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历史渊源

“南音”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汉代，张衡《南都赋》云：“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南音”文献有载。《吕氏春秋音初》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南音。”从“侯人兮猗”与《楚辞》体式相类来看，南音主要应指楚音，也很可能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和越音。（杨匡民：《楚声今昔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

南音起源于何时，文献资料没有明确记载。民间有多种传说，有说是唐代大曲中的“破”“遍”等宫廷音乐传入福建，与当地民间音乐相互融合发展而来；有说是唐代末年闽王王审知兄弟入福建时带来。专家学者则从南音的曲牌、乐器和术语等资料进行考证，一般认为，南音大约形成于宋，发展在明清时期。

南音与唐代及唐以前的音乐有一定关系。南音中保留了与唐以前同名曲牌，有【子夜歌】【清平乐】【后庭花】【汉宫秋】【阳关曲】等。南音与唐代大曲的同名曲牌有【三台令】【梁州曲】【甘州曲】等。宋代，随着宗室南移，泉州作为陪都，商业经济繁荣，同时文化艺术也得到了交流和发展。据记载，当时泉州的乐户人册人数有千余家，每家三五人不等，盛况可见一斑。宋元以来，在浙江、福建流行的南戏对南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南音中保留了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琵琶记》等剧目。

南音在明代已成型。明万历年间坊间木刻刊本《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霞漳洪秩衡梓行）、《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景宸氏刊刻）、《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海澄人李碧峰、陈我含刊行）共刊了南音清唱散曲二百五十九首。明代嘉靖，惠安崇武人郑佑晚年编纂整理了一本《南音曲集》。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泉州沿海的深沪（今晋江市深沪镇）有“深沪南音班社”，德化有“德化东里弦管”南音班社。

清代，南音在进一步发展，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南音曲目以描写男女爱情和历史故事的题材为主，这一时期出现了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封建制度，歌颂妇女勤劳、家庭和睦为题材的曲目，有《一司公》《赌博歌》《伶俐姿娘》等。清代，南曲馆林立，闽南一带千家万户丝竹管弦，盛况空前。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陈佛赐开设了鹿港“雅正斋”，是台湾最早的弦管社团。与之后的“大雅斋”“崇正声”“雅颂声”“聚英社”合称为鹿港五大南音管阁。清代，出名的南曲馆还有泉州的灵裳阁、回风阁、升平奏三大南音班社，晋江的金兰社、御宾社、御鸣社，安海的雅尚轩，厦门的安同阁、金华阁、集源唐、锦华阁、集安堂等。清代的文人学士对南音进行了整理，林祥玉先生的《南乐指谱》四卷，收三十六套指套、十三套大谱、四套外谱。林霁秋的《泉南指谱重编》和《南音精选》。《泉南指谱重编》收四十五套指套，十三套大谱，共六册；《南音精选》共十三集，散曲十集三百四十阙，套曲二集九阙，过曲一集四十八阙。

民国二十六年（1937），纪经亩、吴深根、洪金水、许启章、林添丁、陈春盛等成立了“南乐研究会”，传徒授艺。抗日战争时期，南音创作了《炮中火》《活捉汉奸黄顺》等抗日题材的作品，宣传抗日。

20世纪40年代之前，泉州称南音为“南曲”，至今“南曲”和“南音”通用；由于南音乐队编制中有管乐和弦乐两大类乐器，因此，闽南老一辈艺人有称南音为“弦管”；厦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多称为“南乐”；南音爱好者互称对方为“弦友”。

新中国成立后，南音受到了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新成立的“泉州南音研究社”，收集整理南音资料，开办南音培训班，举办南音演唱活动。

1950年，成立了厦门市南乐研究会，下设“集安”“锦华”“金华”等九个分会。

1953年，漳州成立南乐研究会，厦门也有“厦门金风南乐团”。泉州各级文化机构组织成立班社和研究小组，继承、挖掘传统曲目，并新创作了《绣花灯》《封建制度无合理》《海防前线建筑工人》《江姐》《红军过草原》《长征》《筑路光荣》《海峡情》《迎龙小唱》《泉州古城颂》，涌现了何天锡、陈天波、林文淑、吴瑞德、吴造、杨双英、马香缎、陈玉秀、洪金水、许启章、林添丁、陈春盛、白丽华、林玉燕等一批出名的演员。

1956年，福建省组织的南音代表队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其中由纪经亩编曲《北国风光》《迎龙小唱》，参加了中南海怀仁堂的汇报演出。

1960年，泉州市民间乐团成立，致力于南音指谱的挖掘、整理和校订，以及培养人才。文革”期间，南音的专业团体被解散。

一般认为南曲起源于唐，形成于宋：

（1）据文献记载：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军入闽，他们带去了唐代“大曲”传播于民间。大曲与当地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从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南曲”。

（2）南曲的主奏乐器琵琶的演奏姿势是斜抱着弹奏。所用筒箫严格规定为一尺八寸。这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与形制与唐旧制相符。

（3）南曲的曲牌名称有不少与唐代大曲、法曲的曲牌名称相同。如《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梁州曲》、《婆罗门》等。

（4）宋代“南戏”五大名剧：《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南曲也演唱这些剧目。

元朝时，文人加入戏曲创作，南音一方面吸取元曲之内容，一方面模仿其风格从事创作。及至五大传奇《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及《杀狗记》产生后，更丰富南音曲文；此外各地声腔亦为南音所吸收、融合。至明代中叶以后，流行于江浙一带昆山腔、弋阳腔传入闽南，亦为南音所吸收，而创作亦日渐增多，迄清代，南音已相当成熟。

南音的源流研究资料不少，主要有以下一些论点：

1．南音肇始于秦汉的“相和歌”，如“趋”、“乱”、“艳曲”都带有南音的影子；

2．南音起源于唐“大曲”、“雅乐”；

3．南音源自元明的“曲”；

4．南音形成于明清，北曲南迁形成。

基本特征

泉州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南音演唱形式主要为“丝竹相和，执拍者歌”，在室内为琵琶、三弦居右，洞箫、二弦居左，唱者执拍板居中。在室外，同样是唱者执拍板居中，而琵琶、三弦在左，洞箫、二弦居右。

南音的正规演唱一律以闽南方言演唱，依照古例必先吹奏“指套”，然后唱散曲。唱曲是南音的主要内容，一人唱完把拍板恭敬地递给第二人，逐首接连地唱下去，最后是奏大谱结束。有的馆阁还搭“彩棚”，或在舞台，上放置宫灯、黄凉伞，传说康熙皇帝封赐弦管人为“五少芳弦”“御前清客”，故以此为荣耀。

南音以上述的“指、谱、曲”和“过支联套曲”、独特的演奏演唱形式和以泉腔方言演唱为特征之外，加上自成体系的“工父谱”以及汉唐遗制的古乐器，便构成其基本完整的音乐传统体系。

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组成，既有用于歌唱的声乐曲又有用于演奏的器乐曲，是内容丰富完整的音乐体系。现存的曲目尚有二千多首（套），按照民间习惯称谓，分述于下：

一、大谱。即纯器乐曲。有标题、曲谱和琵琶弹奏法，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大谱原有十二套，后来发展至十六套。其中以《四时景》《梅花操》《走马》《百鸟归巢》（简称“四梅走归”）和《阳关三叠》较为著名。又有三套佛教音乐《金钱经》。每套谱分为四到八个乐章不等，一般可演奏十至二十分钟左右。

二、散曲。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由歌唱者执拍板坐唱，也可以手抱琵琶自弹自唱。散曲的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千首左右（一说有三四千首甚至万首以上，待证实）。曲词的内容，除了部分描写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等自然景观之外，绝大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抒发内心情感。主要取材于唐传奇、话本和宋元及明代戏剧的人物故事，表现人文精神，反映了人类共同理想和基本愿望。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一唱三叹的“大撩曲”（如《月照芙蓉》唱十八分钟），今有人称之为长抒情曲或“咏叹调”；也有小部分“顺口而歌”，类似民间小调的短小曲目，俗称“草曲”。

三、指套。亦称“套曲”，或被简称为“指”。每首“指”都有曲词、工义谱、琵琶弹奏法和撩拍符号，通常只用于演奏，少用于歌唱。原有三十六套，后来发展至五十套。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的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辑成套。由洞箫主奏的，称为“箫指”；由嗳仔（唢呐）作为主奏乐器的，称为“嗳仔指”。“指”除演奏之外，还有一义，即作为指导学生的必修教材，因而有人以“琵琶指南”命名。凡要学习南音的人，必先由教师口传心授，并指导学生熟读默背四至五套“指谱”（俗称“念嘴”，即口传），然后练习琵琶指法。

四、过支联套曲。它是“指”“谱”“曲”严格按照“管门”“滚门”重新组合的传统演奏、演唱的形式。一般都是确定“管门”之后，先奏“指”，然后依据“从慢到渐快到快”的规则，有序地选择逐个“滚门”的曲目唱下去。“滚门”与“滚门”之间由“过支曲”衔接，一气呵成，不得停顿，最后奏谱结束，俗称“宿谱”。

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二千多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代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丰富内容。其中，“大谱”里的三套《金钱经》中的“番家语”“喝哒句”，“指谱”中的“兜勒声”“普庵咒”，以及那些悠长缓慢的大撩曲（七撩拍）等，一直延续着汉唐以来中国音乐的血脉，并珍存着古代西域音乐文化的某些信息。

南音以“父工六思一”五个汉字记谱，对应“宫商角徵羽”，旁边附上琵琶指法和撩拍符号，自成体系，完全不同于习见的“工尺谱”，比“敦煌古谱”更严密，为南音乐种所独有。

传承保护

南音也称“泉州南音”，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其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

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泉州南音还流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对增进民族认同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泉州南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

苏统谋，男，汉族，1939年生，福建晋江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代表性传承人，泉州市南音协会常务副主席，晋江市南音协会主席。多次率团出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编辑出版有《弦管过支套曲选集》《弦管指谱大全》《弦管过支古曲选集》《弦管古曲选集》（8卷）等著作。

李白燕，女，汉族，1966年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南音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她曾获得众多重要奖项，如南音创新曲目《出塞和亲》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南音名曲《三更鼓》获第五届国际南音大会演唱一等奖，《情洒丝绸之路》获文化部第七届“群星奖”等。她在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担任主唱演员，录制了大量南音个人专辑畅销海内外，在南音界发挥宣传、推广的示范性作用，曾多次应邀赴法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泉州、厦门的南音班社恢复活动，对外交流频繁。培养学生方面：1984年，福建艺术学校开设了南音三年制中专班，招收学生几十名，系统地学习南音艺术。成立研究会方面：相继成立了泉州南音研究社、厦门市南乐研究会等不同层次的研究社或学会。1984年，“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成立，赵枫任会长。中国的学者、作曲者、演唱者参加了成立大会和“南音研讨会”。

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在福建省文旅厅的支持下，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生必背208篇古诗文的要求和泉州自1990年开始进行的南音进校园的工作实际，积极实施中小学生南音唱古诗文推广工程。

2019年10月13日，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南安市培训基地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

社会影响

1978年，香港东方唱片公司到漳州录制了《一心亏伊》等。

1981年，南音弦友们与香港体育会南乐组、菲律宾南乐崇德社切磋交流。

1983年，厦门市南乐团应邀赴香港演出。

1984年，新加坡湘灵南乐社来福建访问演出。

1985年，福建南音团应邀赴菲律宾参加“菲华国风郎君社”活动；1985年，福建的“中国南音艺术团”赴东京参加“亚洲民族艺术节”。

2019年11月20日，第十三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开幕，南音是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核心项目之一。11月21日，海内外弦友于泉州南音艺苑举行祭祀郎君仪式。

2019年12月14日，《春晓·王大浩从艺四十周年师生洞箫专场音乐会》于福建泉州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艺术特色

泉州南音以洞箫、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称“顶四管”，以南嗳（唢呐）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和响盏、小叫（狗叫）、木鱼（铎）、双铃、四宝及扁鼓等乐器的立奏合称“下四管”。在惠安一带有用云锣、铜钟、小钗和笙等。

南音所用的主要乐器洞箫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其长0.6米，音孔前五后一，延用唐箫规制，音色典雅浑厚、柔和优美。泉州洞箫与现今日本专门收集民间乐器的博物馆正仓院保存的唐制“尺八”形制一样，日本尺八是中国隋唐时代和南宋时代传过去的。

南琵琶，是保持唐代形制的曲项琵琶，南琶横抱（《明刊三种》所载为斜抱），有别于北方琵琶（竖抱），弹奏时低音淳厚沉抑、中音明快柔和、高音坚实清脆、紧张尖锐演奏南曲的。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

南音的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琴杆、琴筒、琴轸均为竹制，琴弓亦为竹丝，音色柔和甜美，其声极为古朴。

三弦中、低音浑厚坚实、高音响亮。

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由五块荔木片串成，演唱者双手执拍板，于乐曲强拍处撩拍。

而用闽南话演唱南曲，其中就有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地保存至今。

泉州南音有着别具一格的记谱法，称为“工乂谱”（“乂”为“尺”字的俗写），它以“乂、工、六、思、一”五个正声为基础，与全国统一的七声音阶的工尺谱并不相同，让人容易联想到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宫商角徵羽”五声乐谱。泉州南音工乂谱由谱字、“指骨”（表示时值和琵琶弹奏记号）、撩拍三部分组成，是记录泉州南音音乐语言的汉字化表意乐谱，蕴含了历史悠久的古代乐学理论。

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王骥德《曲律》中论及：“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哓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又曰“《孺子》、《接舆》、《越人》、《紫玉》、吴歈、楚艳，以及今之戏文，皆南音也。”这里所提到的“南音”、“南曲”是指今之“昆曲”，以及江、浙、赣一带的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弋阳腔等。所以“南音”、“南曲”古代、现代，以及地域不同，所指也不同。

泉州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构成完整的音乐体系。“指”，即“指套”，亦称“套曲”，是一种有词、有谱、有指法（即琵琶弹奏指法）、比较完整的套曲。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成套，共50大套，主要有《自来》、《一纸相思》、《趁赏花灯》、《心肝拨碎》、《为君出》5套。“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附有琵琶弹法，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每套包括三支至十多支曲牌，共16大套。内容多为描述四季景色、花鸟昆虫或骏马奔驰等情景，其中著名的有“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4套。“曲”即散曲，又称草曲，只唱不说。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1]

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后来又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并与闽南的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乐种，尤其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声音，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入人们如痴如醉的心田。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南音至今保留着“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行，南音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流传到东南亚，远达欧美。

泉州南音素有“曲海”之称，俗谓“诗山曲海无底谱”。南音散曲不计其数，有的人说有1000多首，有的说有2000多首，有的说有3000多首，甚至有说有6000多首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早期南音传承为设馆授徒，先生（师傅）对学生（徒弟）口耳相授，曲谱不轻易示于人，南音先生（师傅）手中（心中）有多少曲谱当学生（徒弟）的都不一定清楚，更别说其他人了。

古时南音演唱需搭盖锦棚，上面悬挂“御前清客”横彩（后衍为“御前清曲”），横彩边挂一对或一盏木质宫灯，台中放置五把太师椅，两只木雕小型金狮子（现衍为四只），左旁立一绣有黄龙的凉伞，一应摆设，可谓张灯结彩、金碧辉煌。这一切都源于清朝中后期开始流传的泉州南音晋京演奏受康熙皇帝恩宠的传说。泉州南音乐器以琵琶最为重要，演奏开始时应由琵琶弹奏者先行上台入座，其他乐器弹奏者方可就位，据传说以前琵琶弹奏者是坐在演唱者左边（即现在吹洞箫者之位），按照泉州的风俗习惯，此为“大位”，后来传说“五少芳贤”晋京为康熙皇帝演奏时，康熙皇帝曾将洞箫接过来学吹，此后，“大位”就让给吹箫者了。南音乐手“脚踏金狮”，这也和泉州南音晋京演奏的传说有关，南音演奏时，弹琵琶、二弦者为防止乐器滑落，往往将大腿盘上（跷二郎腿），相传在御苑演奏时，在皇帝面前跷起二郎腿有失礼仪，康熙皇帝于是命太监将龙椅之前的两只金狮子拿下来，一只放在弹琵琶的脚前，一只放在弹奏二弦的脚前，让他们垫脚，以防乐器滑落，故南音乐手有“脚踏金狮”的荣耀。泉州南音演奏时，有“起指”、“宿谱”的规矩，开始演奏时要奏指套（嗳仔指或箫指），继而唱曲，最后以演奏纯器乐曲（谱）作“煞尾”，完成一场演奏。以前泉州南音演奏还讲究“和谐协韵”，唱曲时，要以同一“滚门”（调高）的曲子接续连唱，若要换唱另一“滚门”的曲子，要以连缀不同“滚门”的曲子作为“过枝曲”加以过渡，才不致于“背韵”。泉州南音演奏者衣着讲究，行为举止皆有礼法。古时南音演唱、演奏者皆为男性，需着长袍马褂上台，坐太师椅，举止有度。现时亦有穿背心、短裤、拖鞋者不能上台的规矩。

泉州南音演唱时，协奏的乐手一般都要在奏完两支曲子后下台，换上其他弦友，仅奏一支曲子就下台会被人笑“没饱腹”（仅懂得弹<吹>奏此曲，不懂其它），连着弹（吹）奏三支、四支曲子则会被人说“占家俬（乐器）”。

泉州南音尊崇后蜀皇帝孟昶为祖师，南音爱好者自称“郎君子弟”，是非常独特的行业祖师信仰，有异于泉州戏曲界其他戏曲如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等崇拜戏神田公元帅（雷海青），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孟昶，五代时后蜀国君，后蜀建立者孟知祥第三子，公元934年即位。宋乾德三年（965年），宋兵攻入成都，后蜀兵败之后，孟昶乃命李吴草表以降宋。孟昶降宋后不久即亡。孟昶死后，其妃花蕊夫人被宋太祖召纳入宫。因孟昶“美丰仪，喜猎，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花蕊夫人心生怀念，私绘孟昶像以祠，被宋太祖见到并问是何神仙，花蕊夫人称其“张仙”，说：“奉此神者，多子。”宋太祖即焚香拜祝，传闻后来果然生子，乃敕封为“郎君大仙”，特赐春秋二祭。花蕊夫人著有《宫词》一五六首，其中有不少记述孟昶“御制新曲”之事，如：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或许正是因为孟昶“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御制新曲”的缘故，才使得泉州南音子弟将之奉为祖师爷。

旧时南音馆阁都悬挂有“郎君爷”神像和南音先贤名录，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孟昶祭日及春秋时节，必举行规仪隆重的“祭郎君”仪式与“祀先贤”仪式。与传统的“祭郎君”仪式有着严格的仪规程序，通常在下午五点左右进行，摆设香案。祭器和祭品，以“上四管”形式坏立于郎君爷像前奏乐，奏乐完毕，即开始正式的祭典仪式，由司仪唱仪，馆阁负责人或资深教授

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泉州南音馆阁、社团间往来有一种很独特的习俗，称“拜馆”，当南音弦友到达另一南音馆阁时，需先行香礼拜主方馆阁内奉祀的“郎君爷”，之后才整弦演奏联谊。

代表作品

南音曲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抒情、写景、叙事三类。，主要取材于唐传奇、话本和宋元及明代戏剧人物故事，其中《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等曲目广为流传。

发展

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古乐的许多遗响与南音有相似之处，如先奏的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宫角绕商等多重角的旋法特点；汉代的谱式记号及汉蔺相和歌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演唱演奏形式；清商三调、相和五调等等均能在南音之中找其踪影。（拙挫文：《南音标准音诸问题》对以上现象已作了详细诠释，此文故之）难怪《泉州府志》载有明万历年间的晋江寒儒苏浚作诗云：“满径苍苍烟雨突，长空浪卷晓云沈。江头不断清商曲，留得春风与客心。”苏浚是位南音爱好者，他所指的清商曲若不是南音又能是什么呢？因此，古时泉州南音很可能也有清商曲之称谓。

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唐僖宗光启年间（公元885－887年）自河南陇亩起义的王潮、王审治兄弟入闽，据有闽中五州，立为闽王，建立闽国。这次移民时间短而大批量。其侄王延彬在南安设置招贤院，招贤纳士，中原士族如黄滔等纷纷迁地而南，一时泉州成为“海滨邹鲁”。此时的泉州经济和文化已相当发达，已是“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了。中原人的南渡，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必然带来中原优秀的音乐文化，这对当时泉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宋元泉州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泉州有很多南音组织。据记载，最早当属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晋江深沪御宾南音社了。早期泉州市区的南音组织有“筠竹轩”、“灵裳阁”、“升平奏”、“回风阁”及“回风阁俱乐部”等。泉州周边各县市、各乡镇亦几乎都有南音社团组织。特别是在比较富裕的乡镇，南音社团活动则尤为活跃，被誉为“南音穴”的浮桥镇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富庶的小镇，人文景观极为丰富，笱江月色让人流连忘返，也孕育不乏南音人。夜晚，人们经常聚在桥头边的榕树下听老人们讲李九我的故事或接官亭的传说，远处还不断传来丝丝的弦管声。夜深，当人们返家路过下洲巷、祠堂口、和光宫，南音依然阵阵，清音雅乐不绝于耳。那时浮桥南音之盛，可见一斑。据浮桥下洲村84岁高龄的老艺人蔡百合介绍，早在60年前，就有许多资深的南音艺人在浮桥开馆设阁，收徒传艺，那时浮桥的“临江阁”在新门外一带名噪一时。当时，“延陵吴”13乡为“割香”庆典而举办的南音大会唱可说是盛况空前，那几天人们兴高采烈，到处张灯结彩、高搭锦棚，先由来自泉州城里及厦门等名社团登台献艺，再有13乡社团才一一登台演唱。“临江阁”出色的演唱让其他名社馆阁刮目相看。

南音[中国古老乐种]

三五成群，家庭式的南音演唱在泉州最为常见，可说比比皆是。以曲会友、以声传情是弦友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佳选择。主人们对待来者，不管初交或深交，都会奉茶施粥，若遇知音还会备办酒席招待。南音的艺术魅力让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和谐。

广州著名粤曲撰曲家陆风先生表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失明人演唱的地水南音一度流行于广州的茶楼妓馆。后来小明星、月儿等女伶当红，城市中的说唱传统渐渐被女伶所压倒，地水南音显出消退之势。到了四十年代，地水南音多见于乡村中的“七姐诞”活动。如朱村这些近郊农村，每到七夕就会请一些失明艺人到村里唱一两个晚上，通宵达旦。演唱的多是《背解红罗》、《大闹广昌隆》等热闹曲目。共和国成立后，提倡新文化，充满“旧气息”的地水南音就不合时宜，渐渐消失了。

作为南音的发祥地与集中地，泉州市历来重视和爱护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民间的弦管班社馆阁，几乎遍布城乡各地，以至山边海角，爱好者自愿结合，自娱自乐，随处都有管弦之声。新中国成立以后，泉州市首次出现由文化部门出面组织的弦管团体和公办乐团，弦友们成为新文艺工作者，他们学习新事物、服务新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弦管重获生机与活力，民间的弦管团体恢复发展至500多个。在1981年至2005年期间，泉州市已成功举办了8届海内外南音大会唱。从1990年起，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并且年年举行中小学演唱演奏比赛，至今已举办了20届。泉州师院、泉州艺校招收南音专业学生，开辟了传承新渠道。而在保护与研究南音文化遗产方面，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南音学会、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做了大量艰巨、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传播范围

泉州南音传承流播的地域非常广，除了在泉州城乡以及闽南地区广泛传播之外，历代以来一些闽南人移居省内各地和邻近省市，亦将泉州南音带到当地，如三明市就存在南音社团。泉州南音还伴随着闽南人的足迹，远播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台湾的南音（称“南管”）社团有70多个，成员多数祖籍泉州，多达千余人，演唱、演奏风格保留着故乡泉州的传统特色。泉州南音在南洋地区曾经存在和现有的南音社团计有80多个，其中：菲律宾30个、马来西亚27个、印度尼西亚13个、新加坡12个、文莱1个、缅甸4个。在越南、泰国等泉州华侨聚居的其他国家也有泉州南音传承。可以说，再没有哪一种中国音乐能像泉州南音这样在这么广阔的区域流播。

相关保护

相关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南音的保护与弘扬，将其摆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2002年，泉州市启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音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工作，并把申报的过程作为保护与弘扬的过程，如制定实施泉州南音艺术保护与振兴的决定，开展南音社团的普查和南音专业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与报批，支持文化部门出版或发表一批弦管典籍与研究论着，等等。泉州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泉州戏曲、南音陈列馆和泉州南音艺苑已先后落成启用；专业团体和民间社团也多次晋京和出境、出国交流与演唱，产生良好的影响。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8日，福建省泉州市南音乐团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

2009年10月1日，南音（泉州弦管）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时距2002年5月泉州市正式启动泉州南音申报工作已有近8年的时间。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泉州南音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1年11月，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2]

相关知识

1．过去，泉州弦管演唱时要搭锦棚，上面悬挂“御前清客”横彩，边上挂着木质银丝宫灯，台上正中安放着五把太师椅，左旁立有绣着黄龙的曲柄凉伞，演唱台的布置一切都按传统的法度而陈设。整个舞台张灯结彩、富丽堂皇，显得特别有气氛。

2．旧时弦管的演唱和弹奏者皆为男性，他们非常讲究衣着，一定要着长袍马褂上台演出。他们端坐太师椅，温文尔雅，行为举止皆遵古风。21世纪，南音演唱时更加讲究礼仪，穿短裤、背心、拖鞋者严禁上台演出。

3．演唱弦管时表演者有其固定的位置。五个座位次序是，歌者执节居中，歌者左边上首为洞箫，下首为二弦。歌者右边上首为琵琶，下首为三弦。其他的配器如响盏、小叫、木鱼、双铃、四宝及扁鼓等，分立后面两旁。

4．泉州弦管演唱者执节而歌的传统，与南唐长卷《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歌者所执的拍板相同。一直延续着传统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形式。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当中，唯独南音有此表演形式，地方特色鲜明。

5．弦管乐器往昔以琵琶为重，坐在歌者左边上首的“大位”，演奏时也应由琵琶弹奏者先行上台入座，其他乐器弹奏者方可入座。后来“五少芳贤”晋京为康熙皇帝演奏时，康熙皇帝曾将洞箫接过来试吹，之后，此“大位”自然就让给吹箫者。

6．泉州南音演出时，台上都摆有两只木雕小金狮子让弹奏者垫脚，这种表演形式被称为“脚踏金狮”。这种独特的陈设和礼仪相传起源于清康熙年间，与泉州南音晋京演出受到康熙皇帝的恩宠有关。

7．弦管中的弹琵琶和二弦者，弹奏时往往都要跷起二郎腿，这是为了防止乐器滑落。泉州南音晋京为康熙皇帝演奏时，在至尊的皇帝面前跷起二郎腿，对帝王不恭敬也有失礼仪。泉州弦管高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8．还是康熙皇帝有办法，他灵机一动，命太监将龙椅之前的两只金狮子拿下来，一只放在弹琵琶的脚前，一只放在弹奏二弦的脚前，让他们垫脚，防止乐器滑落，以便更好地演奏，自此，泉州南音乐手有“脚踏金狮”的荣耀。

9．“脚踏金狮”已演化为四只金狮子，每个弹奏者都有金狮垫脚。泉州南音这种严格的演唱礼仪习俗，古朴庄重，规范定型。“脚踏金狮”的礼仪展示了南音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艺术价值。

为什么南音古乐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在历史进程中除了不断吸收兄弟乐种的声腔来丰富自己外，其决定因素是长期与梨园戏交融发展。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南侵，汴京（今开封）沦陷，北宋覆亡而迁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赵宋皇族南外宗正司也自临安迁往泉州。遗臣、遗民们纷纷南移，一时泉州成为南宋的陪都。这时泉州港处于兴盛时期，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美誉。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以南音为基础，以带浓重的中州洛下正音的泉南腔为唱词吐音，并加以故事化了的梨园戏，此时应运而生。应该指出，它与宋室南迁而带来的宫廷文化如家庭班（又称家班戏）不能说没有关系。

梨园戏以南音为母体音乐，以南音“曲”为主要唱腔，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部分民歌以及其他戏曲声腔，诸如弋阳腔、昆山腔、青阳腔、潮调来丰富自己，而形成“上路”、“下南”、“小梨园”流派。南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宫廷走向民间，又从民间搬上舞台而形成一种个性独特，雅俗共赏的传统音乐。南音古朴、典雅、舒缓、低回的音调却最适合配以哀怨、忧伤、抒情、思念，特别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因而，极富感染力，与民众心灵相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就有《陈三五娘》等梨园戏的痕迹。它不仅记有南音的滚门曲牌，同时还标有唱词及南音工×谱的撩拍记号，这说明南音与梨园戏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

梨园戏的产生不仅丰富了南音的“指”与“曲”内容，同时通过演出实践而对南音的撩拍、乐器、定音等方面作了发展。撩拍方面由原来二分音符为一撩而紧缩为四分音符为一撩；乐器方面则由品箫代替洞箫；定音方面也由“以工为商”为标准音的洞管定音法，一改为“以×代工”的品管定音法。由于南音与梨园戏在历史长河中互为渗透吸收，互为交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从某方面而言，梨园戏对南音所作的改革更贴近现实生活，群众也更乐意接受，这无疑起到完善南音和充实南音的作用，让南音艺术更具生命力。

不仅如此，闽南的其他地方戏曲，诸如提线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甚至芗剧（歌仔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从南音中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如歌仔戏最富特色的大广弦，不就是从南音二弦演化而来的吗？同样，闽南诸剧种在面向民众的演出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了南音，实践了南音，让南音更贴近群众、更深入人心，而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