。

5月30日，康熙喻示谈判底线，第一，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第二，俄国必须遣返将叛逃的达斡尔族首领根特布尔。

8月22日，中俄尼布楚划界谈判，在两座紧连在一起的大帐篷里开始，这座帐篷距离双方的驻地距离均等，为5华里。

8月23日，两国代表继续会晤，戈洛文提出以黑龙江为界，河北划归俄国，河南归属于中国。索额图驳斥他说，黑龙江两岸皆为中国领土，俄国强占领了中国土地，他要求俄国归还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他强调，中俄的疆界应在贝加尔湖。戈洛文听罢，指责中方缺乏诚意，随后又提出以牛满河划界，让中国赔偿攻击雅克萨而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将全部俘虏和叛变人员交予俄方。中方听罢，虽然表示不能接受，索额图看到俄方有所退让，就告诉戈洛文，中国可以接受将边界划在尼布楚。索额图缺乏国际谈判经验，竟然一下子将康熙的底牌过早地亮出，戈洛文心中便有了底。接着，他一面对中国以尼布楚划界提议冷嘲热讽，一面抛出更无耻的“精奇里河为界，黑龙江左岸至该河属于俄国，右岸归中国”的议案，再次试探中方。而索额图此刻已无退路，不觉心中愤懑，最后他忍无可忍，沉着脸退了场。他回到驻地后，高声斥责俄方“待人不善，难以圆满打交道”，遂令拆除部分帐篷，做准备撤离状。

25日和26日，索额图派耶稣会士张诚26日见戈洛文，告知中方再次让步，即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27日，徐日升也见了戈洛文，俄国人表示，即使中方如此让步，俄国人依旧不愿放弃雅克萨，徐日升气得泪盈满眶，拂袖而去。当日，索额图下令对岸沿江待命的清军渡河，一面封锁尼布楚，一面出兵500人重新包围雅克萨，且毁掉哥萨克城外的庄稼。这时，尼布楚周围的布里亚特和温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统治，爆发了抵抗俄军的起义，并要求与清朝使团联合进攻尼布楚。27日当夜，俄国使者代表再来中国营地探查虚实，28日，张诚应戈洛文之邀，前往尼布楚城内与俄方主要代表见面，俄方表示，他们基本同意中方的划界建议。

自8月30日至9月2之间，中俄谈判代表依旧不见面，双边信息由各自的助理转达。中俄代表经过及其曲折的会下沟通，多番讨价还价，明争暗斗，中方数次让步，最终于9月7日签署了《尼布楚议界条约》。

这个条约的签订，是中方做了

无原则退让

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部失地条约。

相关概念

谈判中有个有趣的插曲，中国方面提出的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显然使俄国人难以接受，俄国人决定变通方式进行宣誓。妥协结果是签约之后，先由中方译员张诚宣读中国人手中条约文本，再由俄方译员宣读俄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双方同时各自核准校对手中文本，再进行宣誓。

在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之后，在17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俄国曾订立了一个国际条约，这就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此条约为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条约。在此以前，中国和外国从未发生过此种意义上的条约关系，而且在此条约的订立过程中，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历史背景在于，此前沙俄一直侵扰中国黑龙江地区，两度占领雅克萨，都被中国击败。而沙俄忙于南方及西北战事，同时因给养困难，无力坚守雅克萨，提出同中国议和。当时，清王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实力强大。康熙帝两次东巡，设黑龙江将军驻守瑷珲，设置驿站，加强水师，保障军需，建立了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有效统治。但因为西北有噶尔丹叛乱，也希望保持东北边疆的稳定。在这一局势下，康熙帝同意议和，派索额图任钦差大臣，率领使团赴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谈判并签订了条约。

俄国由于在历史上与欧洲的渊源关系，当时已经熟知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并运用于实践中。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它对国际法尚属陌生，康熙帝当时为了对付西北叛乱，希望达成条约以约束俄国，因此作出了让步，放弃了把俄国看做朝贡国的传统态度。在这次谈判中，康熙帝挑选了两名耶稣会士——法国人传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cois，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1645—1708）参加了清朝代表团，充当翻译和顾问。

徐日升熟知数学、天文，尤其精通音乐，在其自1673年以来供职宫廷的十余年里，经过康熙帝考察，对其极为信任，同时康熙帝也对于张诚有所了解，故在1688年派两人出行。康熙帝之所以这样做，除却发挥他们的翻译作用之外，看重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使臣提供相关问题的咨询。两个西方传教士各自写有关于这一谈判的日记，根据他们的日记，中俄双方是在国际法所确立的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结条约的。

当时中国的谈判使团代表对西方的国际法是不了解的，参与谈判的张诚等人的国际法知识则弥补了他们的不足，这些耶稣会士读过早期的国际法论著，如格老秀斯和苏阿瑞兹的著作，具备一定的国际法知识。耶稣会士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国际法一些基本要素和原则：如国家间的平等和互惠；在外交活动中使节的性质及其地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等。参与条约订立的耶稣会士在中俄交涉中充当了中间人，并在缔约过程中体现了国际法的运用，推动了中俄尼布楚谈判顺利完成。谈判按双方对等的方式进行，条约的订立过程，包括条约约文的草拟、约文的文本和条约的生效机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

谈判中有个有趣的插曲，康熙帝明确指令使臣签订和约后，叩首跪拜上帝，以上帝的名义宣誓。中国方面提出的这套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显然使俄国人难以接受，俄国人决定变通方式进行宣誓。妥协的结果是签约之后，先由中方译员张诚宣读中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再由俄方译员宣读俄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双方同时各自核准校对手中的文本，再进行宣誓。

耶稣教会亦对他们卓有成效地推动中俄签订条约颇感自得，1703年，耶稣会士洪若翰在从中国寄往法国的信件中，盛赞了传教士在中国与俄国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当然，徐日升和张诚也因为协助尼布楚条约达成而备受康熙的宠遇。

另据《国家人文历史》刊载的文章《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阐述，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分别收受俄国的贿赂，“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后又多次为俄国提供谈判情报，使俄国最终赢得土地的愿望如愿以偿。

对中国而言，这一次外交中的国际法实践究竟有何种意义，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康熙帝对西方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耶稣会士给他讲授过几何、数学、物理、化学、天文、音乐、哲学等知识。康熙帝是否从中了解到西方有关国际法的知识，缺乏明确史料记载，从康熙帝委派耶稣会士随团出使及命令使臣按基督教方式宣誓的谕令看，他对国际法及相关规则并非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其间会有耶稣会士向康熙帝提到过西方外交及其国际法的相关问题。

在这次谈判中，清政府放弃了传统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国际法的原则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中国方面接受了国际法和西式的外交模式，以代替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的理解，并将《尼布楚条约》及缔结类似条约作为未来对外关系的先例。事实上，从1689年到1839年的150年中，不论是中国的官方还是非官方文献，都没有再涉及国际法的记载。有关此次谈判的中文资料极其少见，这表明清政府并不愿意把谈判的经过公诸于众，因为迁就俄国的一些要求，放弃处理夷务的传统作法，对于清政府而言，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尼布楚谈判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金庸在其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用戏谑的笔法将主人公韦小宝置身于当时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其言行反映出当时清朝当局以我为主的大国心态。除却其故事性因素不论，就曾经专攻过国际法的金庸来说，此番描写也确实与历史有内在的某种对应。

由此看来，此次条约谈判并没有开启中国近代新式外交，鉴于源自西方的国际法与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并不相符，康熙帝对国际法只是策略性地运用，一如以往中国统治者对于“外夷”灵活对待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727年中国又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以解决双方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鉴于此前俄国有遣使祝贺雍正帝即位之举，清政府还于1829—1832年间向俄国派遣了两个外交使团，以祝贺俄国新皇即位。

中国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是一次中国传统外交活动的特例，耶稣会士徐日升作为当事人，在其日记中认为如果俄国使臣到中国，会被迫按中国的朝贡礼仪行事，决不会受到平等待遇。徐日升是当时的中国通，对于中国的国情十分了解，他所描述的俄国使臣到达中国的情形，正是长期困扰中外交往的中西礼仪之争（中西礼仪之争是近代史学研究关注的话题，其中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使华的经历更是被视为中西冲突的关节点而被放大予以讨论）。

就此事件来看，国际法输入中国一直有其外来压力的背景。《尼布楚条约》使得国际法在中国对外交往中首次得到体现。1839年为解决因禁鸦片而带来的中外冲突，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法泰尔的国际法著作。19世纪60年代之后系列的国际法译作在官方的支持下得以出版，也正是应对中外缔约后，清廷面对全方位的外交关系的特定历史情境。

国际法输入的此种应急性背景使其作为一门专门的“技能”而较早地得到了关注，在《万国公法》一书出版前后，朝廷的奏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际法”在当时主政者心目中的作用，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具。所以“国际法”能够超越其他的法学学科，率先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出现，成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门重要课程。此种被称为“万国公法”的学问被视为了解西方的重要必备知识，其在外交实践中也被列入了“交涉学”这样一种门类而受到当时外交人员的重视。

视“国际法”为工具性的结果使国际法在近代中国较早得到了传播。最初的国际法知识的接受者主要局限于同文馆的学员和一些外交官员。直到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之后，国际法和其他部门法一起作为法学专门学科才被全面介绍到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起就有国际法完整译本和教学，但国际法知识真正在中国引起关注并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历史意义

法律意义；这个条约以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从法律上确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享有充分的主权。（而非古代粗浅的势力范围划分，是受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保护的领土主权）

中华历史上第一次以近代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

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往来，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

评价

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遏止了俄国继续向南扩张。清政府获得雅克萨之战胜利后，为了和平发展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该条约更主要是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俄方则通常认为《尼布楚条约》不利于俄国，对俄而言是不平等条约，而认为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对俄真正平等的条约。总之，中国称此条约为“清朝做了让步的平等条约”，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则称此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声称俄罗斯在《瑷珲条约》中收复了在《尼布楚条约》中被中国人强占的失地。

伏尔泰：①最后，这两个国家都较好地了解到了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康熙帝宁愿要带来实惠的和平与贸易，而不要徒劳无益的战争。②俄国人付出的代价只是让出一个修建在边界线以外的小堡垒。③这种贸易活动使双方都受益获利。

尼古拉·班特什-卡缅斯基（Н.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假若戈洛文遵照陛下谕令赶赴边境前去阿尔巴津，中国人就未必敢逼近涅尔琴斯克，因而就可望以阿尔巴津为界。对这一延误，尽管他百般辩解，也不能辞其咎。

魏源：时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国东方距已辽远，且限以行国，非若西北之西费雅（瑞典）、西南之图里雅（土耳其），近在肘腋，所必争也……始与我大臣索额图等会议于黑龙江……于是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尽隶版图。

张之洞：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加斯东·加恩（G. Cahen，法国学者）：尼布楚条约的后果不久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国方面是消灭了厄鲁特人，俄国方面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

蒋廷黻：《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吾国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之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帝处置此事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曾未一次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曾未因17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

萧一山：说者谓此约中国殆占全胜，殊不知俄人以西伯利亚之占领，渐次侵及我国，今既得贸易之利，以解决食粮问题，遂亦暂戢其野心。而清廷欲表示大国怀柔之德，视边徼荒服，无足重轻，以致咸丰之时，所谓岭南江北滨海数千里之膏腴，终为俄人攘之以去，而今山河依旧，国境全非，亦可慨矣！

吕思勉：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

蔡东藩：至若尼布楚议和，清史上称为最荣誉之条约，实则俄兵远来，势孤而弱，清军近发，势盛而强。此约之成，宁非强弱不同之再证乎？然彭春再出，穷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萨土垒。索额图原议不谐，终至让步，俄之强已可知已。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尼布楚条约是清朝通过种种威胁，并通过派出为数众多的军队事先非法占领俄国领土而强加给俄国的。条约的条款反映了十七世纪清帝国在远东对俄国的军事优势。······沙皇政府以重大让步——这些让步俄国认为是暂时的——为代价，制止了清帝国对东西伯利亚的进一步侵略。

戴逸：①《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条约对两国政府都是有利的。②中国方面，虽然在领土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促使俄军撤出雅克萨，收复了长期被俄国霸占的国土，并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和俄国订约停战，清政府也就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准噶尔叛乱势力，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俄国方面撤出了雅克萨和其他侵略据点，但却取得了清政府承认自己对一直在反抗中的尼布楚及其以西地区的占领，因而极大地巩固了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

单素玉（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该章作者）：《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徐中约：这项条约乃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定，它是在中俄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都大体感到满意。俄罗斯获得了对尼布楚城及约93,000平方英里未定领土的控制权，此外还获得了一些贸易特权；而中国则满意地看到雅克萨的俄罗斯问题被彻底解决，且俄国将很可能在中国与噶尔丹之间的较量中保持中立。然而，条约中却有一个大漏洞；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仍未确定，因为费要多罗坚持称他没有得到授权谈判这个问题。显然，俄国是在规避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安排，因为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控制外蒙古。

亨利·特鲁瓦亚：瓦西里·戈利琴又在一个新的领域——即外交领域遭到失败。他与中国签订的涅尔琴斯克条约规定，把黑龙江两岸割让给这个大国。这样，俄国三十多年来拥有的这条完全可以航行的西伯利亚河流便归了中国人，形成了两个国家的新边界线。在克里姆林宫很少有人了解这种割让在战略上具有的危险性。不管怎样，了解谈判进程的索菲亚，几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①边界确立在沿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俄罗斯人被授予商业特权；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卖。以后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羊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②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一百七十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的规定，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以外的地区。

中方评价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评价：“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

闻一多在他的《七子之歌》中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中国国耻地理》一书中也曾认为尼布楚条约为不平等条约。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评价道：“这是一次对等的谈判，是一个平等的条约，遏止了俄人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东北达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为时势所限，在东亚的力量不足，中国正当盛世，但康熙的应付得宜，所关亦大。不过尼布楚地区则未可保有。”

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说：“《尼布楚条约》保障了中国东北边境一百多年的安定和平，为清王朝后来平定西北、西南地区的叛乱提供了稳定富饶的大后方，对于清朝的发展和繁荣、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条约，使中、俄得到和解，为中、俄两国带来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纪中国与辽帝国澶州和解带来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样重要。俄国对遥远的东方固然力不从心，而中国如果长期从事于东北荒凉寒冷地区的战争，也将精疲力尽。”“当时中国的力量，事实上只能到黑龙江北岸，还伸展不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俄国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进入流奶与蛮之地，永不会自动停止。而中国不然，汉人那时仍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范围，有耕种不完的肥沃土壤，满洲人则争先恐后入关去当中国的主人，没有人傻到从流奶与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这可从对雅克萨城的处理上看得出来，中国人把它焚毁而退，俄国人却把它当作宝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种保卫。”

全球通史

的评价

中俄边界地图

“边界确立在沿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俄罗斯人被授予商业特权；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买。^[5]

争议

彼得一世像

中国方面，闻一多在他的《七子之歌》的诗序中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失地条约：“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1930年（民国十九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中国国耻地理》一书中也曾认为尼布楚条约为不平等条约。更多的学者认为《尼布楚条约》是经过平等协商订立的平等条约，不过仍会指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至于让步范围，或曰“尼布楚地区”（或“额尔古纳河以西尼布楚以东”），或曰“贝加尔湖以东、勒拿河以南、额尔古纳河以北、额尔必齐河以西”，等等。但侯杨方则认为，当时在尼布楚地区游牧的是蒙古布里亚特部落，他们在当时并不属于清朝，清朝也从未对当地实行过有效统治，因而谈不上清朝割让了领土给俄罗斯，而且条约签订时，喀尔喀蒙古也不属于清朝。

沙俄、苏联的部分评论认为，《尼布楚条约》对俄国并不平等。例如纳罗奇尼茨基等所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称《尼布楚条约》使“阿穆尔地区”被“从俄国分割出去”，又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就将雅克萨之战称为中方对沙俄的武装侵略，并称《尼布楚条约》是被强加给沙俄的，还试图否定《尼布楚条约》在签订后的法律效力，从而为《瑷珲条约》等进行辩护。中国研究者对此严加批驳。不过，也有苏联学者评论称该约是“俄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或称中俄为签订《尼布楚条约》进行的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并巩固和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至于后来推翻《尼布楚条约》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则是带有侵略性或不平等性的条约。

进入21世纪，中俄边界问题在俄罗斯学界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学界和文教界对该问题的态度也逐渐变化。^[6]

关于乌第河未定界（“待议地区”）的范围与该河南北地区的清俄边界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十种以上的不同见解。

其中，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中均把“乌第河待议地区”划定为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的区域。与此不同，学者刘远图在《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提出，外兴安岭在乌第河河源处分为两支，分别位于乌第河的南侧和北侧，其中北支为诺斯山（又称“诺萨山”、“诺兹山”，Noz或Noss）；《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确定的待议地区，是指这南北两支脉之间，而不是乌第河与外兴安岭南支之间；至于满文本所描述的，则包含诺斯山脉以北地区，还要远大于前者（而中方的主张之所以在拉丁文本中被限缩，则与耶稣会士的受贿有关）；而前述《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绘制的，则是俄方文本中的主张。此后，学界既有支持此观点或事实上与之观点相同者，也仍有赞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的标绘而反对刘说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戴逸等编著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内的不少学术文献指出，协助中方订立《尼布楚条约》的两位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有收受俄方礼物、出卖中方利益的行为。后来更有人撰文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称为“内鬼”，称他们“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后又多次为俄国提供谈判情报，使俄国最终赢得土地的愿望如愿以偿。

其他研究者则指出，耶稣会士弥补了中方代表索额图等人对国际法掌握的不足，促使《尼布楚条约》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成功缔结，并起到了中俄之间斡旋人的重要作用，康熙帝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