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丧（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之一）

词语介绍

孔子眼里的三年之丧

2、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译：宰我问：“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从上古行到现在，很古老了。三年什么都不能动，结果什么都坏了，像稻谷一样，旧的割掉了，新的又长起来，钻燧改火，时令也改变了，岁月换了，我看守丧一年就够了。”孔子说：“父母死了，你认为过了一年就可以去听歌跳舞，你觉得心里安吗？”宰予说：“安啊！”孔子说：“你心安，你就照你的办法去做吧！一个君子，父母死了居丧，内心思念的悲愁，吃饭都没有味道，听到音乐也不快乐，睡觉都睡不好，所以三年之中，没有礼乐。我现在问你一年能不能心安，你说能心安，那你去做好了，不必要提倡改为一年。”于是孔子告诉其他同学：“宰予这个人一点良心都没有。他说，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三年之丧，就是对于父母怀抱了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了的一点点还报。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宰予没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

居丧制度

居丧，或称丁忧，或称守丧、值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涉及饮食、居处、哭泣、容体、言语、衣服、丧期等。中国原始社会以来的守丧习俗经过儒家的这一番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系统化和等级化的丧葬仪礼制度，即居丧制度，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包括埋葬制度和居丧制度，居丧制度还可分为丧礼制度和丧服制度。无论是埋葬制度还是丧礼制度、丧服制度，都具有等级分明、形式繁缛这两个显著的特点。这种丧葬制度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其中许多内容由国家法典规定，还有许多内容在民间相沿成俗，反映了宗法社会中人们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的居丧是指从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时间内，死者家人和亲属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表现出的异于平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表达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各异，并无统一的标准。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先驱（胡适认为即是孔子）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将其发展为礼制，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仪礼·丧服》中所提出的子为父母、妻为夫、臣为君的三年丧期（实际为27个月）。其后直至汉初汇集成的《礼记》一书，又对三年丧期内的守丧行为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须居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等等。这就是宋高宗《起复诏》起始即称的“三年之丧，古今之通礼也”。但这些理论在未得到统治者首肯之前，还不能落实为强制性的规范。因此整个春秋战国至秦及汉初，除了孔子弟子曾为孔子守丧三年外，并无一例守满三年者。即便是孝子，如齐国晏婴为其父晏桓子、吴子诸樊为其父吴子乘、刺客聂政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结束居丧，时间一般为3个月或百日，称为“既葬除服”。儒家的三年丧制度还遭到其他学派的抨击，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子，见于《墨子·节葬下》篇。

古代为直系亲属(父母或祖父母)服丧，称之为居丧。《礼记·杂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jī)悲哀，三年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居丧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谓不度。”

居丧之俗规定的礼节很多，《礼记》中《杂记》、《檀弓》、《曲礼》、《丧大记》、《闲传》、《丧服旧制》、《问丧》等篇都有记载。

饮食

其饮食“三日不食”，“既殡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卒哭后“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平时“丧不贰事”，“父母之丧不避泣涕而见人”，见人“非丧事不言”，“言而不语，对而不问”，“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丧者不遣人，人遗之，虽酒肉，受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葬礼。

居住

居父母之丧，其居处，起初“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绖带”，行卒哭祭之后，“拄楣翦屏，苄翦不纳”，过了小祥，“居垩室，寝有席”，大祥后“居复寝”，待举行过禫祭礼，才可以回到床上睡觉。

禁娱乐

丧(毕)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头有钊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葬，乃比于不兹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等等。

服饰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秦汉时期的居丧制度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晋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 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 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国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 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 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 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虽有父母死，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 “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 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 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谐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 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 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 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遭丧不服”；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 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

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 罪自杀。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 兄刘悦告发，结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刘贺则因居丧违礼被废去帝位。《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无子，大将军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 继承皇位。但刘贺在居丧期间，毫无“悲哀之心”，当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 前殿时，他居然让随从的昌邑乐人击鼓、吹箫、唱歌、演戏。而且还经常派 人去买猪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还与随从的昌邑官员一道偷吃祭灵用 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刚即位二十七天，他就开始与宫女淫乱。由于刘贺居丧 作乐、饮酒食肉及淫乐等丑行违背了居丧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于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刘贺被废去了皇位。又据《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惠王刘乾因居父丧私下纳妾淫乐而获罪，被汉安帝削去王位。

汉朝对于遵守居丧之礼的贵族一般都给以赞美和奖励。如《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状。永宁元年，邓太皇增邑五千 户。”《后汉书·济北惠王传》：“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 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侧隐之劳。’”《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记载：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为此曾受到桓帝嘉奖，增封三千户。

居丧制度法制化

居丧制度作为强制性规范始于汉武帝，但整个两汉时期的禁约对象限制在王室诸侯范围内，法律上并未强制居三年丧。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晋时对于居丧违制的处罚大多并非出于法律或诏令之依据，而是出于“清议”。南北朝时期，居三年丧入于刑律。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不仅将居丧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条款被列入“十恶”罪中。至明清时期，居丧法律有所变革。

《唐律疏仪》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居期亲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礼》载：“凡丧三年者，百日剃发。仕者解任。士子辍考。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小入公门，不与吉事。”

制度沿袭

居丧之俗，历代沿袭。后世在居直系尊亲之丧中，有庐墓者。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中写道：徐庶的母亲死后，“徐庶葬母柩于许冒之南原，居丧守墓。”亦有久哀不绝者。《礼记·檀弓上》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还有不饮酒食肉者。《宋史·赵宗宪传》：“居父丧，月余始食食，小祥菇落果实，终丧不饮酒食肉，比御犹狒入者久之。”有不外游访友者。徐珂《清稗类钞·孝友类》：称连城张鹏翼笃信程、朱，行事遵礼，“居丧，疏食三年，不外游，不内寝，动必以礼。”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写道：娄府两公子听说萧山权勿用有“很高”的才分，便派家人的儿子宦成去请。不多几日，宦成来到萧山，“招寻了半日，招到一个山凹里，几间坏草屋，门上贴着白，敲门进去”，只见“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权勿用问明来意，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厚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再过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来会。”

述及居丧之俗，《后汉书·陈蕃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赵宣的人，守丧二十余年，一直一个人住在墓道之中。于是郡长官认为他是大孝子，推荐他做官。当陈蕃得知他有五个儿子，并且这五个儿子都是他居丧期间生下的，这就说明他违犯了居丧期间夫妇不可同房的规定，于是大怒，给他以惩罚。赵宣本想以居丧持久来哗众取宠，却不料身败名裂。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佛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宰我

宰我

子我能言善辩，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 《孔丛子·记义》中记载，宰我出使楚国，楚昭王要送一辆华丽的车子给孔子，宰我说，孔子“言不离道，动不违仁……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谓为夫子也。”说孔子对奢侈华丽的东西，以及娱心乱性的音乐，都不会接受的。于是，替孔子拒绝了楚昭王的礼物。孔子得知之后，对宰我表示称赞。

对宰我的认识，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关于《论语·阳货》中的宰我说改变“三年之丧”的问题。对此章宰予的做法，有三种解释。一是因为当时三年丧礼不再被人采用，宰予怕礼会失传，才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来引出孔子的责备，是通过孔子对自己的责备来给天下人指明大道。见皇侃疏引缪播语。二是宰予在讨论重新制订礼制的时候，见当时三年丧礼不被采用，认为存其虚名，不如顺从世俗而改成一年丧礼，并非宰予自己想要缩短守丧时间。见钱穆《论语新解》。三是宰予的话是出自本心。如朱子《论语集注》等。其中第一种解释最为可取。

三年之丧，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在《礼记·杂记下》中有详细的说法。守丧期间，因为丧父母之痛太深，所以，君子不忍心稻米饭，穿锦绣的衣服，即使听到音乐，不仅不会感到快乐，而且会更增悲痛之情，这本是出于人之常情。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却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去享乐，我们还能说他有仁爱之心吗？把父母去世都不当一回事的人，还能有淳朴之心吗？执政者自己不守三年之丧，是对父母失去仁爱之心；执政者在国内废除三年之丧，是不尊重人情。因此，三年之丧，不是为了守丧而守丧，其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能轻视。因此，不能说孔子的做法是保守。

第二，关于“宰予昼寝”的问题。对此的解说很多，一说是白天在卧室里；一说“昼”是“画”意，即粉饰卧室；一说早晨晚起；一说因宰予身体不好所以休息。笔者认为不必如此穿凿。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是懒惰的表现；本来有事却不去做，会耽误了事情。从人的感情来说，谁都有懒惰的可能性，如果自己没有理性来控制，就需要别人来加以督促。懒惰和懈怠一旦成为习惯，就像朽木污墙一样，后悔已晚，到那时再责备还有什么用？人们一般都把这样白天睡觉看作是小事，似乎不必责备，但是，如果不责备的话，对他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种责备具有督促的作用。人世间总是善于说的多，而言行能够保持一致、说到做到的人少。所以，不能只看一个人如何说就信以为真，更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观察别人是如此，我们自己的言行也应当如此。宰我是孔子弟子，有缺点错误而得到孔子的批评很正常，不必因此而贬低宰我。

孔子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韩非子·显学》中都记载了类似的话，但是，前者对宰我和子羽（澹台灭明）的品德和才能都是肯定的，后者却是否定的。从唐玄宗开元七年开始，宰我就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而被请到大成殿中，后来虽然由“十哲”发展成为“四配”、“十二哲”，宰我始终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历代朝廷的祭祀孔子大典中，宰我也享受着配享的待遇；历代执政者和历代先儒，并没有把宰我排斥在孔庙之外。因此，不能由此而贬低宰我。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我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他参与田常作乱而被陈恒所杀，但唐代司马贞疑此说把阚止（亦字子我）当宰我。因此，宰我应该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唐玄宗时，宰我被追封为“齐侯”，宋代追封为“临淄公”，后改称为“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