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南宋诗人鲍照创作的一组乐府诗）

作品赏析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开头两句“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中间四句“人生亦有命”至“举杯断绝歌路难”，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结尾两句“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2]

创作背景

《拟行路难十八首》是鲍照拟汉乐府杂曲《行路难》而作的组诗作品，《行路难》原辞已不传，鲍照这十八首拟作是今传此曲的最早作品。这十八首诗题材不尽相同，当非一时一地之作。元嘉二十八年（451）到元嘉三十年（453）间，鲍照先是自解侍郎，后离开始兴王任永安令，接着刘劭谋反，自己又被“禁止”，蒙受株连。仕途坎坷，几度沉浮，对照组诗的内容，有许多与这个时期景况暗合之处。《拟行路难十八首》当作于这个时期。^[5][1]

作品评价

宋代许顗《许彦周诗话》：“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

明代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行路难》诸篇，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独唱千秋，更无知者。太白得其一桃，大者仙，小者豪矣。盖七言长句，迅发如临济禅，更不通人拟议。又如铸大象，一泻便成，相好即须具足。杜陵以下，字镂句刻，人巧绝伦，已不相浃洽，况许浑一流生气尽绝者哉！”

清代成书倬《古诗选》：“《拟行路难十八首》，淋漓豪迈，不可多得。但议论太快，遂为后世粗豪一流人借口矣。”^[4]

作者简介

鲍照（416年？—466年），唐人或避武后讳而作“鲍昭”，字明远，祖籍东海（今山东郯城，有争议），大概出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南朝宋文学家，与北周庾信并称“鲍庾”，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因曾任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军府参军而被后人称为“鲍参军”。

家境贫困，因而年少时曾从事农耕；元嘉十二年（435年），鲍照献诗言志而被刘义庆擢为临川王国侍郎，之后又先后入刘义季和刘濬幕府，随后依随宋孝武刘骏；大明五年（461年），鲍照出任刘子顼前军参军。

泰始二年（466年），刘子顼因起兵反宋明帝刘彧失败被时，鲍照于乱军中遇害，时年约五十一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