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条约背景

1856年，以英法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大清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加强了对清国的侵略。1858年5月28日，俄罗斯帝国逼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同年6月13日，又逼迫大清国政府签订了《清俄天津条约》，从中大占便宜，但沙俄仍不满足于所获得的特权和利益。当英法两国向大清国进行更大勒索的时候，俄罗斯帝国竭力怂恿英法联军北上进攻北京、天津，试图利用英法的军事侵略来威胁大清国。同时又拉拢美国，伪装中立，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侵略利益。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清皇宫。奉命谈判的恭亲王奕䜣求和心切，卑躬屈膝地请求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吓破了胆的奕訢，慌忙表示接受。同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刚过几天，伊格那季耶夫就坚持中俄谈判要对英法保密，并向奕䜣提交了一份俄清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的苛刻条件。清政府代表在谈判中受尽屈辱，任人宰割，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11月8日，咸丰皇帝下谕准许奕䜣签字。14日，奕䜣被迫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内容简介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主要内容有：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罗斯。原住这一地区的大清国人，仍准留住。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大清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3.俄罗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4.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

条约原文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

清朝皇帝与大俄罗斯帝国沙皇详细检阅早年所立和约，议定数条以固两国和好、贸易相助及预防疑忌争端，所以，大清国钦派内大臣全权和硕恭亲王奕訢，大俄罗斯国派出钦差内大臣伊格那季耶夫，付与全权，该大臣等各将本国钦派谕旨互阅后，会议酌定数条如下：

第一条：决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其地图上必须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为据。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

第二条：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第三条：嗣后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处，以上两条所定之界作为解证。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界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员等遵此约第一、第二条，将所指各交界作记绘图，各书写俄罗斯字二分，或满洲字或汉字二分，共四分。所作图记，该大员等画押用印后，将俄罗斯字一分，或满或汉字一分，共二分，送俄罗斯收存；将俄罗斯字一分，或满或汉字一分，送中国收存。互换此记文、地图，仍会同具文，画押用印，当为补续此约之条。

第四条：此约第一条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其瑷珲和约第二条之事，此次重复申明。

第五条：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库伦准设领事官一员，酌带数人，自行盖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间若干，并喂养牲畜之地，应由库伦办事大臣酌核办理。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亦可。俄罗斯国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国通商之区，一处往来人数通共不得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予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人多少、前往某处贸易、并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所有路费、由该商人自备。

第六条：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律办理。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屋、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并给予设立坟莹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予空旷之地一块，以便牧放牲畜。以上应给各地数目，应行文喀什噶尔大臣酌核办理。其俄国商人在喀什噶尔贸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进卡抢夺，中国一概不管。

第七条：俄罗斯国商人及中国商人至通商之处，准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拦阻。两国商人亦准其随意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居住两国通商日期，亦随该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第八条：俄罗斯国商人在中国，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国，俱仗两国扶持。俄罗斯国可以在通商之处设立领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并预防含混争端。除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外，即在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两国领事官各居本国所盖房屋，如愿租典通商处居人之房，亦任从其便，不必拦阻。两国领事官及该地方官相交行文，俱照天津和约第二条平行。凡两国商人遇有一切事件，两国官员商办；倘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两国商人，遇有发卖及赊欠含混相争大小事故，听其自行择人调处，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止可帮同和解，其赊欠账目不能代赔。两国商人在通商之处，准其预定货物、代典铺房等事，写立字据，报知领事官处及该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据办理之人，领事官及该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据办理。其不关买卖，若系争讼之小事，领事官及该地方官会同查办，各治所属之人之罪。俄罗斯国人私住中国人家或逃往中国内地，中国官员照依领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国人在俄罗斯国内地，或私住、或逃往，该地方官亦当照此办理。若有杀人、抢夺、重伤、谋杀、故烧房屋等重案，查明系俄罗斯国人犯者，将该犯送交本国，按律治罪；中国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别处，俱听中国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第九条：买卖比前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处所立和约及历年补续诸条，情形多有不同，两国交界官员往来行文查办所起争端时，势亦不相合，所以从前一切和约有应改之处，应另立新条如下：向来仅止库伦办事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及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往来行文，办理边界之事。自今此外拟增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固毕尔那托尔，遇有边界事件，与黑龙江及吉林将军往来行文。恰克图之事由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与恰克图部员往来行文，俱按此约第八条规模。该将军、总督等往来行文，俱按天津第二条和约，彼此平等，且所行之文，若非所应办者，一概不管。遇有边界紧要之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办理。

第十条：查办边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约第八条，由边界官会同查办；其审讯两国所属之人，俱照天津和约第七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遇有牲畜或自逸越边界，或被诱取，该处官员一经接得照会，即行派人寻找，并将踪迹示知卡伦官兵。其系逸越寻获者，或系被抢查出，牲畜俱依照会之数，将所失之物寻获，立即送还；如无原物，即照例计赃定罪，不管赔偿。

如有越边逃人，一经接得照会，即设法查找。找获时，送交近处边界官员，并将逃人所有物件一并送回；其缘何逃走之处，由该国官员自行审办。解送时，沿途给与饮食，如无衣，给衣，不可任令兵丁将其凌虐。如尚未接得照会，查获越边之人，亦即照此办理。

第十一条：两国边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员转送，必有回投。东悉毕尔总督、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行文，送交恰克图廓米萨尔转送部员；库伦办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员，转送恰克图廓米萨尔。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行文，送交瑷珲副都统转送；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行文，亦送交该副都统转送。东海滨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林将军彼此行文，俱托乌苏里、珲春地方卡伦官员转送。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行文，送交伊犁俄罗斯领事官转送。遇有重大紧要事件，必须有人传述东西悉毕尔总督、固毕尔那托尔等，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吉林、伊犁等处将军行文，交俄罗斯国可靠之员亦可。

第十二条：按照天津和约第十一条，由恰克图至北京，因公事送书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开列于后：书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图至北京，每两个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图，三个月一次。送书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期四十日。每次箱子数目，至多不得过二十只；每只份量，至重不得过中国一百二十斤之数。所送之信。必须当日传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严行查办。由恰克图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图，送书信、物件之人必须由库伦行走，到领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该领事官等书信、物件，即便留下，如该领事官等有书信、物件，亦即带送。送箱只时，开写清单，自恰克图及库伦知照库伦办事大臣；自北京送时，报知理藩院。单上注明何时起程、箱只数目、份量多少及每箱份量。于封皮上按俄罗斯字翻出蒙古字或汉字，写明份量、数码。若商人为买卖之事，送书信、物箱，愿自行雇人，另立行规，准其预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以免官出花费。

第十三条：大俄罗斯国总理各外国事条大臣与大清国军机处互相行文，或东悉毕尔总督与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此项公文照例按站解送，并不拘前定时日亦可。设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误，即交俄国可靠之员速送。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居住北京时，遇有紧要书信，亦由俄国自行派员解送。该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处，不可使其耽延等候。所派送文之员必系俄罗斯国之人。派员之事，在恰克图由廓米萨尔前一日报明部员；在北京由俄罗斯馆前一日报明兵部。

第十四条：日后如所定陆路通商之事内设有彼此不便之处，由东悉毕尔总督会同中国边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议定章程办理，不得节外生枝。至天津所定和约第十二条，亦应照旧，勿再更张。

第十五条：合同商定后，大清国钦派大臣将此约条规原文译出汉字，画押用印，交付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一份；大俄罗斯国钦差内大臣亦将此条规原文译出汉字，画押用印，交付大清国钦差大臣一份。

此次条款，从两国钦差大臣互换之日起，与天津和约一体永遵勿替。两国大皇帝互换和约后，各将此和约原文晓谕各处应办事件地方。

大清国钦派全权内大臣和硕恭亲王

大俄罗斯国钦差全权内大臣伊格那季耶夫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一千八百六○年诺雅卜尔月初二日

附注

本条约见《咸丰条约》，卷7，页8－15。俄文本及法文译本见《俄外部：俄华条约集》，页158－173。

本条约原称为《照依前换和约拟定条约》，一般简称为《北京条约》。

条约影响

俄罗斯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使中国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俄罗斯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多个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反割地斗争

不共戴天的“罗刹”：清朝东北各族边民抗击沙俄侵略^[1]

俄国割占中国东北领土示意图

誓不相容

中国北方有句老民谣：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还有的说：“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

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所谓“游鱼在水，奇宝在林，珍禽在天，神兽在山”，正是对这一方繁衍万千野生动植物的龙兴宝地真实写照。

自清兵入关后，清政府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分别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朝贵族享用。

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

清朝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俄国的入侵。康熙年间，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

经过了百年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

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沙皇俄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鄂伦春人打击“考察队”

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我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上游及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枪炮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

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

沙俄“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沙俄政府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政府展开了打击报复。

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国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国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俄国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

费雅喀人的暴动

在鄂伦春人民奋起歼灭了以瓦尔诺夫为首的“考察队”的同时，费雅喀人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也展开了英勇的抗争。

费雅喀人崇拜大自然、动物以及他们的祖神，沙俄侵略的入侵打破了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这群纯朴善良的人们开始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反抗活动。

咸丰元年（1851年末），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左岸沃依德屯的费雅喀人和满族人，不堪压迫，商定于第二年夏季举行起义，将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土。不料计划暴露，被俄军总头目涅维尔斯科依派兵镇压。

俄军来到村子里，大叫大嚷，命令村民们交出组织暴动的带头人。村民们拒不交人，还将俄军团团围住，俄军见村民企图反抗，便以武力强行带走了企图围攻俄军的几个带头人，押解到彼得冬营。接着，又派大队人马，将附近3个村屯的居民驱赶到那里，当着村民的面儿抽打带头人，并将其罚做苦力，为他们抬木头，以示杀一儆百。虽然这次暴动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但也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

勇敢的赫哲人

赫哲族是我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乌苏里江构成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一带。著名的《乌苏里船歌》便是赫哲族民歌。

三江沃野，山水纵横，这里有驰名中外的特产--蝗鱼、蛙鱼、三花五罗、貂皮、麝鼠……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天然渔场和逐猎之地。人们常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描述这里的富庶。这富庶之地，自然也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十余年间曾多次入侵。

在沙俄侵略者入侵时，赫哲人拒绝为其引路、拒绝供应食物；监视沙俄侵略者的行动，随时向当地清朝地方政府和清军汇报；协同清军守卫江卡。赫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打击沙俄侵略者贡献力量。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小股沙俄军队侵入到黑龙江口的特林村，被满族和赫哲族的居民200余人包围。村民们警告沙俄侵略者：不经清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都无权踏上这片土地，遂将他们驱赶出去。

咸丰四年五月四日（1854年5月30日），穆拉维约夫率领1000余名“远征军”，携带大量枪支弹药，分乘70多只舰船闯进黑龙江流域。当他们进抵松花江口时，春雨淅沥，由于不熟悉路途，而不辨方向，强盗们前进不得。此时，赫哲渔民乌尔桑阿等人正在河岸叉鱼，穆拉维约夫随即派人将他们强行拉到船上，要求带路。乌尔桑阿等人严词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结果被俄军关押数日之后才放回。

乌苏里卡伦和黑河口卡伦是从黑龙江进入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门户，也是往返黑龙江的必经之处。

咸丰四年（1854）夏，三姓协领富尼扬阿向赫哲人借来了桦皮小船，并在赫哲人的指引下，带兵前往黑龙江下游侦察俄军动向。经过侦查，他们发现俄军正向两个卡伦驶来。情况紧急，他们立即上报地方政府，请求定夺。怎奈清政府提出“勿启衅端”的指令，因此，守卡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对俄船的入侵也无能为力。作为边防哨所的卡伦形同虚设。

咸丰七年八、九月间（1857年10月），一股俄军闯入松花江。当他们接近黑河口卡伦时，守卡清军一面竭力拦阻，一面派人飞速上报吉林将军景淳。俄船对清军拦阻置之不理，继续在中国的内河航道上横冲直撞。

景淳接到飞报，立即命令三姓副都统派兵“驾船迎阻”。

当地的赫哲人得到消息后，也纷纷驾船赶来，协同官军阻拦俄国船只。

赫哲人的桦皮小船轻便灵活，航速较快。赫哲人同官军一起狂追60余里，很快便赶到了俄船前头。随即赫哲人将桦皮船在江面一字排开，形成一道水上封锁线，以阻俄船的前进。

清军将士趁势将俄军船帆扯下，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中国。俄军见势不妙，匆忙驶出松花江。

当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沙俄侵略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国人。

扎拉西忍辱负重

咸丰十年（1860）初，对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彼时，俄人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

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了条件：他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人事务。俄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国士兵那里得知：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这份情报是从沙俄大规模入侵以来，直接从俄国民众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真实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现在仍作为珍贵史料，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了赫哲人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

”、“揽头”抗俄

就在黑龙江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揽头”组成的抗俄力量。

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了“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沙俄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吉林当局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

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

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国人测绘勘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国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

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

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比如：

“采参营”、“定碓营”、“菜营”、“木营”、“棒槌营”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

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

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东北边民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

沙俄侵略者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强行割占，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也相继组织民团，据统计，黑龙江江左江右参加团练的共有3900余人。驻守瑷珲附近的清军爱国官兵也加入了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列，他们在通告中警告俄军必须“撤离该地”，否则将亡于中国军民的“利剑之下”，表明了中国军民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

1868年爆发的青岛淘金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青岛是位于海参崴东南海面的一个小岛，以盛产砂金著称。俄国殖民者占领这一地区后，便下令驱逐在这里定居的中国淘金工人，掠夺这里的宝贵资源。1867年，沙俄侵略者强行登岛，将金矿大肆劫掠一番；1868年5月，满载俄国士兵的军舰又在青岛登陆，企图赶走这里的中国工人。然而，中国淘金工人早已设好埋伏，俄军一登岛，数百名淘金工人一齐冲杀过来，打死打伤俄军过半。沙俄侵略军从海参崴调来军舰才解除了围困。这次战斗之后，淘金工人的抗俄斗争开始向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发展。

起义军转战到苏城后，苏城的刨夫立即响应，起义军在青岛、苏城、黄岛、石庙子等地到处打击俄军，起义队伍发展到三千人，抗俄烽火燃遍了南乌苏里大地。他们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极大地震动了俄国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少俄国人后来谈起这次抗俄起义还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而移居这里的俄国人更加惶恐不安，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

简论：

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了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抗击沙俄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软弱无能，又居心叵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