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七大藏书楼之一）

历史沿革

文渊阁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七部之中或已亡佚，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旅游信息

旺季（4月1日~10月31日）：60.00元（故宫套票）；淡季（11月1日~3月31日）：40.00元（故宫套票）。

1.旺季（4月1日~10月31日）：08:30~17:00；停止售票时间：16:00；停止入场时间：16:10

2.淡季（11月1日~3月31日）：08:30~16:30；停止售票时间：15:30；停止入场时间：15:40

Tips：除法定节假日和暑期（7月1日~8月31日）外，全年实行周一下午闭馆的措施。每周一开馆时间为08:30~12:00，停止售票时间为11:00，停止检票时间为11:10，闭馆时间为12:00。

由于阁内空间有限，基于对文物保护和观众安全的考虑，游客不能进入室内，可以在殿外参观。^[1]

交通信息

公交：

1、2、4、5、8、10、20、52、22、120、728、802天安门西或天安门东下车

地铁（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

9、17、22、44、48、59、66、110、126、301、646、673、692、729、803、808、901、特4、特7、BRT1前门下车或101、103、109、685、814、846路故宫下车，60路东华门下车

历史

文渊阁建筑侧面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现在，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主要景观

文渊阁位于北京市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走进阁内，建筑装饰和油漆彩画仍以冷色为主，陈设布置复原乾隆朝状态。最西边设楼梯连通上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专家介绍，阁内一层收藏《四库全书》经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22架；正中间的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收藏史部书共33架；三层西尽间为楼梯间，其它五间通连，分别为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明间设有皇帝御榻，以备皇帝登阁读书。^[1]

建筑特色

文渊阁建筑局部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其建筑则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并且，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可见，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文化活动

作为皇家藏书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鉴于《四库全书》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也就是说，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皆取法天一阁，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仅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以水喻文”，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在乾隆帝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并且，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文渊阁建筑局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并于次年春入藏宫中文渊阁。作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四库全书》，乾隆帝对书籍的典藏、管理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

在书籍的典藏方面，《四库全书》的用纸、装帧以及贮藏都极为讲究。纸张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堪为上品。书册装帧采用绢面包背装，即将书叶正折，使版心朝外，书叶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牢，然后用丝绢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考虑到《四库全书》囊括四部，卷帙繁富，为便于识别和检阅，书册装帧特别采用了分色包背装法，即使用不同颜色的绢面来区别经、史、子、集各部书籍。这就是乾隆帝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装潢的办法，即“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由于“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故专“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为便于使用和保存，还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衬以夹板，束之绸带，书函的一端可以开闭，函面端楷刻写全书名称、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并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如《尚书详解》一函六册，函面刻写“钦定四库全书第二百七函经部尚书详解”，字迹均为绿色。书册装函后，即按部类顺序放入专门制作的书架，安置阁中。计经部书二十架，每架四十八函，凡九百六十函，分贮下层两侧；史部书三十三架，每架亦四十八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藏于中间暗层；子部书二十二架，每架七十二函，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安放上层之中；集部书二十八架，每架亦七十二函，凡二千零十六函，分置于上层两旁。总计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册。为便于查找翻阅，还另外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并庋置其中，需要时按图索骥，循架取书，既方便又快捷。

为表示对第一部抄成贮阁的《四库全书》的重视，乾隆帝还特别允准，在每册书的首页钤盖“文渊阁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由此而开各阁《四库全书》钤印之先例。其后陆续抄成的内廷各阁全书，也因其阁名和成书时间先后而分别加盖不同的钤印，不仅成为各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人们称呼《四库全书》时均冠以阁名的依据。

随着《四库全书》的入藏，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领阁事上传下达，总司其责；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收发、扫除等各项杂务；直阁事、校理、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为便于管理，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作为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以及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自此而后，“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员，则“每日轮派二人当直，辰入申出，率以为常。遇有查取书籍等事，即令当直校理经管，随时存记，以备查核。其一切上架、启函、翻检、点阅等事，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公同照料，俾宝文典”。凡遇当直，皆由“官厨设馔同餐，午后乃散”。

日常入直之外，每年特定时期的曝书，也是管理工作的重点。原拟章程参照宋代秘书省每年仲夏曝书成例，定于每年五六月间曝书。但全书贮阁之后，考虑到当时宫中其他各处书籍例于每年三、六、九月晾晒的实际情形，主管大臣特别奏请将文渊阁曝书改为三、六、九月，以与宫中惯例相一致。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帝允准。于是，每年数次的文渊阁曝书，成为一时盛事。届期，上自领阁事、提举阁事大臣，并直阁事、校理、检阅，下至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各级官员人等齐聚一堂，“将插架诸书按部请出，交校理各官登记档册，检阅各官逐一挨本翻晾毕，即敬谨归入原函，以昭慎重”。

然而，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由于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时间一长，不免出现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也成了应付差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乾隆帝认为，“文渊阁提举阁事一员，系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充，其司员以及看守扫除之人，皆其所辖，呼应较灵”，下令将阁中一切事务“交提举阁事一人专为管理，其领阁、直阁、校理、检阅等官，俱作为兼充虚衔，不必办理本阁事务”。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乾隆帝也认为，“各书装贮匣页用木，并非纸背之物，本可无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时所能翻阅，而多人抽看曝晒，易至损污，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其弊更甚于蠹蛀”，下令“嗣后止须慎为珍藏，竟可毋庸曝晒。其地面一切，亦无须奉宸苑经理。庶专司有人，而藏书倍为完善”。于是，曝书工作奉命停止，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禁御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